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中我于不经意之中说到了陈应松有点“野路子”，换句话说就是有点孤傲狂妄。何以见得？“孤傲”是他自己脱口而出的，听了讲座的应该记得。“狂妄”是我给他的评价，因为他的三句狂妄之语一直萦绕我的耳边，他是这样狂妄的“写作是靠天赋的，我自认为我有写作天赋”“当代小说是非不分，看到就厌倦，我自己写的除外”“我自认为我比神农架的了解比神农架本地人还多”还有，在谈到他的《马嘶岭血案》一书因被诬冠有“政治问题”而不能通过电影审查局拍摄成电影时，他将近恼羞成怒，愤慨一句“狗可以乱叫，鸟可以乱鸣，人想说话为什么就不行？”
我不是在谪贬他的狂妄傲气，相反我还比较欣赏基本功扎实的“野路子”，我只是有点诧异他儒静博雅的外表下竟还深深隐藏着一颗汹涌澎湃的炽热火心。看来陆玉瑶说得没错，看人不能看外表，雾里看花所得的只是一相表皮而已，难怪陆玉瑶调侃式地说我“表里不一”，我也想调侃地问一句，我写的东西真的就对不起我长的那张脸吗？
我觉得狂妄是应该被接受的。或许我们应该仔细想想一个人为什么放着好端端的话不说而硬要口出狂言？是因为语气和缓、轻声细语的“平铺直叙”既已无济于事，唯有靠狂妄怒喊这种极端方式来吐露心中早已不堪积累的愤懑。我想，鉴于这一点，如果用“中国走不通资本主义而改道走社会主义”的思维来理解，会更容易接受。我陈应松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写出来的书，为什么就被你无理取闹成“政治问题”，何况据陈应松昨天下午所说，他在创作时只是想着艺术表达，根本就不知道哪里有“政治问题”，这就好比明明是顺其自然地把双手放在身体的中央，会被某位审查局的高层领导意淫成“挡中央”有故意暗喻反党叛中央的嫌疑。在这种情况下，何人能做到按捺而不狂妄，狗急了也会跳墙！
人一狂妄，说话不免会过激，于是就被定下了“思想偏激”的罪名。在我看来，思想偏激并无甚，纯属一种真情表达的需要，人在思想偏激之下所说的都是肺腑之言，是内心深处无处表达的话，是难能可贵的真心话。这个社会说真话的本来就少，在作文里说真话被判零分，在官场中说真话贬你官降你职，于是除情书外真话无处缝生，吓得人们由不敢说真话到说不出真话。思想偏激一下就怎么了？世界上本来就不存在什么偏激的话，只是不说真话的人多了，稍微遇到像样点的真话，就顺理成章地污蔑为偏激的话。
文已至此，突然想到了前段间闹得沸沸扬扬的“会商制度”，这一制度是由冠以中国最高学府之名的北京大学推行出来的，其中有一项就是要对校内那些“思想偏激”的学生进行会商，至于怎样会商，我无从知道，但其目的明明白白的是要对其进行思想整治，以促其人格健全发育。对于这一制度，我是不能苟同的。首先，入驻北大的都是各省市的天之骄子，他们个性十足，若整治他们的思想，恐怕有悖于“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理念，最终酿成束缚思想埋没千里马的悲剧。再者，蔡元培主政北大时，就十分欣赏思想偏激的有志人士，她曾一度邀请异常偏激的陈独秀来北大执教。大学本来就是一个思想的跑马场，而不应该成为只许学生发表当权者喜欢听的言论。如果大学生连自己想说的话都不能自由言论，那还谈什么健全的人格，动不动就以“思想偏激”定罪来“会商”，还怎么培养独立的思维能力！
我不知在哪里读过一句话，觉得精辟入微，大概是这么说的，凡是诚意的思想，只要是自己的，都是偏见。我十分赞同。唯有偏见才是我们个人所有的思想，才不是套用借用。只要把自己的偏见真实诚恳地表达出来都是有价值的，比起那些人云亦云，正过来说反过来亦说的套词陈语有价值得多。
前面说了，狂妄的下一步是思想偏激。思想偏激进一步进化，就不免要骂人了。在我看来，骂人也并无甚，也是文辞表达的需要。古今中外，凡是有思想有私见的文人都免不了要骂人。于是“鲁迅不得不骂东方文明，尼采不得不骂现代欧人，萧伯纳不得不骂英人”。用怒骂做出的文章让人读起来顿生勇气，比起那些唯书是钻的学者博士所写的酸软无力的文章所释放出的功力要大得多。当然了，能骂人，也必须能挨骂，这是“思想偏激”者所必备的素质。而且我认为唯有这样，你骂过来、我骂过去，才有可能搅动文坛里的一潭死水，才有可能出现“百家争鸣”的文化盛世。
但是骂人也得分清对象，而且还得达到那种不骂不行的地步才可“骂”。我们不能因为被别人不小心踩了一脚而怒喝相骂吧，但对于贻害苍生的有色馒头，连杀十人而不眨一下眼的周宇新，贪污四届的四位河南交通厅长，拿鲜红的血液去换钱的献血车，心肠歹毒的药家鑫，等等这些，难道可以用轻言细语一了了之，恐怕不行吧！通过骂，巧妙地骂，才能不姑息纵奸，杀一儆百，才能达到警醒后世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