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建构》是一本由[瑞士]安德烈亚斯·威默（Andreas Wimmer）著作，格致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85，页数：35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译本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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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在瑞士的政治舞台上，族群差异并不重要。
我把这种情况视为理所当然，以至于一旦对外部世界越来越了解，即全球范围内有如此多的斗争和冲突与族群的政治有关，它就显得令人疑惑。是出了什么问题让比利时讲佛兰芒语的群体和讲瓦隆语的群体总是在“掐对方的喉咙”？北爱尔兰的新教徒怎么可以将天主教徒视为应由警棍控制的二等公民？德里纳河将波斯尼亚与塞尔维亚本土分开，为什么波斯尼亚的塞族人要通过残酷的战争来加入他们在德里纳河以东的同一族群兄弟？在神志清醒的人中，谁会认为像种族隔离这样的制度，即像内部殖民那样由少数白人民族统治多数黑人的制度可以被证明是合理，并且还是有效的？为什么其他人不愿简单地像瑞士人那样正常处理族群间的差异？
后来，这个相当天真的困惑由更为系统地寻找答案所取代。作为一名人类学学生和后来的社会学学生，我想了解为什么某些国家能跨越族群界线而汇聚在一起，在国家层面的政府中给予大小不等的群体以政治代表权。为什么另一些国家没能达到类似的包容性安排，而是——极端而言——走与南非的种族族群统治（racial ethnocracy）相似的道路？为什么还有一些国家，像比利时，沿着族群断层线（ethnic fault line）而濒临分裂？为什么更有一些国家，比如伊拉克，早已陷入冲突和战争？一个国家是否会像瑞士那样，不同的群体自愿地组成一个共同的国家，或者是否像南非那样，某个群体通过征服，曾在历史上统治其他群体，这是因历史而形成的问题吗？抑或这是一个民主问题？瑞士或印度长久的和平选举记录能否解释为什么少数群体在国家层级政治中拥有发言权？
这种智识挑战使我为此忙碌了20余年，通过跨越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学科领域的研究，以及通过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从大样本统计（larg N statistics）到细微历史案例研究，我对之追根溯源。这样的努力产生了一系列学术专著，我希望这本专著是现在已成为四部曲的最后一本。本书解决了前三本书中未解决的一些难题。在《民族主义的排斥和族群冲突》（Nationalist Exclusion and Ethnic Conflicts，2002）一书中，我认为民族主义的政治合法性原则——政府应该以由民族来定义的人民而不是以上帝或王朝的名义来进行统治——从根本上改变了族群（ethnic）、种族（racial）或民族（national）边界的含义。这本书还概述了为什么国家建构在一些国家（比如在瑞士）取得了成功，而在另一些国家（比如在伊拉克）则失败了的假设。《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随着这一炭笔素描而描绘出完整的彩色图景。
第二本书不再像第一本书那样关注宏观政治问题，转而探讨个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绘制各自的民族、族群或种族的边界。《制造族群边界》（Ethnic Boundary Making，2014）分析了在追求认同和权力的过程中，作为个体的人如何相互协商，以确认哪种族群、种族或民族的类别应被视为相关的和合法的。不同类型边界的产生，取决于这些个体的人所掌握的权力和资源的差异，以及他们是否能够就谁应该被归为哪一类人达成一致。它们（这些边界）或多或少会在政治上比较突出，或多或少会涉及歧视，或多或少会导致各种相似的文化，并会持续数代人或快速消解。
第三本书《战争的波浪》（Waves of War，2013）回归宏观政治的讨论，其中的一些论点都已在第一本书中大致概述过。《战争的波浪》一书使用新收集的覆盖了整个世界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数据集，详细地展示了过渡到民族国家确实是一个易于发生战争的过程，而反对族群政治不平等的斗争解释了为何会如此。然而，该书仍然没有提问，为什么一些新成立的民族国家比其他国家更不平等，以致这些国家更容易发生战争？这是由《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来解决的难题。
本书与其他人的研究成果一起，试图帮助理解社会的全部历史复杂性及其在全球的多种表现形式。作为作者，我们经常互相争论，这是相当尖刻的学术世界或许不可避免的特征，在这样的学术世界中，我们最为激烈地不同意那些讲着相同理论和方法论语言的人。
但是，我们仍然形成某种集体的努力：从我们自己的斗争、愿景和希望中脱离自己，更广泛或许更全面地理解将人类推向不同方向的多种历史力量。在过去的20年中，社会科学研究已经开始关注可以找到坚如磐石的经验答案的越来越小的问题，从历史现实的复杂性中逃离到实验室的安全环境中，或者到社会世界必须提供的准实验的罕见环境中。关注那些宏观历史进程且敢于在各种背景下进行比较的学者发现，他们越来越难以证明他们的努力是正确的。我希望这本书通过向年轻一代学者展示关注宏观历史的承诺尚未用尽，从而为重振这一知识传统作贡献。
《国家建构》读后感(二)：一本在方法上值得学习与推广的书（先打5星表示鼓励与推荐，后期恢复应有分数）
如果说豆瓣对于斯考切波跟巴林顿·摩尔的书都难以上9分的话，那么本书的合适分数应该在7.8到8.5之间，但是鉴于以下几个原因我愿意给它一个五星：
1.它的译者叶江先生十分用心，大体上翻译并无错误，而且语句也较为通顺，比之之前读中译版的《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可谓天壤之别的体验。考虑到本书2018年出版英文版，2019年11月就能读到中译版，译者与出版社确然费了大心思，此为大加分项。
2.它关注的议题其实在当前虽然有所复兴，但仍然处于持续衰落的状态-----政治学的宏观理论。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发生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国家建构的问题逐步升温，但这个宏观理论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已经随着整个宏观理论而受到漠视很久了。作为宏观理论而言的政治学已经讨论了超过2000年，学术上想有所突破十分困难，比起更容易做出成果的中观与微观理论，它受到相对漠视也在情理之中。更关键的是，宏观理论在智识反思中极易被个案所驳倒，这种因为必须广覆盖而造成的理论粗糙性极易打击学者的热情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能写出一篇具有很高学术意义的国家理论作品实属难能可贵。
3.作者的热情与企图打动了我：难以研究宏观问题并不代表它不重要或者是问题已经解决，实际上宏观问题近年来呈上升趋势，我们不应进行回避
关注那些宏观历史进程且敢于在各种背景下进行比较的学者发现，他们越来越难以证明他们的努力是正确的。我希望这本书通过向年轻一代学者展示关注宏观历史的承诺尚未用尽，从而为重振这一知识传统作贡献。
历史重要且模糊，作者在历史观（至少是写作历史观）上毫不犹豫地倒向结构主义，本书“显示了巨大的宏观历史因素如何影响不同社会历史流动的河床”。是否必然持有一种结构主义的观点甚至可以看作是历史学与历史社会学的一个分野，历史社会学（至少我目前阅读到的）都是结构主义的，强调一种要素在时空中不同的分布对于整个宏观历史的影响，从这一点上来说本书确然是一本重要的历史社会学作品。当然，本书也获得到2019年的巴林顿·摩尔奖，算是实至名归吧。
本书所演示的就是各种世代相传的缓慢移动过程如何影响全世界不同国家的国家建构前景。在中央集权国家早已出现并通知数代，数十代人的地方，公民们在今天说着同一种语言，因此就更容易地跨越族群，种族和地区的分界线而建立政治联盟。继承了官僚集权传统的政府也能为其公民提供公共物品，从而鼓励他们在政治上支持国家并培养他们的忠诚感。最后，公民社会组织的早期兴起使政治家们能够将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编织成一片政治网络。这些弥合分裂的联系减少了族群在政治上的显著性，削弱了对分裂主义的支持，使暴力冲突和战争不太可能发生，最终导致公民认同国家并将其视为一个团结一致和共享政治命运的共同体。
威默的理论构建并不复杂：志愿者组织的密度，国家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和语言（特别是书面语言）的同质性这三个变量会影响到国家是否可以跨越族群与家族等因素而得到建构。而这其中作者在国家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上着墨最多，将当前公共物品的提供能力指向了19世纪国家的中央集权化。作者在自变量构建上对诸如蒂利，安德森等人进行了整合与超越----从一种相对单维的视角转变为一种多维视角。通过19世纪的瑞士与比利时的对比研究，作者体现了志愿者组织密度与国家建构的正相关；20世纪初的中国与俄罗斯对比，作者强调了语言（特别是一种稳定的书面语言）对于国家建构的正向影响；对比20世纪60年代的博茨瓦纳和索马里，作者证明国家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之于国家建构的重要性。值得提及的是，本书建立于社会交换理论的立场，重视社会交互中的互利共赢，这与《何故为敌》的立场一致，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终于从一种虚幻的种族冲突论的视角转换为一种实质的利益冲突论的视角，可喜可贺。作者在样本的挑选上也颇为考究（看到熟悉的Mahoney与格尔茨的名字时就不应该怀疑作者的挑选能力了）：1作者挑选的都是几乎处于同一时空背景下的案例，重视时空对于相似变量所赋予的不同权重；2作者的变量控制做得不错，案例间的差异确实可通过主要自变量来解释，同时作者在叙述中也对某些其余影响因素进行说明与解释。
以上就是本书的质性研究部分，下面则进入更为激动人心的量化研究部分。作者在一本书中同时采用两种方法论证相同自变量的影响力的重要原因是：这样更具有一种理论稳定性，当多种方法同时指向一种结果时，它提供了更高的可信度。作者的量化研究采用一种大样本多变量分析的方法，通过检验一些相关变量间的回归系数来证明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我十分佩服作者的数据挑选能力， 几乎每一个自变量都找到了目前最为恰当的数据来体现，同时作者对自己的建模思路与数据挑选与整合过程也进行了相对细致的描述，因此本书的量化研究部分十分具有示范性。（试图诱导你去买书）由于本书的量化模型实在太多，同时我本人实在能力有限，无法一一进行编码审核与模型重推，在此并不能保证作者的模型都是稳健的，但大体上应该是没问题的。同时，作者的量化研究工作还推翻了一些经济学家们的统计推断：国家的多样性与公共物品的提供能力是负相关的。实质的情况是：国家过去的中央集权程度的薄弱造成了语言的多样性与较少的公共物品提供。政治学著作能在统计推断上推翻经济学家的理论，这点很振奋！
本书寻求证明从长期视角来看，历史力量促进政治整合和国家认同。
历史的重要性确然是老生常谈了，但作者并不赞同一种长期而言的强烈路径依赖机制的作用，反而认为历史充满了逆转（来自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的经典文章，虽然被佛阿证明是有问题的，命运比起逆转更多地呈现出持续）。
在历史的实际情况中，迷宫里的门是双向的。有些老鼠很幸运能够穿过通向制度化天堂的大门，另一些老鼠则从未碰撞到这扇大门，还有一些老鼠发现了这扇门，但却通过另一扇门回到了稀缺的境地。国家的“成功”或“失败”很随机，我们不太知道为什么
当然，正如我在开篇时提到的，作者虽然肯定了历史的复杂性与随机性，但是认为拥有高密度的志愿者组织，国家提供公共物品情况良好，语言同质性高的国家会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更为顺利，换言之，就这一点而言，历史展现了它一定的收敛性。
本书仍然存在一些相对不足的地方：
1.理论创新性不足。这也是当前宏观理论的一个困境所在，三个自变量无论是志愿者组织，国家公共物品的提供能力还是语言的同质性都是基于已有研究基础上整合与总结的，仅仅是将一些理论中的重要变量做整合进行新的分析，这样的理论创新程度对于作者的企图而言显然是不足的。当然，建构一种新的宏观变量模型的难度确实非常人所能为。创新不足却研究扎实，这在上世纪60年代对于行为主义的批判中早已提过，但当前却仍然存在相同的问题，证明仅就当前而言，实证研究的方法并不能支持一些更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需要继续对方法进行改进。
2.本书中人为赋值的变量所采用的过多，影响整体结果的信度。政治学中的xxx指数，xxx系数与经济学同行们所使用的各种商业指数的信度差距仍然十分巨大，而且很多数据在分类处理阶段就已经颇具争议，影响使用这些数据的研究所应有的信度。当然，仅就政治学而言，可使用的数据过少同时更新频次过低一直是一个困扰学者的问题。因此这也不完全是作者的责任，实属学科建设上的无奈。
我期望有朝一日，政治学的宏观理论可以进行一种全样本的整体性多变量分析，使得大体上的基础问题能够有一个总体上的方位，仅就目前而言，当前的宏观理论离能够做到这一点还有相当的距离，这也是我以后的动力----一种更为精细化的，更为复杂性的政治学。
最后，感谢威默先生为我们带来如此具有示范性的研究展示，感谢叶江先生的辛勤翻译，感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以及格致出版社对于本书的出版发行所做的努力，希望在未来能为“国际展望丛书”带来更多的优秀作品。
《国家建构》读后感(三)：陈拯评《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政治包容与国家认同
国族建构（nation building）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课题，也为人们所普遍关心。格致出版社新近翻译推出了哥伦比亚大学安德烈亚斯·威默（Andreas Wimmer）教授的专著《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原书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2017年出版）。威默是如今这一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国家建构》建立在他过去二十多年间的相关研究之上（威默在“前言”中回顾了其思考与研究推进的过程，值得留意），曾获得美国社会学协会历史社会学巴林顿·摩尔图书奖。 《国家建构》提出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一些国家会沿着族群（ethnic group，即我国五十六个民族意义上的“民族”，译者序对相关术语的翻译选择做了充分讨论）的裂痕而分崩离析，而另一些国家虽然人口构成多元，但仍长期整合在一起？威默认为，国家建构的本质是公民与国家间的权力关系问题，而政治整合（political integration）和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fication）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前者涉及建设各种现代国家制度，推进不排斥任何族群的包容性“政治整合”。后者则是要建立起各族群对“国族”（nation，即我国“中华民族”层次的 “民族”）和“民族国家”（nation-state，又译作“国民国家”）的认同。而要实现这两点，关键是要在国家与公民之间建立起跨越族群界限（ethnic divides）的政治联系，将各族群整合进某种包容性的权力安排中，形成公民对民族（nation）和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认同。如此，国家建构就被转化为一个经验问题：包容性的政治整合安排在哪些条件下更有可能出现并取得成功？在这里，威默明确区分了国家建构与民主化，强调后者并非西方世界不少研究所假定的那样，是国族聚合的充要条件或是根本因素。 近些年来，西方有关族群的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倾向于以行动者为中心，关注各种微观机制与短期要素的作用。与之不同，《国家建构》沿袭了历史社会学的宏观分析传统，重视长期而缓慢的政治发展过程的影响。威默基于社会交换网络的视角搭建了全书理论框架，中心逻辑是：与所有大型组织形式一样，国家的基础是其内部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间所形成的联盟网络。国家建构过程与这些政治性联盟网络的性质与覆盖范围密不可分。国家与公民间的交换关系又分为三个不可通约的基本维度：一、组织维度：描述两者的关系是否制度化以及如何制度化，涉及资源交换的渠道；二、政治经济维度：关于两者交换的资源，主要涉及公共物品的提供；三、沟通维度：涉及意图和信息的交换，关注合作伙伴如何相互协商和沟通。与这三个维度相对应，威默认为，发达的志愿性组织，较强的提供公共物品的国家能力以及较低的语言沟通障碍这三个条件，有助于政治联盟网络实现跨越族群界限的扩展，支持国家认同的构建。这三个条件都是历史形成的，取决于在殖民时代和现代民族国家出现前就已开始的历史过程，特别是早期国家中央集权的发展程度。 威默用三章篇幅分别展示了这三种机理。首先，社会组织的状态影响到政治联盟所采取的制度形式。不同于恩庇型组织的垂直关系网络，志愿组织的横向关系网络有助于跨越族群边界，建立起跨域族群的政治联盟，推动包容性国家的形成。第二章通过瑞士和比利时经验的比较展示了这一点。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上半叶的瑞士，读书会和合唱团等志愿性组织取得了跨域族群（区域、语言、宗教及其它）界线的扩展，成为政治动员与联合的基础。语言多样性在瑞士没有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而同时代的比利时则相反。在外国占领者（拿破仑和后来的荷兰国王威廉一世）的压制下，民间社团局限于更富裕，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法语区与法语社群。结果，比利时独立后，统治者更倾向于与法语社群相联合，而讲佛兰芒语的社群则被边缘化。语言问题高度政治化，国家沿着语言分界线出现分裂。 第三章从国家与公民之间如何相互交换资源切入。政府越能够在不同地区向更广泛的公民提供公共产品，作为交换伙伴的吸引力就越大，更多公民越将尝试与国家建立联盟，继而政府精英的构成也越能反映出人口的族群多样性。同为后殖民国家，博茨瓦纳与索马里的对比说明了这一点。博茨瓦纳独立后，政府在养牛业等上提供了均衡的公共物品，获得了跨地区和跨族群的支持，进而提高了议会和内阁构成的族群代表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包容性的权力配置推动了国家认同和少数族群的融入。索马里统治者长期持续的恩庇政策与族群分裂后果则从反面展示了这一点。 第四章通过十九世纪早期到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和俄罗斯，说明了传播沟通机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共同的语言，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并由此建立持久的信任关系，使得建立跨地区和跨越族群分界线的联系也更加容易。在中国，虽然汉族居民所说的语言不同，但统一的书写文字方便了不同方言人群的相互理解。政府也能不给持某种语言的人以特权，基于经典，通过书面考试来招募政治精英，保持了精英来源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汉族也成为语言多样但族群同质的群体。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俄罗斯：全体人口所说和所写的语言极度不同，而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统治者将俄罗斯语族提升为行政管理者，结果语言民族主义则使得帝国两次沿着族群语言分界线而解体。 总之，志愿组织的密度，国家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以及语言的同质性，都影响到能否建立跨越族群边界的政治联系，从而产生更具包容性的民族-国家认同。人们进而会追问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以及居民的语言同质性从何而来。威默的回答是，这些都来自于十九世纪晚期大众政治兴起之前就享有的历史遗产。语言的同质性以及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与在国家建构的尝试之前中央集权国家是否出现有很大关系。一方面，那些继承了传统官僚机器与经验诀窍的政府，更有能力为其公民提供公共物品，从而培养政治忠诚。另一方面，在那些中央集权统治早已出现的地方，公民们如今也更可能使用同一种语言，也就更容易跨越族群和区域的分界线来建立政治联盟。最后，公民社会组织的早期兴起使政治家们能够将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编织成一片政治网络。这些都减少了族群在政治上的显著性，削弱了对分裂主义的支持。 威默承认，他的宏观社会学理论与该领域眼下时兴的微观研究取向并不合拍。这些研究越来越流行采取调查实验和随机对照试验（如最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所反映的），对个体层次及短期社会机理进行更为精确、严谨的因果关系验证。威默承认微观研究的长处，但强调长期过程的巨大影响也不容忽视。他主张“通过在原来的努力中加入理论精确性和方法严谨性来重振这一宏观政治和历史的传统”（45-46页）。因此，虽然采取了异于时俗的理论思考路径，《国家建构》在研究方法上却采取了近年来颇为流行的嵌套分析和混合方法取径，将比较案例研究和大样本统计（large N statistics）分析结合起来，注重因果关系的识别。 首先，前面的第二到第四章通过一系列成对的案例比较来检验各种交换关系对国家建设的影响，并通过细微的过程追踪，在不同的时间点观察历史发展，排除了反向因果关系。虽然案例研究初步验证理论假说并展示了因果机制，但是并不能有效排除其他因素（如殖民地经历、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等）的干扰，也无法比较不同机制间的重要性。随后三章转而采取大样本定量统计的方法来检验上述三个机制在其它案例中是否有效。威默构建并利用了多个数据集，通过工具变量等统计技术，更加充分地论证了上述三个机制的重要性。例如，他验证了，各个国家的民族政治包容程度与识字率、铁轨密度、语言同质性以及政治和公民组织的密度呈正相关；而十九世纪下半叶由中央集权化政府统治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能在国内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其语言多样性也较少。威默还发现，语言多样性高和公共物品供给程度低之间的统计相关性更多是因为它们都出现在缺乏中央集权国家历史遗产的社会中，实际上并不存在真正的因果关系，而语言多样性发挥影响更重要的机制是建立政治网络的难易程度。通过大样本统计研究，威默很好地验证了人均志愿性组织，政府公共物品提供以及居民语言同质程度这三个变量的显著性。此外，他在后续章节还讨论了民族自豪感、国家认同与忠诚等问题。 威默用严谨扎实的研究工作再次证明“族群之间的政治平等是国家建构的关键决定因素”（第7页），复兴了民族主义和族群冲突研究中的宏观历史社会学传统。当然，《国家建构》还是有许多值得继续讨论的问题。比如结构性解释与自主能动性（以及长期宏观影响与短期微观要素间）的张力。威默试图展示的是历史经验与宏观结构如何影响了世界上不同国家的国家建构前景。威默更相信：“这样的历史事件都没有将国家建构的进程引向完全不同的方向。它们似乎仅仅是修改而不是重新设计建造本书所关注的长期历史力量。”（44页）然而，诸如政治势力的领导与决断，某些重大而意外的事件（重大自然灾害和瘟疫等）以及人们对它们的处理应对等短期要素同样对一个国家能够发展包容性的民族认同有着影响。如威默所承认的，国家建设并不总是一条单向的路。历史中充满了偶然、意外与逆转。路和门可能都是双向的，并没有前定的命运，也没有多少简单的选择（比如当我们谈论“包容性”时，是应该更注重推动语言与文化的同一性还是尊重和保护内部的差异性？）。在某些历史的关键节点上，民族身份有时会由于各种冲击而经历挑战而发生剧烈的波动，展示出多重的可能性（虽然概率有所不同）。相关的社会历史与政治进程并没有（也不会）以今天或某个时点所存在的任何民族形式就此终结。曾经看似稳固的国家可能会崩解（如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而曾经被边缘化的民族身份后来可能会再兴起（如苏格兰）。相关研究不能假定历史上（也包括如今）稳定的民族（nations）是合适的观察单位，也不能假设国家建构的成败是由某种历史条件预先确定的（第7页）。“抽刀断水水更流”，这就给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困难。许多时候，我们恐怕不得不承认，“国家的成功和失败很随机，我们不太知道为什么”（24-25页）。 此外，需要考虑的还有外部因素对国家建构的影响。本书的讨论专注于国内条件，但国家建设的进程总是在一定的国际体系和周边环境背景下发生，不可避免地受到后者的影响。如许多研究所指出的，不少国家（特别是在非殖民浪潮中出现的新兴国家）国家建构所面对的关键挑战就在于，其现有的国家边界本就不是由历史“自然形成”形成的，而是为外部力量所强加，并且不断受到外部因素的约束和干扰。例如，就有西方学者认为当今国际社会的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规范使得像在非洲这样的地方，不少领土与边界无法进行“恰当”变更来符合“现实”，结果跨越国境的族群网络构成了国家构建过程的重大挑战。不少族群的存在是跨越政体边界的。发展威默的社会交换网络模型，纳入国际体系环境要素，或将是一个令人期待的研究方向。 注意到种种复杂性，我们就越发能认同威默在理论主张与政策建议上的审慎节制，谨慎而谦卑地承认我们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所知和“能做的并不是那么多”（20页）。威默对西方世界颇为流行的改造其他国家的冲动提出了明确警告：国家建构需要时间，外部力量缺乏足够的合法性和必要的耐性来等待并培育政治联盟网络在不同区域蔓延，即便从外部提供公共物品并不能有效地帮助实现这一点。毕竟“国家建构是几代人而不是几年就能完成的事情”（第2页），需要久久为功。对中国而言，无论如何评估历史给我们的遗产，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维护依旧需要我们做出不懈的努力来推进包容性的国家治理。
陈拯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青年研究员
当今世界由近200个国家组成，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国家里，哪怕他可能不认同自己的国家——这似乎是个常识，以至于我们常常忘了，国与国之间千差万别，很多国家甚至谈不上是“国家”。因为在社会学理论中，现代意义上的“国家”（state）其实是现代化的特殊产物，一如理查德·拉克曼在《国家与权力》中着重强调的，它并非自然产物，也不是“不可或缺、静止不变的组织”，而是特定历史条件催生的，进而在征税、征募公民建设常备军、建立民族认同、建构民族文化这四个领域都扩展权力，最终在国境之内垄断了征税、暴力与合法性。
这乍看很平常，因为现代国家无不如此，但实际上很多国家都做不到——至少是那些所谓“弱国家”或“失败国家”。像索马里之所以还被世人看作是一个国家，仅仅是因为它在世界地图上被涂抹为同一种颜色，但在现实中，它陷入无政府状态已长达数十年。正因此，2004年弗朗西斯·福山出版《国家构建》（State Building）一书，强调在第三世界，“软弱、无能或根本缺失的政府是各种严重问题的根源所在”。两年后，他又撰述《国族构建》（Nation Building）一文，大体延续了《国家构建》的主旨，因为“美国所谓的民族构建实际上就是国家构建，亦即构建政府机构，同时促进经济发展”，强调这不仅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甚至对21世纪的世界秩序而言，都是最主要的挑战。
本书的英文名也是Nation Building，所强调的重点也很近似。在英语中，state和nation都包含有“国家”的意味，但前者更偏向“政府”意味，强调作为一个政治权力组织的“国家”，而后者则侧重“国族”，突出“国家”是由全体民众构成的共同体。 这正契合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名言：“国家者，就是一个在某固定疆域内（在事实上）肯定了自身对武力之正当使用的垄断权力的人类共同体。”
不难想见，在后一种意义上的“国家建构”虽然也需要制度性的国家力量参与，但重心却落在如何促进内部的有机团结上，最终“合众为一”，创造出国民的凝聚力。有必要指出的是，这样一种民族国家认同感的锻造，并不仅仅是“失败国家”的问题，而几乎是每个国家都或多或少面临的现实，在欧洲尤其如此，像西班牙反倒是经济最发达的加泰隆尼亚地区的国家认同最低。
国家认同来自政治代表性
由一个瑞士学者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是再合适不过了。作为欧洲最古老的多元族群共和国之一，瑞士在长达六百多年的时间里保持着中立和平，内部虽然有分歧，但族群差异在政治舞台上并不重要。因而对于像欧内斯特·盖尔纳这样将一种单一的共同语视为现代民族国家基础的学者来说，瑞士代表着一项重大的干扰，是很难纳入理论框架的奇怪例外。但从现在欧盟作为一个多元整体的角度来看，瑞士却是一个典范性的先驱。看看各地比比皆是的失败案例就不难发现，这并不容易做到，需要长期缓慢的政治生态演进，并取决于跨越族群分界线的政治整合是否成功。
这其中一个两难的困境在于：“跨越族群分界线的政治整合”本身需要以现代公民身份为基础，使得人们不再将自己首先看作是某个行会、城市、村庄、部落或族群的成员，而是看作与其它成员在基本权利上没有差别的公民，但恰恰这一点是最难做到的，因为这本身就意味着个人从那种原生的社会网络中脱嵌出来，而这无一例外是与现代化进程同步的。在这方面，像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更容易达成，因为很多人来到美国原本就是打算抛弃自己原有的身份开始新生活，追求“美国梦”，加上美国各州从不以语言为原则来成立，因而在美国虽然也有不同族群的组织，却从未出现族群语言来动员的大众运动，真正折磨它的是历史遗留的种族问题。
棘手的是，在很多国家，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变动，反倒加剧了族群冲突，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就曾断言：“低度发展国家里的集体自我形象压倒性地是原生的（即部落、族群、地方的）或宗教的，断非公民的。由于每个集群的成员都倾向于相信，别的每个集群的成员只会为了自身集群的利益而行动，他们不相信充塞着这种人的那些公共机构绝不会损害他们。”这本身就要求公共机构保持中立性，对所有成员一视同仁。
要解决这个问题，中国传统政治的思维是呼吁“天下为公”，这意味着共同体的权威应当秉持公心，不偏不私；在西方，虽然目的类似，但方法却大有不同，强调在权力机构中拥有代表性，使自己的利益和声音得到表达和倾听，用书中的话说，“对国家的认同来自政治代表性”。但殊途同归，内在逻辑是一致的：要让人产生认同，让他们真切感受到“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那国家就得有能力提供公共物品，并公平地进行分配。就此而言，那些“失败国家”要么是国家没有这样的能力，要么是在分配时将公共物品当作是自己所属小群体的肥肉，最糟糕的则是两者兼而有之。
在现代的民族主义浪潮中，新兴的国家力量试图强行推进整齐划一的国族身份，剥夺并整合地方精英的权力，鼓励他们采用主导群体的语言，但这样的努力，有时却适得其反。拿破仑帝国占领整个比利时之后，法语被视为开明和进步的语言，而佛兰芒语则与非理性、落后、保守联系在一起，
人们必须彻底掌握法语，才能有自己的事业。类似的情形在法国、爱尔兰、西班牙、波兰、俄国、日本、印尼等各国不断上演，但结果是反倒沿着语言边界产生了对抗性的族群动员。一旦这样的局面形成，就很难出现跨越族群边界的政治联合，像阿富汗、伊拉克和波黑的例子证明，即便是外部力量来推动整合，培育政治凝聚力，但最终也还是会归于失败。
如何达成权力的公平分配，这往往取决于精英斗争的结果。在瑞士，族群性从未被问题化、政治化，因为大众的政治动员是通过教会、行会等跨族群的社会网络进行的。换言之，这需要有发达的社会组织，使人们在争取自身利益时，并不首先自视为某一民族的成员，而是将自己看作是一个钟表制造商、教师或医生，族群身份因而无关紧要——如果有，也只认同“我们都是瑞士人”。1870年意大利统一之后，当时的首相阿泽利奥说：“我们已经创造了意大利，现在我们必须创造意大利人。”也暗含着这一层意味：全新而一致的公民身份必须取代原有的地方认同。
从工具主义的角度来看，族群认同其实往往是在一个分裂性结构的社会中维持内部凝聚力、进而争取自身利益的工具，这恐怕正是因为，在那样的社会里，人们很难找到其它可替代的机制来维护自己利益。但到了现代社会，就必须有一个容纳人们利益诉求的政治框架，因为国家认同说到底是权力与政治的问题，取决于人们的利益是否得到公平对待，也只有当社会进一步多元分化之后，族群身份才会渐渐不再是唯一重要的了。
不同的熔炉
从各国的现代化进程来看，可以说是“幸福的国家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国家则各有各的不幸”。本书在考察了不同国家的案例后得出的结论是：民族国家认同并不是族群同质性的产物，而是由公共物品的包容性提供产生的。这么说有些抽象，举个例子就能理解了：日本在世界各国中算是族群同质性最高的国家之一，甚至长期自视为单一民族国家，但即便如此，如果国家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并予以公平分配，那么各地难免会产生抱怨和疏离——例如冲绳这样的边远地区发现学校和医院不如东京这样的发达城市，又或者东京的贫穷阶层愤怒于自己得不到向上流动的公平机会。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现代社会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多元异质的，是一个伴随着大规模流动性的丰富生态，而要在其中培育主动的共同体意识，就得“不让一个人落下”，使每个成员都觉得自己的利益得到了关照。这意味着有效、公平的公共物品供给，由此也能让政治精英扩大其在全国的政治联盟和支持网络。
但这首先就得建立起一套有执行力的政治机制，而像索马里这样的国家建构计划之所以失败，就在于它们连这样的基本能力也缺失：它在很长时间里处于无政府状态，几乎没有任何税收基础，也就谈不上去建设道路、学校、医院并提供安全、福利了。《破碎大地》一书在考察近年来几个中东国家的命运后发现，人为造就的国家比较脆弱，往往既缺乏国家能力，又在权力分配上容易陷入纷争，最终，危机并不是促成凝聚力，而是带来分裂和混乱。
正因此，本书才强调，“没有这种常规的官僚机构能力，就很难提供安全保障、主持正义、发展基础设施和提高广大公民的经济福利。没有有效的和公平的公共物品供应，该政权就无法将其支持基础扩展到其狭隘的宗族圈子之外。”不过确切地说，现实中这个问题更为棘手。美国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的能力毋庸置疑，但它这些年来的政治却并不是走向整合，而是分裂，特朗普的上台依靠的就不是将支持基础扩展到共和党之外的群体，而是依靠对已有群体的深度动员，因为仅凭这一点就已可以获胜。更有甚者，像奥巴马的全民医保计划乍看有益于所有人，但却仍然遭到了共和党人士的坚决抵制。
这表明，如果说“提供公共物品产生认同”，这首先需要产生一种意识，那就是将国家视为一种达致自己利益分配的机制，意味着国家被社会所捕获，成为表达社会利益的渠道；与此同时，还需要一个能促成妥协与整合的政治框架，使党派之间的恶斗不至于阻碍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当然，另一个前提是国家垄断对公共物品的供给，而这本身就是现代政治的产物，甚至直至今日，在某些特殊情况下，非国家行为体在这方面仍是国家的竞争者，例如在地震中为灾民提供救济的日本黑社会组织。
以此反观中国，也会给我们以很大启发。正如福山近些年也注意到的，中国政治模式非常早熟，很早就建立起了强大的官僚机构，而至少精英阶层的国家认同也早就压倒了地方认同。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整合不是通过法律框架下的代议制，而是政治权威推行的“编户齐民”与“书同文”，即通过整齐划一的户籍和统一的书写文字，形成共同的身份认同。不仅如此，中国传统上对国家有效而公平的分配与其说是一种权利，倒不如说是一种伦理期待，坚信国家应当是一个公平、公正的权威。
一直以来，中国人也期望国家能公平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甚至相信它“除了生孩子外无所不能”，但这种“国家强大”的期盼假设了全能的范围与全面的执行力，因而很多人不免困惑“美国这么强大的国家也有人这么贫困”——实际上，国家的强大只是社会整体发展的一个维度，与一部分民众是否贫困其实是两回事，但中国人会发出这样的困惑，本身表明人们相信作为共同体的成员，应当从整体强大中获益的强烈愿望。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格外重视地区发展失衡的问题，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当人们发现自己不能平等地得到机会和好处时，就会产生不满和疏离。这是一种不同的“熔炉”，表明不同文化下的人们可以通过不同机制来达成利益的表达、公共物品的供给和公平分配，最终形成政治整合的共同体。不过，当社会逐渐现代化、根据经济学原理更优化配置生产要素时，就会发现给予人们更有保障的权利，结合自由迁移，能更有效地在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最大化地发挥每个人的潜力——这可能正是我们的未来。
*已刊2020-06-30《经济观察报》 ---------------------------------------------------------- 勘误：
书名副标题：其实“聚合与崩溃”不甚恰当，直译应是“为何一些国家走向整合而另一些分离” 致谢xiii：恽金仝（King-To Yeung）：这个姓应对应粤语的“翁” p.13：这些完全不同的语言包括了从芬兰语到德语，从俄语到土耳其语、从韩语到罗马尼亚语：按，此处说的是俄国国内的多语言状况，故所谓“土耳其语”，其实指的是鞑靼语、阿塞拜疆语、哈萨克语、巴什基尔语等一系列突厥语族语言，这与“土耳其语”不是一个概念。下文p.171提到“伏尔加鞑靼语是土耳其语群体中的一种通用语言”，此处更应译为“突厥语。” 又p.157：“根据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一次人口普查，对语言学家而言，罗曼诺夫帝国代表了真正的黄金国(el dorado)，绝大部分欧亚语系都包含在帝国讲多语种的臣民中，在俄罗斯帝国的街头，可以听到韩语以及芬兰语、土耳其语、意第绪语、俄语和伊朗语。”此处的“土耳其语”也指突厥语族语言，“芬兰语”应指包括芬兰语在内的芬语族语言，而“伊朗语”则应指伊朗语族语言（包括塔吉克语），因为俄罗斯没有伊朗人（波斯人），p.158列出了伊朗语族的四种语言：塔吉克语、奥塞梯语、库尔德语、罗马语（吉普赛语）——此处“罗马语”当作“罗姆语”。p.158-159列出的语言群体，“语”均当作“语族”，“芬兰语”当作“芬语族”，“乌格里语”当作“乌戈尔语族”，p.159“柯尔克孜语”当作“吉尔吉斯语”，柯尔克孜是中国国内对同源少数民族的称呼；p.160列出的蒙古语族“布里安语”当作“布里亚特语”、“卡尔麦克语”当作“卡尔梅克语” p.17-18：国家如果过去有着长期的殖民经历;如果受到帝国分裂政策的特别约束;如果继承了奴隶制或定居者殖民主义的种族分化;如果经济上贫穷;如果仍然在少数群体代表的全球理想的庇护之下;如果宗教和语言分歧重叠;或者如果有长期的国家间的战争或族群民族主义冲突的历史，那么这些国家的国家建构将遭遇//失败的论点也得不到什么支持。按，从上下文看，最后一句的意思似是弄反了，作者本意应指这些情况下，国家建构容易遭遇失败。 p.135：有些学者认为，从15世纪初开始，帝国的士大夫绝大部分能讲普通话：“普通话”是近代术语，且有平民主义的特殊意涵，明清时应称“官话” p.135：雍正皇帝(1723-1736年)曾试图迫使来自南方省份的文人们在受雇之前接受八年的普通话训练。按，出处见俞正燮《癸巳存稿》之“官话”条：雍正六年因“福建、广东人多不谙官话，著地方官训导，廷臣议以八年为限。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故此处“南方省份”实特指闽广两省。 p.137：译者注：生员俗称“秀才”，可以获得政府提供的津贴（stipend）。按，此处所谓“津贴”，传统时代的术语应是“廪膳”。 p.138：[明清时代科举科目]它们基于对中国古代经典和儒家思想的特定解读，20世纪西方学者经常将其称为“新儒学”。按，国内语境中似译作“理学”为宜。 p.143：[复社中涌现出]各省的总督等：按，严格来说，总督一职其实清朝才设置，明代应称“巡抚” p.144：威克曼（Wakeman）：应作“魏斐德” p.144-145：帝国军队首先在义和团运动中反对西方列强，这场运动之后，中国失去了对香港和上海等沿海贸易城市的控制权，更重要的是，在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中国割让了台湾，并失去了对番邦朝鲜的控制。译者注：“此处应该是指1840年的鸦片战争，而非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原文有误。”按，原文无误，八国联军入侵后，清廷中枢西狩，对地方失去控制，如天津被联军占领，直至1902年才收复；而上海则与各国领事议定《东南保护条款》，约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也是至1902年才撤防。此种情况是1804年鸦片战争所无的。又及，“番邦朝鲜”应作“属国朝鲜”，当时朝鲜是最儒家化的属国，清人并不以“番邦”视之。 p.153：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不会将说普通话、吴语、闵语、赣语和其他方言的人们视为具有不同历史血统、不同文化渊源和未来政治命运的群体。闵=闽 p.157：讲罗马尼亚语的比萨拉比亚省被赶出奥斯曼帝国而并入俄罗斯帝国：按中文的习惯，似说“被奥斯曼帝国割让给俄罗斯帝国”为宜 p.163：[俄国在新征服地区实施的制度]这些地区被分为省（governorates）：确切地说应是“总督辖区” p.171：[说突厥语的]人口分散在从印度库什山脉一直延伸到今天乌克兰的不相邻地域上：印度库什=兴都库什 p.185：英格什语：应作“印古什语”；图文语：应作“图瓦语” p.188：德拉维亚语系（南印度语言）：应作“达罗毗荼语系” p.222：中央集|权的国家通常会维持一个有文化的、能叙述他们的王子和公爵进行英勇战斗的精英团体：按，此处“王子”原文应是princes，但该词也指“君主”，如马基雅维利的名著The Prince，就译作《君主论》，故此处应作“君主和诸侯”，或“王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