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出历史地表》是一本由孟悦 / 戴锦华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9.80，页数：26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浮出历史地表》精选点评：
●戴锦华拥有一般女性学者所没有的大气与理性。书的末尾很清晰地写着，本书多为孟悦操刀。于是更喜欢了。虽然作者本人坦诚地说，很多观点以及不能代表现在的她，那么就当是，记住一个时代吧。在没有看到夏志清的时候就发现张爱玲，毕竟是一个近乎天才的举动。
●戴锦华老师文学批评的遣词造句真的惊艳。
●语言真的很有思考的空间！可能也是因为全文没有一个注释的爽快吧！仿佛是在读小说！论文的功力，真的在于阐释力！而不是某种规范，而是书写！是表达，是思想是观点！加油啊写啊
●标记孟悦导论、绪论部分及戴锦华的冰心、丁玲、萧红、张爱玲四章。
●读得我甚为纠结。。。。很棒的理论著作，但也许我对女性主义不感冒吧，读的很艰难。
●主要讀了孟悅先生綜論的部分。首章緒論可以作為女性批評的教學材料使用。另外，相比於那些用「異常」話語言說的女性，那些保持沈默的女性，或者動不動就說「你是個男人，你不懂女人」的女性，我們應該怎樣溝通？
●孟悦和戴锦华两位老师在80年代末石破天惊地用女性主义视点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当时还未被完全发露的张爱玲、苏青。这本书的字里行间都充满异香 令人击节——既有对拉康 弗洛伊德等大师的致敬，也有作为女性自身感受力的锐敏。戴锦华老师在03年再版序里写到“……甚至可以说，此书中的许多论述，已不再是我们的角度和观点……愿读者分享我们曾有的年轻，也原谅我们的年轻”——于是一本书突然有了历史的回声，有了生命的可接续性，成为一个不断生长的独立的个体。 （说人话：我爱戴锦华！
●如果你费尽心机的想要为文本找到一种更具有生命力的阐释，本身就是承认了，这个文本已经不足以覆盖阐释内容了。
●文笔好，但是看一半就开始腻。动不动就是“如果说……，那么……”，还有“与其说……，不如说……”。
●终于读完了~在没有了解任何女性主义理论的前提下，拿这本书入门，起初还是吃不消。摘一段自己很激赏的话放在这里吧：“在历史的命运之前，无须呐喊，无从呐喊，呐喊了也无人倾听；无需感伤，无可感伤，代替呐喊和感伤而升起的是一种平静、坦然和一份巨大的悲悯——悲悯这样一种不可更改的历史中那些曾经挣扎、还在挣扎的人们。”
《浮出历史地表》读后感(一)：地表之下的巨大现实
她们在中国历史与文化之现实语境下对女性问题进行系统剖析时，还尝试以此为切口探究与说明那些历史地表之下更为本质也更具共性的问题，也就是人的问题，对历史的整体看法和所有解释的问题。因此我觉得哪怕是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现代文学/女性主义这些课题兴趣不大，如果只是抱着读读看的心态的话，应该也能在这本书中获得一些对自身困境的回应吧。而就现实意义而言，这本书再一次强调常识：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和探讨并不指向男女对立的性别之战，这种对立也无益于消除异化和促进平等，实际上「女性」在长期被他者化和符号化的历史当中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远超于其本身原指的性别内涵，「女性」不仅仅意味着女性自身，更象征着在各种形态的暴力之下那些可能被牺牲、被阉割、被消失的弱势群体和个人。置身于历史之中，很难说对构建新的文化秩序有什么期待，一次次新秩序在推翻旧秩序建立起自身稳定性之后，又会不可避免的产生主流叙事对边缘群体的抑制，但我们还是很难对这些好不容易浮出地表的现实视而不见。就像我们很难立刻回答公共话语空间是正在变得更加开放还是面临步步紧缩的境地，但不可否认对于为什么正常的个人表达也要遭受不合常理的限制这件事情，很多人都存在疑惑，一个健康的社会难道只需要主流叙事？那些主流叙事里有没有对个体差异性和个人意志自由的尊重？如果剥夺了公民在社会议题讨论中的合理表达、怀疑和追问的权利，又怎么能同时要求他继续保持对权力结构的足够信任和服从？对于非主流书写的危险性的担忧是否使得表达者只能在无法查看和无限阉割之间选择？难道不是每个人，不管他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正在经历或即将经历与娜拉所面临的二元困境别无二致的艰难境地吗？
《浮出历史地表》读后感(二)：深沉的韧性的斗争
娜拉说她不相信世界上有奇迹，就相当于宣布她的自我解放不会成功，她的出走只是一种情绪上的冲动，因为她也清楚像她这样一个孤零零的年轻女人是无法独自在社会立足的（起码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不可能）。她应该像过去8年的自己一样、像拼命想找个依靠的林丹太太，在家相夫教子，才是被社会承认的状态。娜拉之所以要出走，是因为她的付出没有得到丈夫相应的回报。尤其是她冒犯法律、挑战权威救了丈夫的命，这样一种英雄般的壮举是由一个弱女子完成的，让娜拉非常自豪，却让丈夫感觉受辱。随后她又想到这些年自己一直在单方面付出，取悦自己的物质支撑，是用服从换取一种衣食无忧的生活。现在她出走了，她不服从了，也就意味着她没有了生活来源，所以娜拉能否完成自我拯救和自我定位需要先有能力养活自己。一旦不能生存下去了，她还是得回家。不过女性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如果实现了经济独立（比如林丹太太），她又选择过一种依靠别人寻找自己定位的生活，我们可不可以说她完成了对自己的解放呢？我觉得把选择权交到经济独立的女性手里，并且不让社会的价值观不会对女性的选择做出绑架，女性才算完成了自我定位与解放。戴锦华认为鲁迅给娜拉分配的结局“无形中忽略、封闭了女性性别群体精神自我的生路”。可是在娜拉生活的时代，抑或是鲁迅写作《娜拉走后怎样》的时代，都没有条件让女性能够认识到自己精神方面的追求。鲁迅当时能够认识到应该给予女性“经济权”，反而是更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同时他也是真正对女性解放怀着关切同情又客观理性的态度，他所说的“万不要做将来的梦”，不是他不承认女性没有解放的希望，而是承认当时的社会环境的严酷。他的承认“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恰恰反映了他不追求“一时的牺牲”带来的“震骇”，而是做好了准备进行“深沉的韧性的斗争”。鲁迅确实没能为女性的解放提出更有引导性的建议，但这是男性作家对女性命运的关切，而不是如戴锦华所批评的那样，即男性自诩为女性解放的导师引导女性，不是男性延续自己对话语权的主导地位对女性进行臆想型的解读。戴锦华似乎认为，男性只要提到女性，就是带有一种不平等关系，从而否决了部分男性与女性共同探索女性解放的一切可能。而且因为这种探索受到时代的局限，可能没有触及到女性解放的关键部分，这在戴那里反而成了男性滥用话语权对女性进行肆意解读的话柄。不可否认，戴锦华对女性的解放怀有深沉的思考与热望，其观点之犀利似乎想要加速唤起女性探索自我的觉醒，但是有失客观公正。
《浮出历史地表》读后感(三)：浮出历史地表之后我了解了什么
其实虽然在这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书下面留下了书评。但是我看的其实并不是这个版本。我这个版本在豆瓣上没有找到。
( ･᷄৺･᷅ )
开封市新华书店-定价3.8-1990/4/29
此书内容很深刻，很惭愧，断断续续地从暑假看到了现在（11月）。其中有些地方忘记了回过头又看了两三遍。现在写下的这个只是想记录一下在这本书里面我了解了什么。
绪论
♡♡第一部分（1917-1927）
关键词——“五四”十年:悬浮的历史舞台
“逆女”。五四新文化运动，逆子（男性大家们）开始弑父，在弑父的同时并不了解“父”的本质。他们不关注女性的隐秘经验，只关注旧文化强制女性的过程，忽略强制女性的过程。否定、判决历史。甚至可以说提出所谓“女性解放”只不过是达成“弑父”结果的工具或者手段。（此句原文没有提及。）
此阶段所谓的女性解放仅指“反抗父命”、“追求爱情”、“自主婚姻”
女性作家们创作的主题大概有:
——父亲的女儿
——塑造母亲（理想之母）
——爱（情感的乌托邦-各种爱）
——经验与话语互逆（女性经验进入文本后又消失在文本中）
——写女人p27
代表作品:凌叔华《花之寺》
♡♡第二部分（1927-1937）
关键词——三十年代:文明夹缝中的神话
大众之神（左联文学）与政父的遏制。大众之神使女性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又重新进入了无意识状态。直接给女性设置二难选择:
--追求个人幸福，无视时代落伍停顿
--投身时代不要爱情进入大潮
女作家的创作（独立生存性别的醒觉）:
——女性肉体的醒觉
——确立对男性的深刻怀疑
代表作品: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
♡♡第三部分（1937-1949）
关键词——四十年代:分立的世界
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此阶段的女性文学主要发生在沦陷区。主要原因是:
--侵略者建立的文化统治特点（围绕政治前途主流意识的文学作品一律禁止）
--文化心里结构的新因素（作家多是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第四代第五代混血儿）
女作家的创作（以张爱玲为例）:
被男权社会异化了的女性，变成了男权社会的帮凶。女儿们无父无母，只有死亡和毁灭的权威。这死亡与毁灭也正是她们自以为的对男权社会的抱复。（不完全准确）
代表作品:张爱玲《倾城之恋》《金锁记》
♡♡结语:性别与精神性别——关于中国妇女解放
（在今天，中国妇女解放的问题仍然很大。精神性别的解放仍然任重道远。）
《浮出历史地表》读后感(四)：（1/33）《浮出历史地表》读后
这是跟苏老师约定的“一年（2018.8.1-2019.7.31）写33篇读书笔记/memo/书评/札记...”的第1篇（1/33）
戴锦华在重印后记里提到这是她的第一本书，那时，她跟孟悦刚及而立之年——想象一下八十年代，西方思想的涌入使得沉闷的学界和思想界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在那焰色纷然，如同另一个“五四”的解放时代，两个青年学者受到“重写文学史”思潮的感召，野心勃勃，最终的成果也石破天惊，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典范意义。
这并非是“女性”首次进入学术视野，民国时期就有陈东原写作《中国妇女生活史》，而她们的独到价值在于以西方理论作为背景，前景是细腻的文本分析和文学史扒梳。
作者总结了考察中国妇女解放的两条轴线——“一条标志着妇女们浮出历史地表，走向群体性意识觉醒的精神性别自我之成长道路，一条则标志着妇女从奴隶到公民、从非人到自食其力者的社会变迁”，分别对应着“精神性别的解放和肉体奴役的消除”，后者是自新中国诞生以后，以法律形式最终确立的妇女政治和经济上的解放，而前者是《浮出历史地表》主要探讨的对象。
追求“精神性别的解放”始自“五四”的历史传统（八十年代也是重提“五四”的年代）。作者受弗洛伊德和拉康的影响，认为“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女性和女性文学经历了从“女儿”到“女人”，再到“反思男性中心历史”的过程——20年代与“逆子”并肩战斗的“逆女”，无法从“弑父”行为中成为性别主体，而历史上的“母亲”又是空洞能指，只能暂居于“前俄狄浦斯阶段”；而30年代“精神联盟”瓦解，女性将男性视为“性别差异之敌”，这一永恒的区分伴随着都市商品文化带来的“女性肉体的醒觉”使得女性获得“性别自觉”，成为“女人”；而在40年代，“大众神话”发展至“政治神话”后，群体之下销声匿迹的个人/个性与女性联盟，开始反思男性中心的历史进程。
“浮出历史地表”后来凝固为描述世纪之交女性命运变动的固定意象。作者受克里斯蒂娃“性别之战”的影响，将女性性别问题视为文明体制问题——“父系社会的体制也是以先前的母系社会为文明之敌的，对这一败北的对手的控制、奴役、压抑已成为它内在的结构性特点”——女性的真实存在已被抹杀，并且“行使掩盖和抹杀职能的统治机制”也被抹杀。因此，缄默的女性要从这一个受害者和行凶痕迹都消失的历史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便会落入克里斯蒂娃所论的女性言说的困境——要么用男性所认可的方式发言，即“作为男性的同性进入话语”；要么用异常的方式来言说，“用语言体系中的空白、缝隙及异常的排列方式来‘言说’”——这也对应着中国现代女作家的书写困境：放下女性自我，转入主流意识形态（如延安后的丁玲）；或者是艰难地在“无意识的黑海”里沉浮（如萧红作品里大量的象征），但“女性的天空依然狭窄”（如庐隐的书写停留在“第一幕”，而苏青虽然继续书写了“第二幕”但很快落入对男性话语的模仿中）。
《浮出历史地表》诞生于八十年代，它的基调——打破意识形态的完满性（无论是“五四”，还是三十年代的“大众之神”，四十年代的“政治神话”，乃至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妇女解放”神话）——与时代的“祛魅”思潮一致，本质上都是“启蒙”（仍是延续“五四”传统）的作用，暗含着知识分子“化大众”的姿态（因此会出现下文的“女性视点”与“知识分子视点”捆绑）。所以不得不引人反思，当“女性”被挪用于反神话，以边缘处境颠覆意识形态大厦的时候，是否仍具有主体性？
在《浮出历史地表》中常出现“女性”与“个性”捆绑（在当下，“女权”与“人权”也常捆绑并论），“女性视点”局限于“知识分子视点”（内省的、反思的知识分子）——如在论及丁玲30年代和延安整风后的两次写作转向时，其标尺是向“大众之神”妥协（放弃“个性”），放弃知识分子所持的批判传统（放弃“知识分子视点”），“女性自我”从文本中消失——这首先是因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没有出现任何意义上妇女解放运动”，女性在争取解放的道路上是被动的，女性解放的命运与民族群体的命运关联在一起；其次也需要警惕这种做法可能将“女性的天空”近一步窄化（窄化为知识分子内省和个性解放的一部分——如同白人世界女性解放运动的偏颇以及重复“五四”时女性解放遭遇的困境），并将女性力量的近一步弱化——尽管庐隐、凌叔华、丁玲等人作品中都有“同性爱”主题，但异性爱情仍是本书讨论的重点，而在论述庐隐的“女儿国”时，认为那是“不可能构成摧毁力量”并且“经不起撩拨”极易被摧毁的“乌托邦”，这是对女性情欲的归驯，情欲力量的弱化。
暂定待改
初稿 2018年8月1日
《浮出历史地表》读后感(五)：绪论摘抄、整理
一：两千年：女性作为历史的盲点
女性的（反）真理
“父之法”在某种意义上亦即统治之法，并且是一切统治的开端。女性所能书写的是一切已然成文的历史的无意识，是一切统治结构为了证明自身的天经地义、完美无缺而必须压抑、藏匿、掩盖和抹煞的东西。女性自身被抹煞，其次，这种抹煞本身又被抹煞，“奴役他性”之类的事实从最初开始就以神圣的名义被抹却。
从男耕女织到父子相继
在父系统治兴起后，社会分工上男耕女织的主辅结构必然导致生产资料和生产力上的父子相继。家是父权社会国家机器的零件，尤其对于女性生活的意义大于男性。子承父业等一系列形容父子相继关系的字眼，体现的都是这一家庭秩序内的男性之间的同性联盟统治原则。女性一生都受家庭规定，妇女的本质和地位亦即她的家庭地位。女性的社会职能亦即她的家庭职能。家庭几乎是专为女性而设的特殊强制系统，它具有显而易见的性别针对性和性别专制意味。“受命于朝”的男性理所当然是社会生活的一份子，“受命于家”的女性却因生活在家庭之内而被拒斥在社会之外。
人伦之始
我们的祖宗似乎由衷相信是三皇五帝这些父亲形象带来了整个中国文明，父亲们创建的统治法律是对人类的巨大恩惠。统驭了两千余年的差序之伦，在高下尊卑上虽以君为最，但在产生先后上却是由夫妇而父子而君臣，不仅“夫妇之道”为“人伦之始”而且“君臣之道造端于夫妇”。（《中庸》）先圣设婚娶、设夫妇的文明开化伟绩，以“上以事宗嗣，下以广子孙”为婚姻目的，是一种性别针对性很强的社会强制规定。由男而“夫”，是男性自身的完满，成为“夫”意即获得某种对他人的权利和社会的信任——一家之主；而由女变妇，则是自身的丧失，是“言如男子之教而表其义理”——消失于他人的阴影，从而消除了异己性而纳入社会秩序中。
“妇，服也。”——《论语》
妻与己齐——话语权
统治集体规定着词义，创造着符号。男性拥有话语权，拥有创造密码，附会意义之权，有说话之权与阐释之权。“妻与己齐”短短四字已包含了男性说话主体、男性对话主体和所谈客体（女性）的两大分野。男性创造了女性的词、字，创造了女性的价值，女性形象和行为规范。（如“后、夫人、命妇、内子、庶人、妻”等专用于女性的字眼作何解释，不在于女性自身，而在于她们所后、所服、所齐的男性而定。）
女性形象——空洞能指
文学能传递人们的欲望及对欲望的表达。
古诗词中可见大量形容女性之美的笔墨，常借物象喻女性外观，将所写女性形象“物品化”，这种修辞方式流露出某种欲望象征化的过程，当女性外观被物化为芙蓉、弱柳、软玉、春葱、金莲之美时，其可摘之采之、攀之折之、弃之把玩之的意味隐然可见。借助物象形式摒弃了女性自身的欲望，女性成为想象的客体和对象，男性便可以自我想象为唯一的和通行无阻的欲望者。（欲望权的体现）唯有作为物，女性才会成为不含危险的性对象，才能作为非敌对力量在父子秩序中被接受下来。
花鬼狐妖幻化的女子：在意识中，女子作为异己（狐）是排斥对象；在无意识中，她们又是欲望载体。概括了男性文化对女性意识上的排斥和无意识上的欲望这样一种矛盾状态的最终解决。
性别寄托，以女性自喻：无论是寄托芳草还是寄托女性，都表现作者对具有客体价值的“物”的地位的认可。且，在象征意义上，女性形象是装填了士大夫对君主、父亲等绝对之阳的“阴属”情感的载体。女英雄形象可以将其看作男性对自身的梦想——阴属、居贱位、助君立功之人/还是一种性观照对象。封建文学符号系统中的女性形象的性别意味已被女性在男性中心社会中的从属意味所取代（至少是部分取代）。
崔莺莺的悲剧在于：她的一系列大胆行为违反了礼，但她的理想幸福却在秩序之内。如果秩序不宽宏大量不计先罪地原谅她，她只能被归为淫乱。焦仲卿妻、崔莺莺等人的选择是被选择过的，当嫁人的嫁人、合葬的合葬、明节的明节，叙事完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化作用，把女性的进入秩序由一种真实的奴役变成一种唯一的理想与幸福结局。
二：一百年：走到了哪里
女性与民族主体
现代新女性们用以肯定自身的东西，首先是一系列否定。（不是玩物、不是传宗接代工具、不是男人的附属品）
当民族整体要挣脱一个旧的父子秩序的束缚时，女性与它在利益和目的上都是合一的。女性对以往社会性别规范的否定，与弑父的一代对封建政治、封建伦理以至封建符号体系的否定基本一致。五四那个颠覆封建礼教秩序的时代，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性的诞生期。但是，随着封建秩序的瓦解，面临着日益正规化的资本主义式的都市市场，30年代的女性发现被挤在两大角色的夹缝之中：一是市民家庭妇女，一是都市生活色相市场的商品。女性自我与新的社会性别角色冲突再次加深，这种冲突甚至撕去了五四时期那种爱情颂歌的甜美温柔外衣。女性逐渐失去了主导意识形态的庇护。
建国后，女人确实不再臣属于男人，但她和男人一起从属于凌驾于一切个人之上的中性的集体或集体的象征。这一集体所允诺的独立平等，同样以消失自我为代价。
从“我是我自己的”和“女子没有真相”
女性命名了自己，感受了自己，但未能确立和阐释自己。易卜生“我是和你一样的人”也许流露出作者本人的男性身份，历史地看，和男人一样的人只能是类男人、准男人。若是同男人一样，则容易成为男人的复制品。另一方面，若是否认同男人一样，又会落到历史的旧辙，成为妻子、成为女人味的女人。
在中国，民族政治运动的焦虑使“科学、人、女性、知识、个性解放、民主”等字眼在未得到解释之前，就被囫囵吞枣般地编入了现代意识形态向封建秩序进攻作战的武器库。这是在“取其成果为信念，而不是取其方法为科学”。中国妇女问题上并没有出现任何意义上的社会性的妇女解放“运动”，女性没有成为知识或科学的对象，没有找到足以界定“我”的语汇系统和理论系统。女性在张口的那一刹那失落自己，如同失落一个模糊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