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进化》是一本由邓晓芒著作，重庆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21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启蒙的进化》精选点评：
●康德的哲学有点意思
●绝大多数文章之前都在网上看过。 然而还是很享受地看了一遍。
●just so so
●前半本。
●理性，坦诚，知识分子应该有的样子。
●2016-07-10前几篇是对启蒙的概念正本清源，回忆杨小凯的文章真是情真意切之前在网上就读过很多次，在南风窗发表的一些时评真是很犀利。
●强悍的启蒙立场，还不错的闲书
●硕论资料。在图书馆、地铁、银行、课室等地读完。典型邓晓芒的路子，从西方精神两大支柱点——逻各斯与努斯——出发，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非理性部分。写萌萌和小凯的文章不错，启蒙的其中一篇还行，其他一般。永不会忘记在各个地点读此书时所处的心情，2017.3.19，将会是一辈子的耻辱日，从此必将时时事事反躬自省，现在的我根本不配成为想象中的我。
●“启蒙的本质是批判，而真正的批判是自我批判。”
●邓老师谈哲学是本行，谈经济，社会，政治问题 依然出不了马克思，鲁迅的框架。邓老师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深刻的恨意，对文化的原罪咬牙切齿，作为后学，非常理解。但是我想如果邓老师看一下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社会主义体制》，或许能舒解一下对中国文化原罪的这种痛感。改造国民性这个假设本身就埋有以极端权力方式压抑人性的可能。王汎森在《中国近代思想谱系》一书中已有疏理。
《启蒙的进化》读后感(一)：依旧犀利
本书收录了作者近年来的一些文章，文风依旧是那么犀利。
本书重点讲启蒙，与之前的文章相比较，观点没有什么变化。作者一直认为，文化的交流、融合不一定基于文化传统中已有的共同性，只需基于人性的共同性，自身文化传统中与其它文化已有的共同性是相对的。西方哲学是以语言表达和理性超越为核心的“火的哲学”，中国哲学是以直接感悟和情感体验为核心的“气的哲学”。中国当代启蒙还处于西方近代启蒙到卢梭的阶段，由“怀疑一切”引起了理性的最初反思，这种怀疑反过来指向了科学理性本身。中国启蒙的这种自我批判使启蒙者走回到启蒙前的中国传统，回到了非理性。我们没有把自我批判理解为一种思维范式的进化，而只是理解为对某些既成事实的放弃、抛弃，这并非真正的自我批判，只是自我转移、自我逃避。中国当代启蒙老是停留在启蒙的门口，因为我们总是把启蒙混同于中国传统的叛逆思想。
作者直言不讳，大学教学评估是劳民伤财、贪腐泛滥、公然造假。忠孝立国是当代中国教育的病根。看起来温情脉脉、人情味十足的孝道隐藏着国家专制主义的必然逻辑。大学应当是克服我们在中小学十几年所受的人格扭曲的好机会。
巴金的“讲真话”原则未免把复杂的事情过于简单化了，人不可以单凭自己讲了真话而没有讲假话就问心无愧，有时讲真话也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用来制造灾难，来伤害无辜。更何况人的认识有限，人并不总能辨别什么是真话，什么只是自己认为的真话。
西方的后现代、新左派的本意只是在已经井然有序的民主法制底色上添加一点人情的因素。中国新左派的底色是落后于现代的东方专制主义，是个人、家族、特权集团的私情。
书中还收录了作者在《南风窗》专栏所写的评论时政的文章。
上世纪八十年代，启蒙思潮影响了一大批年轻人；九十年代，人文精神失落，启蒙思想变成了旷野里的呼声；新世纪以来，启蒙在民间自由生长，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发生密切关联。“这就是进步，我们需要肯定。”邓晓芒说。
邓晓芒，1948年4月生，湖南长沙市人，1982年武大哲学系硕士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毕业后长期在武汉大学任教，任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专攻德国哲学，亦研究美学、文化心理学、中西文化比较等。长期从事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翻译、研究康德哲学，使国内的康德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解读，使国内的黑格尔研究焕发了生机；创立“新实践美学”和“新批判主义”，积极介入当代中国思想进程和精神建构，在学术界和思想界有很大的影响力。
邓晓芒说：“八十年代启蒙运动的模式和五四运动的模式是一样的，只是任务不同，前者是要振兴，后者是要救亡。”
看到了这本邓晓芒写的《启蒙的进化》这本书。
在这本书中，邓晓芒深情回忆与易中天、杨小凯等故人的交往，探讨鲁迅与胡适的异同。在回忆和杨小凯交往中，着重写了杨小凯的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的内容：一万多字的文章，主要是分析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以及在运动过程中每一步伟大领袖的战略考虑，再就是毛、周、刘等人之间的角力和平衡。小凯去世了，邓晓芒呼唤：“我相信，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将会像传递接力棒一样，将小凯的这一问题（ “中国向何处去”）传下去。”文人间的深情厚谊始见于生活点滴滴，文人间的深情厚谊升华于国运大计。
在这本书中，邓晓芒评点了当下中国启蒙的很多缺陷。比如在《“潜规则”是什么？》一文中，他指出：原来所谓的“潜规则”，就是中国的“天理”、“天道”！中国人历来是个不怎么讲规则的民族。不讲规则的人，在别人讲规则的时候总是可以得点小小的便宜，但从长远看却总是要吃大亏的。所以，如果每个家庭都奉行这种潜规则，那么在各个家庭之间就将是一片混乱的无规则了。而最妙的是，即使在这种一片混乱中，中国人却仍然自认为自己是遵守规则的，因而是有道德的，因为的确，从每个小圈子的眼光来看，他倒真的是在按“天理人情”的规矩办事，没有一丝一毫含糊。可见潜规则不是没有规则，只是它是小圈子里的规则，在更大的圈子里则显示为无规则。
辩证、深刻。
“中国人更有必要接受理性主义，因为只是诉诸常识的话，反思不够，那些被讽刺了无数次的可笑的事物，仍然存在，其根基在哪里？还是需要深层次的理性分析，德国哲学就能提供分析方法。”邓晓芒着力倡导理性的回归。
启蒙的进化是社会的进步。《启蒙的进化》这本书读来尤如醍醐灌顶，彰显了一位真正知识分子的拳拳历史责任之心。
二十世纪的中国有两次大的启蒙运动：五四和八十年代。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是：进行时都轰轰烈烈，风向一变又倏然沉寂下来，真可谓是货真价实的“运动”而已。反观滥觞于十七世纪的启蒙运动可以有一个良好的持续并且为西方文明的现代化提供支撑，即使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这样的逆流也无法终止启蒙所带来的光明。中西的对比不得不让我们反思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失败的逻辑是什么吗？
首先厘清概念：但是什么是启蒙？本书《20世界中国启蒙的缺陷》一文细读了康德对启蒙的定义。康德定义的一个简单说法；启蒙是人独立地运用自己的知性。“知性是一种主动地产生概念并运用概念来进行思维的能力。”处于前启蒙状态时有两种可能：一是身体上的未成年而没有生长出知性；二是身体已成年而精神仍是未成年状态，没有勇气独立运用知性。
邓晓芒认为从康德的观点上来看，中国二十世纪的两次启蒙运动的都具有反启蒙特质。 一是那些启蒙运动的领袖其实“还没有真正彻底的启蒙，因为他们没有运用自己的知性得出这些价值原则，或至少用自己的知性去检验他们所结束的这些价值观念”，这些价值原则有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他们只是“出于现实政治和社会变革的迫切需要来引进一种现成的思想符号或工具”。二是，他们以民众的监护人自居，认为“民众不需要运用自己的知性来判断是非”。然而，“启蒙是人的自由本性，它本质上是公众自己给自己启蒙，而不是一批精英来教育他们。”如此看来，这两次启蒙运动的目的并不是让民众真正达到启蒙的状态，而仅仅将启蒙所宣扬的价值作为一个工具来使用以达到改变现实的目的。这样一种功利的、急于求成的心态可能源于中国启蒙思想家对“帝王师”的想象。这使他们没有能够与现实保值距离去构建一种长效的理论，而仅仅在术的层面进行讨论。
基于对前两次启蒙的反思，邓晓芒2013年撰文《中国当代的第三次启蒙》为新“新启蒙”呐喊，要让未竟的启蒙进化而非退化。文章对第三次启蒙有一些展望：一是，从科学深入到理性。我们应当超越长期以来科学的技术属性而提升到一种理性，也就是怀疑精神和逻辑精神。二是，理性代替天理。中国传统的“天理”在今天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可意会不可言说的潜规则，我们要用逻辑理性和自由精神代替之。三是，保证人权与自由。“人权是天赋权利，它的本质就是自由权。自由之所以成为‘权’就是因为它是靠‘法’而建立起来的，因而具有‘公正’的道德内容，这就是宪政。”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而是具有崇高的含义，即人的尊严，人格”。
最后，《中国当代的第三次启蒙》一文结尾提出邓晓芒的期望：“鲁迅当年说，最怕的是梦醒了以后无路可走。今天已不是鲁迅的时代了，历史环境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梦醒了以后，唯一的出路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贯彻普世价值，融入国际社会。启蒙在今天比90 年前更具有社会物质基础，不再是少数知识分子的空想和悲鸣，而显出是历史的必然。”当然他也没忘他常常提到的对某些人想通过回到“中国传统”解决社会问题的警惕。
“要树立健全的启蒙心态，不要总是把老百姓当成未成年的儿童，要避免大众崇拜。”这是邓晓芒先生在《启蒙的进化》中对政府的呼声，是那样的发人深思。那些曾经被讽刺了无数次的可笑事物，如今却因反思不够仍旧在轮番上演。因此，树立健全的启蒙心态，对于当下中国的思想状况，不论何时都不会过时，也不论何时都不会失去意义。
说起“启蒙”一词，最早还是来源于19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那次运动非常的重要，因为当时发生了两件很特别的事情——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和民众思想上产生的启蒙运动，这两场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革命不论是对法国，还是对全世界，都产生了甚远的影响。整个欧洲思想史上都经常闪现“启蒙”的身影，启蒙的概念也可以追溯到康德的《什么是启蒙？》
在这本书中，康德开篇就指出启蒙是一个主体自发自为的行动，是一条令敢于运用自身的理性者，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由混沌的蒙昧走向理性的光明的路程。而且启蒙必须是自发的，是非强加的行为。其本身指的是不断探索前行的发展方向，却没有任何明确的目的。
也正因为如此，唯有启蒙主体确定了自我人格，才能以独立的思维和考辨，去清醒的认识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邓晓芒先生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就完成了启蒙的自我进化，进而著成《启蒙的进化》一书。
邓晓芒先生在新中国成立的前一年出生于东北解放区，后来随父母南下到了长沙。他的父亲有暴力倾向，因此他的童年是在棍棒、皮带和扫帚中度过的，他家里门框上常年插着一根竹条，就是用来揍人的。但邓晓芒的妹妹（先锋派的代表作家残雪）基本上没有挨过打，因为他的父亲喜欢女孩。也许因为小时候挨打多了，所以邓晓芒跟父亲的关系向来冷漠。
后来到了1964年，长沙的年轻人要开始大规模的下乡，邓晓芒本来要考高中，但因父母都是“右派”，结果被一刀切地加入了下乡的队伍，成为了一名知青。但即便是在湖南最南端的江永县当知青，邓晓芒都带着一种“朴素的理想”，希望能在农村发挥自己的能力。所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便积极投身于运动当中，但不曾想到武斗升级，武装的农民堵住了回长沙的路，他和一群知青只好绕道逃回了城里。也正是这一路的遭遇，让邓晓芒的思想开始慢慢发生了转变，他不再盲目相信，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而他的思想彻底发生改变，还是在1969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邓晓芒想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心中燃起了强烈的阅读欲望，他除了阅读《红与黑》、《战争与和平》、《约翰·克利斯朵夫》等经典作品之外，还读了不少马列的哲学著作。每一本都是读很多遍，然后做详细的笔记。他的父亲虽然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教他，所以邓晓芒和他父亲基本上没有思想交流。在家中，因为父亲藏有《资本论》和黑格尔的《小逻辑》、《历史哲学》，邓晓芒就读了这些书。他读黑格尔时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每段都做了详细的笔记，但还是没有看懂。不过经过了这个过程，他也受到了逻辑思维的训练。这样的阅读训练在他后来成为教师后也颇有裨益。
正是因为那段珍贵的阅读时光，使得邓晓芒先生完成了“自我启蒙”的过程。所以在《启蒙的进化》这本书中，他收录了近年来有关启蒙话题的一系列文章，内容涉及20世纪启蒙理论反思，以及教育和女性、传统与现实、追思与回忆、书与人，还有他为《南风窗》杂志所开专栏的全部专栏文章。每一篇都是一千多字，每一篇都是一个当下正在发生的现实问题。书中那深刻又平易的文风，读来不止醍醐灌顶，亦可见邓晓芒先生这位真正知识分子的拳拳历史责任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