星期四晚上听了周国林的讲座，没有获益匪浅。
周国林的列席受到了李院长的隆重接待，李院长深情款款地宣读了周国林的身份爵位，串起来有一大皮条，什么资深教授啊，什么担任华师的某某职位啊，担任湖北省的某某啊，是全国历史文化研究的某某啊……读后让我们这些芸芸众生望而生畏。其弦外之音不外乎两点，一是在恭维周的大驾光临让本来蓬荜不堪的黄师蓬荜生辉，二是在向我们传达能够听上这位大人物的讲座是我们的八辈之幸。
宣读“爵位”的习气早已约定成俗，好比学校举行元旦晚会正值如火如荼时领导们方才姗姗来迟半路杀来的行径，也已成惯例。这些惯例或是约定成俗的东西中有很多是多余的但于他们而言又是不可或缺的，好比人类额头上的两横眉毛相比于嘴巴和鼻子的功用而言，就略显多余，但不能因为它们是多余的而把它剃掉。无论如何，教人守时的领导自己是不能“珊珊来迟”的。这一滑稽之趣好比学校不在寝室里安排放衣服的柜子却又明令禁止私自拉线挂无处可放的衣服。这不能怪我们拉线影响了寝室的容颜，而应该归咎于“禁止令”出了问题，不切实际胡诌的禁止令才是问题的症结之所在！类似于这样的规则不遵守也罢，听之任之，视之闭之！
周国林的接待如此隆重，让我浮想到了前段时间同样是来我校文学院讲座的陈应松。据陈应松亲自口述，他到黄冈后没有受到应有的接待，此语一出，酸味层层荡漾，话里行间蕴藉着些许抱怨。事实情况我们也亲历目睹了，是黄冈移动趁机以商业宣传的目的接待了他，文学院院长的踪迹难寻。
这就是学者与作家的区别！周国林是致力于研究的学者，而陈应松则是一心搞创作的作家。在中国，绝大多数情况下，学者与作家之间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学者和作家好比本来应该恩爱的两口子闹下矛盾后你说我的不对我说你的不是。学者与作家本应该是一家人，但却常常要耍小孩子脾气，最后闹得“二虎相斗以分轩轾”，以至于我在抄文学理论笔记的时候发现学者陈晓明一直耿耿怨恨中国为什么一直出不了一个卢梭，林语堂则反过来讽刺中国的学者只会作一些酸软无力的文章，张爱玲亦云学者的理论并非高高在上。只有钱钟书最聪明，在二者间寻找折中，既当了《围城》的创作家，有以《管锥篇》的学者身份留名于世！
陈应松对“无人接待”的怨恨只能忍气吞声，要怪的话就只能怪李院长是学者而非作家。“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周国林亦是学者，李院长在与之志趣相投的契机下隆重地接待他，是理所当然，而弃陈应松的讲座于不顾，亦是顺水推舟。学者与作家各有各的清高，“老死不相往来”，没办法的事，志不同，道不合！
饱读诗书的人都有当作家的愿望，只是并非有了“满腹经纶”就写得出东西来，所以当不了作家难道当学者还不行！所以大多数学者只是作家笔下的寄生虫，作家写出点什么东西来，学者就“饿虎扑上”。本来学者并无可厚非，我们需要学者，但偏偏有些无聊的学者像跳蚤一样跳来跳去，连孙悟空是从哪个省的石头里蹦出来的都有成批的人花费心思去研究，纯属抢饭碗的闲杂人等！“中国死几个农民工所造成的损失要比死几个学者大得多”！如今的学者已将路越走越宽，学者往往寄生在教授的名下，除了上课在履行教授的职责外，其余的时间都在办公室的电脑前充当了学者，平时都看不到影子。而且越是资深的教授，其在“闺房”中隐的越深，在“韬光养晦”中致命于自己的传世之作，全然忘了教书育人传授知识才是自己的天职。林语堂在谈到他的理想教育时说“理想教育应该是一班瑰异不凡人格的吃饭所，国中贤才的荟萃之区，思想家的糜集之处，使学生日日与这些思想家交游接触，朝夕谈笑，起坐之间，能自然受到他们的诱化陶养引导鼓励”然而这在如今看来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模式罢了，现今的教授兼学者都自顾自地忙着自己的事，哪还管得了与学生“朝夕相谈”。所以《杨度》中所写的文学泰斗王闿运与学生朝朝暮暮谈经讲学的佳话只能成为一种传说!
对于大人物的讲座我一向趋之若鹜，意在一睹他们的风采，将他们的“大”之处探个究竟。听完周国林的讲座后，我深信不疑地认为这算不上启迪我们智慧的讲座，而是一场“新闻发布会”，他的目的在于大肆渲染他所领导的《荆楚全书》编纂运动，被形象地称之为“百人专家，千个项目，万人学者”工程，一套书可以将万人学者席卷其中，足以见得我国的学者数目泛滥成灾之现状已达到了何等蔚为壮观的程度！
俞敏洪说过“当一个人在嚎叫他要做成某某事情的时候，我几乎可以立即判定这个人是做不成的，因为他还没做就已经叫的非常响亮了，就已经让全世界都听见了。”《荆楚全书》工程才初见倪端，就已经被周国林叫的响天彻底了……我不是在周国林热热情洋溢时故意把俞敏洪的话拿出来往他身上浇冷水，而是想说治学之风不要太过冒进为好，等到《荆楚全书》真正问世的那一天再向全世界宣扬嚎叫也不迟！
还有，编纂这部书的主将都是些上了年纪的资深人士，他们“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确实值得我们小生晚辈顶礼膜拜！我们没有理由去蹉跎岁月浪费光阴，应该抓住热血沸腾的青春韶华努力奔跑！“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