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老试卷》是一本由么其璋 / 么其琮 等编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360图书，本书定价：平装，页数：2016-6-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民国老试卷》精选点评：
●在成都方所书店翻了一遍，把爷爷当年可能考过的试卷全都看了一遍，感叹当年的大学生真的是学富五车的精英了！换了我怕是就考不上了
●很神奇
●如果生在民国，第一字要写得好看，第二要有深度，有国家魂，第三要务实，不是为了考概念而去考试，第四所谓不拘一格降人才，只要是人才，大部分都能为国家做贡献。
●3分已读
●2019453 感觉很像考研题了……划拉了两下，没想到我数学还凑合|ω・）
●文史题目好有水平
●没有医学
●刚翻看一本，好有趣！
●有点意思。要是有参考答案就好了，想知道那时候主观题的评卷标准。
●在民国 我一定是个文盲
如果穿越到民国，你能考上梦寐以求的大学吗？这本书收录了民国时期五十余所大学的三百多套考题。时光仿佛回到八十多年前：命题人露出迷之微笑，出得绝妙一题；答题人或苦思冥想，或胸有成竹。命题人，是陈寅恪、胡适、朱自清、华罗庚……答题人，是季羡林、钱钟书、钱学森、陈省身……如今，这些名字的主人或已过耄耋之年，或已驾鹤西去。他们曾临卷奋笔疾书，那时他们风华正茂。
《民国老试卷》读后感(二)：同学你好，这是一份跨越时空的作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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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民国读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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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民国，你还能考上大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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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你好，这是一份跨越时空的作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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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消失了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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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版古董书书影
《民国老试卷》读后感(三)：民国大学招生是创业公司招人，高考是公务员考试
细细地读了一遍。题目本身不算特别难，但是很开放，有启发性。特别是国文、史地、公民类的题目，很多都可以是大学学者的研究课题了。以前经常在媒体上看到美国孩子要对付宏大开放的作业，需要自己查很多材料、独立思考，其实民国时期的大学招生试题还真有点那种感觉。
总结下民国和现在高考题的区别吧：
一、民国大学的题量少更开放，现在高考的题量大更公平。不过量多量少也只是表象了，更准确说民国题偏个性化，现在高考题偏标准化。打个比方，民国考试像创业期的公司招人，没那么多条条框框，创始人问几个问题可能就看中了；现在高考像组织严密的公务员考试，几轮笔试面试还嫌不够，还要加上性格测试背景调查什么的，复杂得很。所以民国时候的题目可能更适合天才、偏才，现在的高考题目是标准化的，更多考虑公平，减少偶然性。所以民国有罗家伦、钱钟书、臧克家那样的偏才被阅卷者慧眼识珠破格录取，现在大概不会了。
二、民国大学的题目中能看到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民国时期诞生了很多学贯中西的大学者，这跟当时东西文化交汇的教育、文化和社会背景不无关系。大学招生题里也是一样，既有传统的句读、诗书（还记得陈寅恪出的对对子题目吗），也有最新的科学内容，体现出兼容并蓄的风貌来。教会大学的题目更偏向西方一些，有些教会大学，除了国文之外，其余科目是全英文考试。林语堂就曾经说自己的英语好应该归功于在圣约翰大学的学习。
三、民国大学题贴近社会现实，而且尺度更大。这个不必多说了，1933年中山大学国文题“蒋介石对日不抵抗，宋子文在欧美大借款，试述其事实而评论之”，现在谁能出类似的题目？不讲政治啊。书里有不少题，都能让人感慨万千。
四、民国大学招生不是统一试题，现在的高考基本上是全国统一。民国大学各考各的可以理解，毕竟社会不稳定、交通不发达、教育水平有差异，组织全国统考有难度，不过这倒为各校发挥自己所长展现自己特色提供了空间。“论新女性”，这是女子学校的题；“五谷丰登，粮价低廉，农村之好现象也，而丰年适以成灾，谷贱反致伤农。社会病态，竟见于吾国之今日。症结所在，试详论之”，这是农学院的题；“医学与人生”，这是医学院的题目；“试举例论述中国史上之伟大工程”，这是工学院；“试述增加行政效率之方法”，这是管理学院；“今之论者恒曰商战，夫行货岂有同于行军者耶？试详其说”，这是商学院。这是从学科角度总结的，其实试题的特色应该追溯到各校的性质与定位。民国时期的大学有国立、省立、私立、教会，用季羡林回忆文章里的话说，那叫一个“纷然杂陈”，比起现在大一统的题目，确实多彩多姿。如果都像现在这样一套题或几套题包打天下，也就不会有这么一部《民国老试卷》了。
五、民国大学题里有救国图强的情怀。这也是最触动我的地方。当时国势衰颓，列强欺凌，西风肆虐对国民文化心理上的冲击不可谓不剧烈，然而在大多数题目中，展现的却是昂然的文化自信，是救国图强的不屈之气。南开大学的英文考题中出现了“The real heroes of China are the soldiers whom used their blood to fought against Japan”（浴血抵抗日寇侵略的军人是中国的真英雄）的句子。燕京大学的题目更直接，请考生撰写“关于抗日运动之意见（或草拟整个的抗日计划或批评国内的抗日运动）”。中正大学在“珍珠港事件”前一年出了这样一道题：“日本如果南进，其与英美海军之交战形势若何？试就地理形势，判其胜负。”东北主题多次出现在考题中，比如中央政治学校这一道：“辽、吉、黑、热四省为中国疆土，不可分解之部分，试就地形、居民、富源三方面说明之。”中央大学的中国史试题耐人寻味：“汉征匈奴，唐擒突厥，皆含雪耻之意，其所雪之耻何在？”这样的题很多，角度各有不同，主题却都是相通的。全书之中，我个人最喜欢这道题：“政府在抗战期间对于诸生不征之使从军而招之使求学，其意义安在？试申述之。”这是1942年武汉大学、四川大学、东北大学联合招生试题。即便战事如火如荼，政府仍虑及长远，谋教育救国，寄望青年承担未来的建设重担。当然，我们现在知道，主政者后来未能完全坚持这一主张，几年后又发出了“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号召青年从军抗敌。但无论哪种主张，都是为国存希望、为国求胜利，虽然仅仅是一道题，背后的历史其实很丰富，也很生动。
《民国老试卷》这书资料性比较强，但细细读下去，还是有很多历史隐藏在一道道的题目里，值得慢慢琢磨。比如有些题目，对照学科和时代，能大概猜得出背后的出题人是谁……
《民国老试卷》读后感(四)：盛兰学社与么氏五代“孩子王”
看完《民国老试卷》一书，感觉就像有一位豆友评价的那样，“不隐恶，不溢美”，非常干净地呈现试题，有些题确实读出了民国特有的味道。
更加让我好奇的是编者么其璋、么其琮二人，这个姓氏十分特别。在搜索之后，看到么氏后人袁传宽先生的一篇文章，感慨颇多。一家五代从事教育，从清末举人到美国大学教授，他们的故事折射了整个时代。
（下文节录自袁传宽先生的文章《我家的五代“孩子王”》）
典房卖地，办学破产
我的曾外祖父
一百年前，河北定县一带流传着一支民谣：“东亭镇，街道长，出了个举人么立祥；拆大庙，办学堂，满城都赞么立祥”。
民谣中的么立祥就是我的曾外祖父，他是清朝光绪年间的举人，拥有数顷良田，是位很有地位的乡绅。民谣传颂的是他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在家乡提倡教育，破除迷信，拆庙办学的事迹。
他要创办的学校并非传统私塾，而是新式学堂，因为他并不认为靠熟读四书五经真的就可以“治国平天下”，或者使家乡富裕起来。曾外祖父已经留意到西洋与东洋的强盛，其工业发达，农业先进，国富民强，靠的乃是近代先进的科学知识。他老人家信奉科学救国，信奉强国必须启发民智。当时，乡里人对于诸如作物营养要素与土壤肥料成分等等，一无所知，田间农事完全依靠世代相传的经验，不懂也不信农业科学。于是曾外祖父开办学堂，开展平民教育，从为农民义务“扫盲”做起，继而为村民普及基本农学知识。他办的学堂分布在定县几个镇子上，据说惠及定县半数以上的农民。他没有把开办学堂当成“生意”来做，他也没有得到官府一文钱的支持，靠的仅仅是自己的家财和与他有相同心思的地方乡绅们的捐助。为维持学堂，他不得不典屋、卖地，办学十年弄得筋疲力尽，几乎破产。不过，他呕心沥血竭尽全力办学，留下来的不仅仅是口碑。
负笈东瀛，落户北平
我的外祖父
我的外祖父么文筌，号若兰，上有姐，下有妹，他是家中独生儿子，生于1889年。
外祖父儿时读的是传统私塾，四书五经自然烂熟于心。与众不同之处是，我曾外祖父早就打定主意要让他学习新式科学，因此在家里为他延聘英语教习，为出洋留学做准备。
外祖父1906年东渡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主攻化学。四年学成回国，先后在家乡、保定和北平谋生，在各地的专科学校教授物理和化学等课程。外祖父生得面目清秀，中等身材，夏天一身白绸长衫，冬季一袭皮袍，谈吐文雅，风度翩翩，神采飞扬，十分出众。
在曾外祖父办学破产之后，家庭生计出现危机，外祖父顺势离家谋生，来到北平，开始新生活。他应聘在赫赫有名的北平国立艺专担任训导主任与英文教授，直到北平沦陷。
他教书育人，春风化雨，不仅赢得国立艺专学生们敬爱，在同事中间也颇得人缘。他的同事尽是著名书画家，如齐白石、寿石工、颜伯龙、周兆祥、溥心畬、黄宾虹、王雪涛、萧愻等人，都喜欢把自己得意的书画作品送给外祖父赏玩。外祖父珍视友谊，一律珍藏。他去世后留下来的几百件书画收藏，装满了几只大箱子。
母亲喜欢把这些字画挂满四壁。一则增强室内文化氛围；二则遮丑，盖住墙壁上面难看的斑渍。母亲每年夏天都要把那些大箱子打开，一一检视，通风清洁，防霉防蛀。尽管多年精心保护，却逃不过“文化大革命”的劫难。“文革”初期，这些珍藏被“破四旧”的红卫兵入室“抄家”撕毁、践踏，最后在院中统统付之一炬。
盛兰学社，风华正茂
我的母亲、姨妈和舅父
我的母亲出生于1911年，是家里的长女，取名其珂，在北京女一中高中毕业后，去天津就读女子师范大学，主修英国文学。母亲是“新派女性”，美丽端庄，高挑身材，喜爱运动，是学校篮球和排球队队员。据说排球是在1905年传入中国的，由此可见，我母亲年轻时多么“时尚”。大学毕业后，母亲去正定女子师范学校教书，那几年该是她最风光、最潇洒的黄金岁月，那时照片上的母亲总是满面春风。
解放后，母亲重新参加工作，成为北京工业学校（北京工业大学前身）的英文教员。在“反美、抗美”而“向苏联一边倒”的年代里，学校的英文课被取消，只上俄文课，于是母亲被安排在图书馆工作。上个世纪60年代，中苏交恶，工业学校恢复了英文课程，她才重新回到讲台。
二姨其琴，进了北平国立艺专，专修国画。国立艺专是当时绘画专业的最高学府，任教老师皆著名大画家，如齐白石教授写意，张大千、黄宾虹讲授绘画理论，王雪涛、颜伯龙指导花鸟，溥心畬示范山水，寿石工传授金石篆刻等等。二姨绘画有天赋，最擅长画工笔仕女。她用功，更兼名师指点提携，还没毕业就已经举办过多次画展，毕业后留校当助教，1947年随姨夫去了台湾。1949年以后，我们失去音讯长达30年，直到1980年，鸿雁捎书，但需辗转马来西亚，总算能够互通消息了，这是后话。
舅父其璋，排行第三，北师大英文系毕业。他为人忠厚老实，不善言词，但极其聪明，虽然专业文科，但数学等理科都念得非常好，还能写一手好字。解放后英文课被取消那阵子，舅父并未失业，他成了一位出色的高中数学老师，却又因响应号召给领导提意见而获罪，被划为右派。“文革”风暴过去，舅父获得“平反”，但已经到了退休年纪，仍被学校返聘，当“老师的老师”，专为其他老师辅导，解答疑问，人称“活字典”。北京四中的刘秀莹校长特地登门邀请舅父，到这所闻名全国的重点中学讲授英语课。
三姨其琮，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外祖父做了一个违背他初衷的决定：不再让我三姨上学读书了。供养三个孩子求学，已经让他捉襟见肘，时常出现窘迫局面，他实在力不从心了。
但是三姨自幼聪明好学，识字不多的外祖母更知道教育的起点在哪里，她首先教会了三姨注音字母，这是最重要的启蒙。三姨三四岁的时候，整天抱着一本字典学习认字，慢慢地，她学会了读书、作文。至于算术，她几乎是无师自通。一般人视为畏途的“四则运算”，“大乘大除”和“鸡兔同笼”等等，三姨学得轻松愉快。数学不太好的母亲对三姨的算术佩服极了。
外祖父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早已改变主意，一定要供这个有才有志的小女儿完成高等教育。三姨没进过一天小学， 9岁的时候就考进了中学，15岁时又以优异成绩被北京大学数学系录取。她是当时数学系里少有的女生，年纪最小。
三姨在北京大学读书如鱼得水，聪明才智得以充分发挥，不但数学成绩好，还爱好文学。在数学课之余，她常到文学院去听课，学习中国文学，并且尝试文学创作。她写了一篇散文，题为《慈母手中线》，描写我的外祖母，写得入情入理，感人肺腑，发表在北大的校刊上。三姨才能出众，受到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后来接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先生的鼓励表彰。
三姨在北大兼学文理，颇令师长们为这位才女担心。中国现代数学的开山鼻祖、北大数学系的创始人冯祖荀先生提醒她：“专业者，不专焉能立业？”系主任江泽涵教授担心她有转系的念头，三姨并不犹豫，回答江先生：数学是主业，文学也是心中所爱，难以割舍。
数学与文学，“熊掌与鱼”也。有人问她：“二者之间，哪个是专业，哪个算业余？”三姨回答：“那要看你问的是哪一年。”
真的，以后的十几年中，有些年她是专业作家，有些年她是专职数学老师。
北大读书两年，三姨关于“熊掌与鱼”的问题还没有想清楚，日本侵略军却相继占领东北、华北，即将进入北平，北京大学被迫南迁。三姨很想和母校一同南下，完成学业。外祖父考虑再三，难以割舍幼女离家远行，她还不满17岁，更何况那是根本不知道目的地的远行。
三姨说自己“如入宝山空手回”，好不容易考进北大，却被迫中辍学业，求学之梦被侵略军无情粉碎，这成为她终生的遗憾。
辍学这段时间，三姨一方面给人当家教，贴补家用；另一方面因进入社会更见人生百态，获得了写作素材而发表了大量的中篇和短篇小说。我少年时代，见过家中存留的旧日报刊杂志，诸如《长江》、《369》、《147》等等，上面登载着三姨的各种文体的作品，或她的小说连载，或她的散文，或时事议论等等。
北平沦陷后，外祖父长期赋闲，家庭生计出现危机，为稻粱谋，他把中国成语和格言译成了英文卖钱。外祖父觉得《百家姓》里没有“么”姓，很遗憾，于是他做了一本给外国人看的英文《百家姓》，借机添了一句“商么隋佟”，其机智与诙谐可见一斑。
外祖父眼看四个儿女都已成才，各有所长，于是想到要办一个出版社，只出版发行自己家人的作品。得给出版社取个名字，外祖父号若兰，曾为子女们依此取号：次兰，少兰，筱兰和幼兰，出版社定名“盛兰学社”最为贴切，既雅致又吉祥。
外祖父擅长中英翻译，他把朱柏庐的《治家格言》，孔子的《论语》等相继翻译成英文，由“盛兰学社”出版发行。
二姨是画家，设计封面，安排插图责无旁贷，照今日的说法，她是“美编”。
“盛兰学社”的主力是三姨，她把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文章小说，重新加工整理，成书出版。我看到过“盛兰学社”出版的各种书籍，如《七姊妹》、《洞房花烛夜》等等。书的封面都是二姨亲手设计，《洞房花烛夜》的封面是她画的一幅工笔仕女“窗前观春柳”。“盛兰 学社”还翻译出版《范氏大代数》，舅父和三姨编写了中学生数学课外读物与升学指南一类的书籍，在书店销售。
1949年，外祖父逝世，“盛兰学社”也寿终正寝。没有卖完的各类图书，堆积多年占据半间屋子。明知那书没有出路，长辈们却舍不得随便扔掉，敝帚自珍也。“文革”中，红卫兵抄家，一把火烧了个精光。
再说说我三姨。她写作直到解放初期仍然活跃，还参加了北京市文联。如今还能在旧报刊上找到关于她的报道，例如她与丁玲、赵树理等“座谈研究章回体小说的文艺形式的写作经验”。后来几年，政治风暴接踵而至，文艺界每每首当其冲。三姨弄不懂胡风的案子，不明白丁玲为什么挨批判，开始担心自己写文章会犯错误：“解放区来的作家都犯错误了，我这旧社会过来的人更危险。”她坚决要求退出文联，也基本上不再创作，专心当好数学老师。
毫无疑问，三姨是北京35中最优秀的数学老师，我曾是她班上的学生。三姨业务熟练，异常敬业，除了产假之外，她从未请过一天假。一次患重感冒，发烧并且发不出声音，仍然来上课，完全靠手写板书给学生解释定理、讲解思路、回答问题。她的另一位学生王岐山当北京市市长的时候，返校参加校庆，满怀感激地回忆我三姨那一堂堂令人难忘的数学课，深情地说道：么老师身材较矮，欠着脚也只能够到黑板的三分之二的高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