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不是关，髙考才是尖刀山”，这是我听两个学生说的。
当前我囯髙考，方式复杂。这种故意抬高髙考神密性的做法，正是导至学生把髙考视为畏途的根源。
有句老话，叫“过尤不及”。
我国现在的教育管理方法，就是“过尤不及”了。把大学、中学分成重点的、非重点的：把入学分成择校的和非择校的；把大学录取分成第一批，第二批；把入学分数线分成这个省的，那个省的，总而言之越搞越复杂。本来是“统一招生”结果并不统一，这一切都出在一个分数上。
现在，分数观念已经把学生神经搞僵了，逼得学生仅小慎微，根本谈不上生动活泼主动地学习，天份发挥不出来，实际上误了不少人才发展！
现在考大学、考中学，都是学而优则“重”。重是指重点，分数高的进重点。这种做法好吗？我则不以为然。
大学录取分几批，先由重点大学去选高分生，学校有了优先权加上“尖子生”，自然众人注目而成了名校。这种做法使我想起以前的“样板田”，化肥供应优先，经济支持优先，媒体报导优先，只是这不叫“重点田”而叫“样板田”而已。
自从有了重点大学一说，相继出现重点中学。重点中学与重点大学不同，重点中学因为太热门，于是与市场机制相通，可以“分不够，钱来凑”，在一定条件下，把不足的分数用钱垫上。于是出现了“择校生”和“扩招生”。
用分数把学生分划成三流九等，实际上也就是在学生心坎上加上不同的负荷。进入重点中学的学生，心理上存在危机感，怕失手而被淘汰；未进入重点中学的学生，心理上存在低能感，自觉低人一等。学生的学习心态很重要，因分数造成的阴影，自然会影响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地学习。现在提倡“素质教育”，反对“分数至上”，而教育管理和录取制度又死死地定在分数上，明摆着的自相矛盾！
六十年代之前，我国大学高考只分华东区、华北区两次，统考录取均一次完成，录取名单在报纸上公布，分数线一致不分地区，更没有什么“重点”轻点之分，学生按自己的能力和志趣填报学校和专业，进入大学之后也没有重点班，一般班之分。学校教育推行德、智、体全面发展，提倡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建设学好本专业。正是这几十年的毕业生，把祖国建设得如此繁荣、发达。历史证明出类拔萃的人才，不一定非出自某几所名牌或重点，举凡是老牌大学，都有自己的经验与特点，不同分数的考生，也每每有不同内涵的优势。不能否认名牌大学，也不能轻视非名牌大学，不信，你可以了解一下得国家级重奖的科学家、两院院士就读学校的情况。
我并不反对创建名牌，但是名牌要靠自己去创建而不是靠政策扶植，因为我国的学生太多，我国的幅源太大，我国需要的人才太多，不能只靠几所名牌来完成使命。我们应该把大学从朿缚的状况下觧放出来，在公平的环境中，让全国有限的高校，去创建自己的特色，形成不同特色的名校。世界上名扬四海的名牌大学，都有他们自已的特色，因此才能久盛不衰。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出类拔萃的有七十二人，这七十二人都是从三千人中成长的，不存在重点之说。如果有什么特点，那就是孔子自己说的：“有教无类”、“因才施教”、“教学相长”。这些都是老师的教学方法，而不是学校的教育制度与教育措施。
我们自已也是学生出身，靠十年寒窗熬出来的知识分子，所以我们对怎样成才很有感受。我们开始读小学时正赶上抗日战争，从小学到大学都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中度过的。在那些苦难的年月，都是随遇而安，有什么学校读什么学校，而且经常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以适应战事发展而颠沛流离！学习条件虽然艰苦，但是学习氛围却非常宽松，全靠自己努力，没有外界干扰。如果那时候也有按分数划重点，我们肯定早已辍学了，早被淘汰出局了。现在我是一所大学的教授。我回顾我自己过去的学习历程，无非是三点：宽松的学习环境、尽业而仁爱的老师、不懈的自身奋发。常言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只有“师”和“生”两个要件，其他都不重要。我过去有一位中学同学，抗日时期在国立九中同班，名字叫彭修文，当时九中风行拉二胡，他的二胡拉得好，又遇上刘天华老师，因此爱上民族音乐，后来他没读过大学，全靠自已不懈的自学，成为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指挥家，民乐大师，知名于国内外。抗日时期因流浪不定，靠自学成才的还有大名鼎鼎的中央美院的黄永玉教授。过去在学校念书，思想不受干扰，一门心思按自己的志趣和抱负去进取。
人才科学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大的潜能，引导潜能发挥是一件非常重要的过程，其中关键是教师，教师要因才施教而不是因“我”施教。一肚子学问的老师不一定是名师，只有能把自己肚子里的学问通过好的教学方法和无私的爱心传给学生，让学生真的有了学问，这才是名符其实的名师，也就是“名师出高徒”的名师。一个学校有一批真正的名师，这学校无疑将会成为名校。如果不是这样，而是靠各种行政手段，仅管的确是一片好心，但是往往事与愿违。现在的教学管理、教学方法，常常是把“活鱼闷死再上市”，市面上活蹦乱跳的鱼没有了，关键就在于管理方法不当，因为用的方法是“闷死再说”。现在提倡“素质教育”，但是“素质教育”所指的具体内涵还不明白，各有各的理解。我想，一致的想法大约是希望“活鱼上市”。如果真的要想活鱼上市，那就必须“放开”，把学生放在大江大河中的大环境去成长，成长的标准不要定得太高，不一定非要与外国人比，外国人说话挤眉弄眼，表情夸张，而我们有我们的文化背景，没法学他们。要自信，相信中国可以赶上国际水平，但不一定要立竿见影。中国人多，因而“才”也多，但是成才不能只有一个模板，可以是“直木宜作梁，弯木宜作犁”，总的说来“天生我才必有用”、“不拘一格降人才”。
如果问我，我的主张如何？那么，我主张“高分低能”与“低分高能”并举。我反对那种路还没走几步，就又提出“方向错误”的做法，要放开手脚，相信群众，让大家按各自的志趣和理想前进。我认为所谓的“高分低能”和“低分高能”在中国历史上都作出过著越的贡献。有不少“高分低能”者，曾是我国的“汉学大家”，仅管他的行为古怪，见解迂腐，但是他们的学识才华和文章积淀，为中华文化进步作出过辉煌的贡献。而“低分高能”者，在历史上就更多了，不少人都是“一代天骄”为国人所敬仰，比如成吉思汗就是其中之一。历史上中国军旅中行伍出身的名将最多，就看解放军中元帅、大将中有几人是名牌学院出身的，而他们的战绩、战法、军事思想、指挥艺术，无疑是世界战争史绩中的耀眼篇章，这是很值得我们反思的。
建议把髙考招生方式简化一下，创造一个宽松的教育环境，让学生安心学习，让学校安心办学。只有这样才能适合我们这样具有13亿人口的大国，每年几十万考生，不至都挤到一堆去抢出路。路有多条，殊途同归，造就千万个有学识有技能的人才，何乐而不为。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国正在崛起，人才培养是重中之重，有待教育界深思。
注;本文于2004年7月以相同笔名曾在<安徽晚报>教育视线栏目发表，鉴于观点尚未过时，特借一角再投此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