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学术论衡》是一本由钱穆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7.00元，页数：31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精选点评：
●钱穆是被儒教洗脑了，看中国看的都是儒教中的理想国，看西方看的都是一般社会现象，虽然也有洞见，但我已经看不下去了。
●审稿人让我以小见大，跳出原有的小框架，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去看问题，并且推荐了这本书，但是读起来很啰嗦而且含糊，没有提炼出有价值的内容……
●钱穆很杂，算是旧式文人的典范了
●我这个没有受过历史教育的人居然看到钱穆的书就买，买过就读，为什么呢？
●字字珠玑，真知灼见！对传统文化艺术的全方位解读，对五四的批评尤其对鲁迅的讽刺看出来钱穆还是很可爱的~~关于我们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和何谓中国现代化有了一种更具高见的见解，读起来方才觉得国人对待自己文化的悲凉现状。但钱穆难免厚古薄今，抑洋而美中。
●精彩，太精彩了，尤其是其中略论中国社会学一篇
●更多的从推崇国学的立场来分析中国学术，总之是一滩混沌暧昧又高高在上的东西
●作者的中国学问做得很不错，一涉西学，真多外行话，这本实在让人无法卒读。
●《中国京剧中之文学意味》
●分析过于一致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读后感(一)：评
这本书我花了五天看完，其实也没有那么长时间，不过在我准备教资考试的时候，这本书以极大的趣味性吸引了我，可能是没有对比没有伤害，这本书我觉得最好的章节是《略论政治学》，可能与自己的专业息息相关，所以读起来很容易懂。此文中有一个矛盾点，也可能是我弄错了。还是想复述一遍他的观点。 第一、他认为政治学是西方传来的，而四年制大学并不足以培养一个政治家。 第二、学习中国政治要研究历史和儒学。历史的成败经验给了政治广阔的理论研究视野，而儒学则可以使考虑到国民的政治心理，此两者皆不可偏废。 第三、钱穆先生一方面说，作为政治研究者，不要融入政治集团中，而是以旁观者的角度观察、评述；另一方面又宣扬儒家士大夫的价值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又是入仕的态度——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我很困惑，估计还得再看一遍，才能知道他的真正意图。 第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褒扬 从文化角度来解释西方的扩张政策，海洋文明必须以贸易为生，宗教也是向外摄取无穷的力量。例如，信仰上帝，是为了得到灵魂解救，享受天堂之乐。而中国确实向心出发，反求诸己。孔孟之道，程朱理学，莫不如是。而推崇的是效法圣贤，故：“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吾欲仁，仁至矣。” 摘抄 发言自抒己见，没不尽言。若对方是上根人，我自不烦多言。若对方是普通人，则我虽多言亦何益？ 心必依与身而表现，故其言人生主安分守己，又必主修身。换言之，人生乃一大自由中分获一小自由。周濂溪言：“主静立人极”，所谓静，即，安守此一分小自由，而还通于大自由。所谓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是也。西方人实抱一静的不自由的宇宙观，故尚动进，尚自由，而种种人生苦恼乃由此起。 而治中国政治史，苟不通儒学，则于历代制度之因革以及人物之进退，必无可说明。今人则不读儒书，于传统政治惟有借用西方术语，一言蔽之曰君主专制。以广土众民之中国，而君主一人得专制其上，亦当有妙法精义宜加阐说。一笔勾销，明白痛快，而又得多数之同情，但岂谓之政治学。
细细数来，我这个方向是外国史的学生，这个平时并不怎么热衷于买书的学生，竟然收藏了三本钱穆先生的作品。当然，CM经常提及的那两本《国史大纲》我是没有的，我那三本是在三联“钱穆作品系列”，分别是：《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中国史学名著》和《中国历史研究法》。
我已经不记得我为什么要买《中国历史研究法》了，翻几下居然还发现里边儿有铅笔划的痕迹。《中国史学名著》呢，我是为了上那粟老师的“中国史学史”而买的——当时自己已经在做外国史的毕业论文了，结果我没有读原始材料就炮制了一篇课程论文出来，现在想想真是不再可能这么做——想上学期和上上上学期做的意大利史和宗教改革的课程论文，都还是以原始材料为中心的。不敢再像本科时那么马虎了：就算我没有时间读二手或研究性材料，我也不能不把一手材料当作某篇正经文章的基础。
不过，钱穆先生的这本《现代中国学术论衡》里，就有一点儿不重材料的感觉。可是，人家可是大师。那次贤文说起王老师让他们读钱穆，可无论后来的读书会上贤文等人如何解释宾四先生，王老师都淡淡地对他们说：不是这样的——你们没有读懂钱穆。所以，我哪里敢以小辈之身份随意褒贬大师，尤其是大师晚年（一九八九年）的这份随笔呢？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从篇章结构上就含有主旨。在他这部比较中西学术传统的作品中，他力图说明：中国学术重和合会通、自外而内，而西方学术重分别独立、自内而外。他故意也把本应是融作一团的中国学术史以西方的分科方法，分成十二门，按论述先后排列即：宗教、哲学、科学、心理学、史学、考古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艺术和音乐。然后运用中国式的“循环逻辑”（差不多就是想哪儿说哪儿）来证明：这种分科毫无意义，每一分科最后的归宿都指向一个学术传统；所谓的“分科”之间都在互相渗透。换句话说，真要按照西方的分科办法来研究中国学术史的话，其前提就是掌握那个唯一的传统。
看来，做中国学术史的同仁们，你们辛苦了！你们不得不像古人那样首先弄通科举考试的指定参考书目。那我们做外国学术和思想的小辈又能从钱穆的激扬文字中得到什么启示呢？我们是要亦步亦趋地和着洋人的高调，还是创出“Sino－西学研究”？第一步，你们洋人读的东西我们必须一样能读。第二步，我们看的角度必须和你们洋人有所区别。这区别不是“西马”和“中马”之间的区别，而最好是钱穆先生说的西方学术传统和中国学术传统之间的区别。一旦我们可以如此标新立异，我们的西学研究才能独树一帜，将我们的学界从殖民地的状态中解放出来。
不过这起码需要三代学人的努力。首先，我们须有财力读材料。其次，我们须有能力读材料。最后才是用我们自己的框架解释材料。现在，第一步有解决的希望，但如果这一步不解决，我们的西学研究领域的积累和成长就没有希望。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读后感(三)：我们要读什么样的书?
我们要读什么样的书？
作为一个以读书为日常生活最大娱乐的人，生活在这个时代是幸福的。国朝偃武修文，至今已经垂三十年，太平岁月，连狗都叫得温文尔雅，显得那么有学问。百花齐放，百犬争鸣的繁荣景象实足以成为天朝盛世的证明。这是一个学问平民化的时代，全民都在读史，稍微有点历史知识的大小狗们又在全民著史。随意到一家书店看看，甚至是一家盗版书店，你都会看到《华丽血时代》、《天可汗时代》、《夜宴》、《明朝那些事儿》、《论语心得》、《国史十六讲》书。这帮人有一些是高等院校的教师，还有一部分则是在天涯煮酒里混的。中国历史几乎被他们这帮人给嚼甘蔗似的，从先秦到民国，都一节一节地给嚼了下来，还翻来覆去地给嚼了好几遍。天涯有个叫赫连勃勃大王的，三年写了十四本书，真难为他，估计把甘蔗渣都咽下去了。呵呵。其实这些书倒不是写得不好，如果我初中或者小学的时候看这些书的盗版，估计也会得到很多历史知识，但是现在让我去花三十多元钱去买这样一本书，实在是觉得亏得慌。三十元钱，在我们和平里那里，可以够我吃一顿水煮鱼或者烤鱼呢！
现在书店里的书实在是太多了，我们的银子又太少了。更何况，我的时间更宝贵——人到了三十岁，谁还想再让垃圾书浪费我们只留下一条尾巴的青春呢。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选择的问题：我们要读什么样的书？
答案很简单：一是读聪明人写的书；二是读认真人写的书。
这是我在毕业后的几年读书过程中悟出来的经验之谈，虽然卑之无甚高论，但是我仍然自以为很有价值。人在这个世界上要做出一番成绩，聪明和认真是必备的素质。你要跟我抬杠说，某某人成绩很大，但是他本人不聪明；或者也不勤奋，就像辛弃疾的词中所说：“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这就是运命了，“殆天授，非人力”，不是人的自我所能控制的。但是，著书则不然。立德、立功、立言，三立中为什么立言会成为古人最后的选择？因为立德往往是虚泛的，是高自标置的，却缺乏准确、真实的评判标准（当然，立德也可以体现在立言之中）；立功则牵扯到种种外界的因素：比如权力斗争、时代机遇等等；只有在立言中，在著述中，人才真正是在表达自我。他的才具、性格会鲜明地体现在他所著的书中。这些书，就是他的精神之子。
将门出虎子，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聪明人的书，往往有着敏锐的判断力、丰富的想象力、充沛的创造力和通达的胸怀，他们不会为一些固有的观念所束缚，而是立足于事实，揆之以情理，从而道出有现实性的、有质感的结论，或者天马行空，虚无高蹈，而锦心绣口，文采斐然；在他们的书中，我们可以得到智慧飞扬的愉悦。这样的人，古代我推许苏轼、庄子，现代我推许昆德拉、博尔赫斯。认真人的书，则往往思维缜密，论据扎实，无论他们的看法是否偏执，他们所说的所写的，毕竟都是他们认真思考过的，他们说出的每一句话，都会为之负责。读他们的书，则有一种出于信任而形成的走在大地上的踏实感。这样的认真人，古代我推许韩非，现代我会推许很多优秀的学者。米兰·昆德拉曾引用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的话，讲出轻与重的分别。那么我们在这里并不恰当地借用一下：聪明人写的书，是轻；认真人写的书，是重。中国古人说，当混沌初开之时，“轻清者上扬为天，重浊者下沉为地”，但是无论是天地，都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寥廓的世界上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在天地之间，才是我们这些蠕蠕于其中的裸虫。
下面才是我想说的正题。周日又到地坛书市买书。在三联那里有许多钱穆的著作，虽然对钱穆老先生并不感冒，但是出于对《国史大纲》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良好印象，还是买了《现代中国学术思想论衡》和《中国传统思想通俗讲话》两本回去。另外还在一个小摊子上买了个疑似盗版的《国史新论》。但是当我坐在地坛北门的树阴下翻看《论衡》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可笑。 这个倔老头子，内心从来都不曾平衡，又何以《论衡》？在这本书中，他无时无刻不在把中国与西方作比较，内心中始终横亘着中西之别，从哲学观念、政治传统、科学思想等等各个方面都要为传统争取颜面，甚至80年代在中国大陆的甚嚣尘上的特异功能，也成了他的论据（手头没书，没办法抄其经典言论）。这是典型的遗老。思维固陋，内心狭窄，俺村里啥都好，别村里啥都不好，跟三家村学究也没什么区别。他的前言还算可以，把晚清民国思想学术界情况的大脉络说的很清楚，但是冯友兰说自己研究的哲学是神学，说钱穆研究的史学是鬼学那句话，仍然让钱老头子记恨一辈子，到了八十多岁还在旧事重提，在前言里借提倡通学的机会骂一顿。其实，要有通学、先要有通识；要有通识、则先要作通人；要作通人，先要有一颗通达的心胸。像钱穆这样的心胸，又怎么能做出真正的通学？
我在这里说钱穆，还要带上以前我曾经说过的刘小枫所写的《儒家革命考》，想说的是：聪明人不认真，或者认真人不聪明，同样也会成为“垃圾制造者”。钱穆是个认真人，他所赖以成名的经典著述《先秦诸子系年》也是一部认真的书，就学术而言，史学功底深厚，对传统政治制度非常熟稔。但是我们还必须承认：他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内心中的执念太多，缺乏通达的观念，妨碍了其成为真正的通人。正是因为对传统文化爱之切，对西方文化怨之深，所以他挺身而出，成为传统文化的辩护士，结果却常常丧失了他对于学术的严谨和认真，《论衡》成为了论不衡。而刘小枫无疑是个聪明人，但是他现在则越来越以学术名流自居，越来越不认真，《儒家革命考》就是一浮皮伧痒，强词夺理之作。
要忙工作了~不写结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