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是一本由萧公权著作，九州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58.00，页数：72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不愧是开荒之作呀，很好的书。要理解中国乡村，只了解农民和土地是不够的。后之视今......越来越喜欢读书中融会贯通的妙处，可惜所知甚少。
●高山仰止 一個個控制手段從提出到實施過程中的偏移與錯位最終完全走向另一個方向，個體在專制制度背景下的無力，歷史的慣性，統治階級面臨的困難在異時同地的當下仍在上演。
●移居者会定居某一地，并最终创造出一个族以及一个村落；或者，他会居住在某个乡村或城镇里，繁衍出一个族，而不是一个村庄。这种定居模式区别，部分解释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宗族乡村，即“单族乡村”和“多族乡村”。在“单族乡村”里，居住着一些同姓家庭；在“多族乡村”里，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族比邻而居。
●这是一部全面、深入探讨中国农村发展状况的大部头，逻辑清晰，资料详实，脉络分明，是一本了解中国历史和农民生活的好书。
●极好看的，对基层各方面都进行了详细的介绍。爱不释手。了解中国乡村与农民必读。（可怜的还是底层人民）
●余论：……
●还是不可避免的用了好些后面的资料推论的。
●专制统治的核心矛盾，其实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这样对立使得统治者牺牲了地方的行政效率，但是换来了暂时的政治稳定。作者将19世纪清王朝整个“控制—回应”过程的框架搭好了，并且仔细分析了为什么最终这些制度的好处都会被其不好的结果所抵消。看到最后才明白，这种中国历史和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影响，到现在依然无法抹去，最终给人一种绝望感。
●余论：“共产攩政权在迥异的环境下，以不同的方式重复着清王朝统治者的失败经验。”
●感觉迟早要被禁～中国人民好像确实像一盘散沙，在乱世的时候依然如此……统治者需要散沙，这便于管理呀。
对于政府来说，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如何管理好或者说(统治）这样一片广大的土地都是一件困难的事，而这其中关键在于如何管理好广大的乡村，管理好占中国人口绝对多数的农民。即使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发展的今天，“三农问题”仍然是国家管理的重中之重。萧公权先生的这部大作讲述的就是19世纪清政府如何控制乡村，如何实行基层统治。
通过本书，我们可以看到清政府通过在乡村设立保甲组织来负责乡村治安，通过里甲组织来负责征收税收，并且通过以常平仓、义仓和社仓相结合来防范饥荒，通过所谓的乡约和乡煮酒等进行思想上的控制。但是，这种体系是不完全和不稳定的。这些子体系设立的目的在于加强社会控制，维护社会稳定以达到维护专制统治的目的。但是这些体系很少能够达到预设的目标，在清王朝的鼎盛阶段这些体系还能部分的发挥其作用，而随着王朝的衰弱，吏治的腐败等等各种因素作用下，整个基层统治体系也就迅速地走向崩溃。
本书除了对中国乡村的基层控制体系作了相应的描述，更让我印象深刻的地方在于统治者与士绅阶层以及与普通百姓三者之间的关系。清王朝作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同时又属于“异族”的统治，其封建专制发展到了封建时代的顶峰。一方面它将专制的触角大大的延伸了，将“愚民”“弱民”政策执行到了极致，培养了一批专制统治下的“顺民”和所谓的“良民”，他们逆来顺受，满足于最低的生存需求。同时，还加强了对官僚阶层的控制，通过种种手段，将所有的官员变为专制体制内驯服的绵羊，扼杀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变为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求安稳”的官僚，让他们在政治上变得无害。一方面统治者加强专制又必须依靠官僚，依靠士人阶层(乡绅)来实行。但是统治者维护专制统治的利益与官僚阶层、士绅阶层的利益并不是重合的。 一方面是这些官僚在专制统治下多无进取之心，他们中的许多人心心念念的只是如何收刮民脂民膏、鱼肉百姓、如何积累自己经验财富，而不是贯彻中央政府的政策，解决好百姓的问题。
一方面，士绅阶层的利益在很多情况下与专制统治者的利益也是冲突。他们有着自己的利益，在正常的社会情况下，他们与清王朝相互合作，有的人直接进入政府作为官员，有的人则与政府合作谋取自己的利益，(在政治稳定的情况下，地主通过政府的合作不断地兼并土地来获取利益）这时的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是稳定的。但当严重的灾害发生，广大的农民走投无路被迫揭竿而起时，当政府无法满足他们的利益时。这二者的力量就会结合，借助广大农民推翻这个王朝，从而建立一个新的秩序。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士绅阶层取得了整个过程的领导权，广大的农民并没有能够领导这场运动，因此其最终所建立的仍然会是一个封建的王朝。在这场运动中，它们扮演的不是领导者而只是从属者，广大的农民也就无法摆脱原来的状况。
开宗明义：“在像帝制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界限相当清楚，相互之间的利益背道而驰。因此，专制统治者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保持对其臣民的牢固控制，以确保自己及其子孙的皇位坐得安稳”。就这一句，我觉得真是够实在，似乎要开始一场穿越的角色扮演游戏，你是皇帝，如何掌控这疆土，你真的了解吗？当然你更多被唤醒的是自己的现实感，知道自己在哪一层。我建议从第十章开始读，第一个概念“良民”相信会引起你的兴趣的。 读完此书，大家就是大家，掩面感叹赞叹喟叹之余，不知从何说起。这标题大概最能代表读此书的感受，就仿佛在迪士尼里面加勒比海盗那一项目，如同身临其境看到当年的人物光影。 甫一开篇就吸引了我，关于村、乡、县城的描述。我从南方乡村长大，看着既觉得亲切，又因为他的一些引申感到直观而新鲜，村是怎样形成的，有哪些形态，都多大如何分布？身在其中的人未必知道。加上看书之前刚从重庆回来，感受过重庆作为“城”时的大小。于是“国”、“城”、“村”的直观印象都被刷新。概念既然不同，那么我们曾经看到的“国”、“君子”、“小人”等语义，道德与政策论辩，历史中事件的内涵，就呈现出不一样的逻辑。 话说像秦朝总共才约2000万人口，清朝的人口大幅增加也才几亿人口，到现在中国15亿人，说一国非一国。配上秦晖的《传统十论》，乃见昔人所言，全非我等村民读书时所想语义。 作者行文的态度可以说是非常务实，而且很少偏见，科学取证的思路来选择材料，很谨慎的做结论和猜测。这个一读就会有感受。 通过保甲、里甲的设置与运行状况，重点讲述了乡村的“治安”、“税收”。这中间的故事很多，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中饱”的普遍常态存在，其间花样繁多，以及提到最大的一个组合“衙门及其走卒”。如果有一个正态分布，那么贪腐是落在最顶端区间两侧的。 对描述的众多事实，作者没有带太多情绪在里面，没有带什么节奏，这样也有利于去认真看事实，考虑真正有效的方式。不过如作者历史看多，“道德观”的范围早已不局限于读书人看到的书本道义，对贪腐大概已经没有了我等“正义”读书人的愤慨。我们愤慨还不是因为当初被种下的观念本就与社会现实不符。作者的悲悯动容，藏在对乡村“乐岁终身苦，灾年不免于死亡”的各种事例援引中。 有两个印象很深的现象。税务的缴纳：乡绅将本因自己缴纳的税各种办法最后转嫁给了村民——正好碰上近期崔永元怼范冰冰事件，国地税改革，颇觉有玩味处。农村到城市的读书人：那会儿村民中读书出来的士子，在有些地方宗族祭祀活动中，凭功名高低，那是可以比不识字的村民多领几两肉的，思至今天各乡村读书到大城市的学子，大约有且仅有那多几两肉吧。 作者描述的有意思之处在于，讲自己的观点是有宏观的利益格局分析，有尽量充足的样本数据，同时引用事实记录也常常关注其中个体的立场、路径甚至性格。包括村民、士子、乡绅、县官及其走卒。并在众多故事中，慢慢展现出他们通常的关系网是怎样，如何互动。 然后作者从统治阶层的出发点、政策的历年变化等等开始，到行政官僚，到地方官及其走卒，到乡绅+村民（保甲里甲体系运作）。一一梳理各阶层上下发生的故事。 思想领域的探讨。如果仅仅是上面这些，萧公当然不足以获得如此高的评价。《中国乡村》里后面探讨了统治者对于乡村的宗教与思想互动情况，也是颇为新鲜，萧公也给出自己很多观点。 官方“失控”下的种种现实因素。把眼光放到整个国家，动乱如何像“风起于青萍之末”，如何席卷扩大。村民怎样生活，因为开篇有了尺寸感，中间有了互动日常常态，后面再升级到非常态的事件时，渐渐就能理解。 比较详细的介绍了太平天国造反的前后演变，以及中间呈现的种种手段，介绍了官方有名的团练，一直到近代革命，这段真是压轴好戏。因这书，我反过来对《王阳明全集》里征赣除盗贼患等有了更清晰的概念。 国民性，村民的性格。然后萧公继续分析了新近革命中村民的角色与作用，估计国内能写的也少，不知此处是否有删减。有一条段关于性格的描述，我认为今天仍然不过时： “专制政府总是想要减少被统治者所具有的的活力……目的在于把权威的观念深深地注入臣民的脑海中，培养臣民安于现状的意愿，防止臣民养成自力救济的能力……从而让他们成为驯服、胆怯、无法自立的人” 。如果我们看今日对抑郁的比较共同的观念，我们当然知道，抑郁的反面不是“开心”，而是“活力”。乡村的学子进城，配合上漫天的观念与信息，抑郁如同卡伦霍妮所担心的，“在某一代人中大量的产生”。 我读过的那些书里，像这样写的，有一本挺类似——《资本论》，可惜那会儿只喜欢看理论与逻辑，如今才发现最有趣的也是《资本论》第三卷，颇多事实，具体事实有趣，宏观架构清晰。 应该说，这样的学术书籍，读100本也不累。娓娓道来，引用那些故纸堆里的记载，边说故事边讲分析讲自己的道理。关键是讲述水平和分析水平都高，事是真事儿，理入木三分。 待重读几遍，再写书评。
《中国乡村》读后感(三)：为什么知识分子最“可怕”，农民最可怜？
中国是一个以农民问题为主体的国家，所以不了解农村农民问题就很难真正的理解中国，关于农村的著作我所读到的最好的当属费孝通的几本著作《乡土中国》《江村经济》《中国士绅》，最近读到一本非好的中国农村著作萧公权的《中国乡村》。
萧公权1920年毕业清华大学，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拿到博士学位，1949年当选中研院院士，后赴美在华盛顿大学任教，所以这本书是用英文写作翻译引进的。
这本书主要讲述清政府如何通过保甲（警察）、里甲（税收）和粮仓制度对帝国的庞大乡村进行控制，以及控制的效果和反应，本书的内容非常丰富，书的结论部分给我启发最大，所以我们先分享结论部分，再分享书的主要内容。
结论部分给我启发最大的是士绅的地位，以及士绅是农民在造反中所起到的作用，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历史。
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我们常常理解为纯粹的农民暴动，忽略了士绅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这是认知偷懒的结果，人们喜欢单一的决定性原因，而忽视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都可以说是士绅和农民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里的士绅和农民都是广义概念，士绅包括了地主、宗族领导、退休官员、落榜文人等，在起义中，其中知识分子最重要。
其实光凭农民要发生起义是很难成气候的，需要有文化的人领导和组织才能形成改变历史的潮流。
可以说士绅文人在农民起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而农民只是提供人力资源而已。所以专制政府最怕的是知识分子，萧公权在书里说是最怕“教授、学生、知识分子”，你懂了吧。
没有知识分子，就算有农民起义也只能成为一窝蜂的临时事件，很快他们又会归于一盘散沙。对于这种现象的原因，容易被归结为农民的愚昧无知缺乏组织性，这个可以解释一盘散沙现象，但不能解释一窝蜂想象。
农民暴动的一窝蜂，包括现代的集体行动事件，周雪光在《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中指出，是因为集权的后果。
集权导致对公共领域的垄断，上面什么都管，尤其是资源和利益的分配，加上允许其他社会组织的出现，一旦老百姓遇到权利侵犯时就没有申诉渠道，容易形成一窝蜂的集体行动，其实是集权体制自食苦果。
其实中国古代的农民是世界最好管的农民，只有吃饱基本都不会闹事，一般情况下他们对政治都漠不关心，除非遇到自然灾害、贪官暴政、人口压力导致的饥饿等触发机制逼迫才敢思变，但是一般老百姓即死饿死也不敢造反，这时就需要士绅阶层的鼓动，并承诺美好的未来，比如分田地。
农民参与了暴动，付出了累累白骨的牺牲，但是他们是分不到利益的，士绅阶层成为了他们的新主子，他们仍然是韭菜，他们只是士绅阶层借以完成革命的工具，我挡太祖爷领导的革命依然如此，萧公权在本书结论部分有着非常大尺度的精彩分析。
农民除了是造反一方的炮灰，同时还是统治者一方的炮灰，也就是每次都是农民打农民 ，所以不管什么时候，精英负责争利，底层人要么选择做韭菜要么选择做炮灰。
起义需要知识分子和农民的集合才可能成功，所以清政府的通知就是要控制这两拨人。对于知识分子一般采取科举制度做官来收买和文字狱打压两种相结合的手段，让他们生活在诱惑和恐惧之中。
当然，为了防范两者结合，最有有效的还是让两者分离，也就是城乡分治，古代皇帝想办法让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朱元璋恨不得把老百姓像植物一样固定在土地上，统治者一直到都是想法城乡分离，让农民留在老家，熟悉不。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其实就是讲的如何把农民控制在乡村，自古以来一直主要通过三个手段来控制乡村：
1、满足基本物质需求（粮仓制度）
2、灌输道德教化（意识形态洗脑）
3、监视日常生活（一般借助士绅阶层管理，后来增加保甲制度）。
本书从治安监控、税收体系、饥荒控制、思想控制几个方面详细描述和分析清政府的乡村控制体系。
如此严密的控制真的有用吗？
没有！
根据萧公权的分析，清政府最后的倒台也是因为这套控制体制，因为每一项控制都有他负作用。
比如清政府的基层官僚，因为集权导致形成效率低下，而且导致了腐败，反而容易引起失控。
另外一个是借助士绅进行乡村控制，但是如果士绅的利益受到损害，很可能他们成为暴动的鼓动者和组织者。
而思想的控制，导致农民的低能，使他们难以面对环境的剧变，比如自然灾害、西方经济的入侵以及贪官的迫害，最后只有铤而走险。
尽管写的是清朝，今天阅读这本书对理解中国仍然很有帮助，这本书有700多页，建议一种偷懒的阅读方法，就是先读结论，然后再读第一章，书的思路差不多就理解了，然后每章里面有大量的资料引用和详细注释，不做学术大可跳过，重点看分析和结论部分，这么说是怕你被砖头下坏，如果有毅力建议精读，很值得精读的一本书。
萧公权教授与我算是半个同乡了，他的家乡泰和县与我老家相去不远，我当深为有这样一个硕儒乡人而自豪。萧氏此书，虽名为“19世纪的帝国控制”，其实书中内容上至18世纪康乾时代，下至20世纪上半叶，因此实际上是一部关于中国传统乡村控制及其现代困境的主题性专著。此书内容翔实，分析精深，许多地方都表现出深刻的洞察力，在我看来，哪怕是关于20世纪上半叶的部分，都比杜赞奇那本《文化、权力与国家》不知高到哪里去了。译者称道此书：如果诺贝尔奖中有历史性奖项，则萧氏当无争议也。封底又有施坚雅教授的评价：有此一册在手，始可分析中国信而有征，并可据此做各种跨文化的研究。这些评价也从侧面反映出萧氏此书的学术分量来。
此书如其标题所示，反映的不是一般性的对乡村中国的研究，而是把核心着眼点放在了对乡村的帝国控制上，或者说，是一个前现代的大帝国如何控制作为其统治末梢的乡村世界的问题。读过此书，相信一般读者不难惊讶地发现，传统帝国的控制技术与今日中国政府所谓“现代治理能力”竟然会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当然，如果能看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中，中国社会既面临着许多现代化的新问题，同样也面对着诸多传统治理术的再现问题的话，上述问题也就不难理解。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萧氏此书不仅反映出了传统帝国控制的体系，同样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传统的影响，并能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传统帝国统治术的局限来。
此全书开门见山指出：“在像帝制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界限相当清楚，相互之间的利益背道而驰。因此，专制统治者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保持对其臣民的牢固控制，以确保自己及其子孙的皇位做得安稳。”这一点可以说奠定了全书的基调，并且从原则上说，自秦始皇以来，中华帝国的基本控制原则就没有什么实质变化。“不过由于经验的日益积累，以及随后各个王朝中一些皇帝的足智多谋，统治体系在一些细节方面不时得到精炼和提高，主要表现为中央集权不断加强，法律规章更加详细，监视更加严密，控制更加严厉。”而这一切在末代王朝清朝那里可以说是集大成了，而全书便是审视这个末代王朝究竟是如何体现出上述特征的。
书的第一部分是关于乡村地区的行政划分，不过其实它更着眼于帝国的基层体系是怎样组织起来并存在的。作者从村、集市、乡镇的区分出发，进一步谈到保甲、里甲、社等基层行政体系，举凡问题都可集中到一点：国家政权是如何通过人为的行政化组织来试图削弱并控制乡村的自然形态组织。由于前现代社会的技术限制，国家的努力总是不断遭到挫败，它未能完成彻底控制基层的愿望，不过至少也相应削弱了基层自然组织的向心力，使其始终处在一种涣散无力的状态下。萧氏这一看法显然是针对当时许多中外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的统治是皇权不下县，基层自治的议论而发，事实上就是现在类似论调在国内也仍可以偶尔听到。萧的意见显然是完全相反的，传统中国乡村根本不存在什么基层自治，有的只是皇权某个时候暂时不达或不能有效控制基层罢了。应当说，萧氏的观察和判断更加符合实际的，并且这一套统治原则两千年来延续至今。今天的中国虽然不再有里、甲、社等行政名称，但是那种行政村和自然村的矛盾关系始终是存在着的，并且如今仍然是中国基层村庄治理的一大难点。
书的第二部分则总论乡村控制，作者从治安监视、税收、救济、思想控制等四个方面分别加以论述。于这些论述也可以看出，传统帝国的统治的主要方面一直延续到了不久前的中国，特别是农业税废除之前的农村，因此可以说帝国的乡村控制的基本面及其社会基础直到今天仍然在中国社会整体性的存在着。当然，农业税废除之后，今天的中国农村基层业已发生了不小变化。对比之下可以看出，萧氏所谈四个方面，税收这一块在当今也不再是个问题了；救济则早已不是问题，当前农村虽有扶贫任务，但涉及比例较小，而且这个相对贫困的因素更高；只有治安、思想两方面的控制依然存在，但其实际效应与以前也不可同日而语。总的来说，由于失去了榨取的合法性，导致基层政权的传统合法性也被削弱了，今天农村的治安调解情况与传统的人情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思想阵地的工作也日益涣散。不过考虑到就在不久前，直到本世纪初为止，中国乡村控制的传统性仍然有力存在着，其延续性确实也令人叹为观止。
第三部分则论述控制的效果，其实从前面所述及就不难看出，传统帝国的乡村控制效果是有限的。作者也明确指出：清王朝的基层行政体系尽管设计得非常巧妙，“但是它并没有充分地或完全地达到它所设想的目的。它并没有为帝国统治者保证绝对的安全。”当然，它也并不是全无成效的，在王朝统治的盛期，这套行政主导性的体系还是能够发挥一定作用的，至少从稳定的角度而言是如此。但是到了王朝后期衰落期，行政体系的腐败、贫穷与饥饿、基层士气的涣散等各种因素往往叠加，把王朝的统治体系的负面性迅速放大，到那时，整个帝国的乡村统治体系就几乎成了一具空架子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的衰败与盗匪横行的状况，绝不只是大一统王朝统治瓦解的结果，事实上到19世纪后半叶早就如此了。这是专制统治局限性的必然结果，作者雄辩地指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帝国控制的结果是让农民大体上温顺、消极，但也正是这个结果最终削弱了清王朝的统治，把一些‘愚民’转变成叛乱的工具。”在传统中国每出现这种情况，通常就是要到改朝换代的时候了。
不过清王朝的解体，除了从传统帝国统治和改朝换代因素的延续性外，却又遇上了西方的入侵与现代化的冲击，这就使得解决问题的方案不可能再完全延续王朝时代的治理术。萧氏写作此书时，正值20世纪50年代，当时共产党已经取得了政权，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这个新生政权与传统帝国之间的关系呢？萧氏敏锐地指出，共产党人和传统中国的民间起义是有一定共同处的，那就是，没有多少中国传统的民变是真正属于农民性质的，其领导精英通常是超越了农民阶层、具有更大视野的人员，共产党领导人在这点上与传统起义领袖颇为相似。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共产党政权可以说恢复了传统中国建立一个新王朝的任务。而且由于现代技术的进步，这个政权在在活力和效率上胜过任何一个历史上的新政权，它“似乎消除了历史上各政权拥有的行政弊端。通过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和地方机构，中共对乡村和城市的控制，比清政府更有效。”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共产党人在实现自己的统治方面取得了完全而永久的成功呢？目前还难以下断言，一方面共产党人也会面临传统帝国控制的内在矛盾，这些矛盾并不会在新政权下实质性的消失，另一方面共产党还面对着工业化与现代化的新任务，这些是过去不曾有的。不过在这两方面，哪一方面可能对未来共产党政权的稳定产生更实质性的影响呢？作者看来是赞成第一个方面，即传统帝国控制的内在逻辑与惯性的，因此毫不奇怪，在全书最后最后他做出了一个虽然暧昧但仍然是肯定性的断言。
通观全书，不难看出，萧氏几乎完全是以一种现代主义的视角来审视传统中国，如同一种居高临下的俯瞰指出其相对于现代社会与政治的局限性，而不是基于传统的帝国统治本身的合理性来为之辩护。不过，在经历了近几十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特别是这个国家在经济进步、解决农村贫困、以及这次2020大疫情中的表现，我们还是有理由给这个国家一定的正面评价。毫无疑问，这个国家基层治理的运行逻辑在某些方面仍然继承了源自上千年的传统，而这些传统虽有其负面的因素，但看来也并非一无是处，它能延续上千年至少也说明它也是有自己的合理性在内的。正如黑格尔所说，存在的一定是合理的，虽然这不意味着对现状完全肯定，也绝不否认中国社会依然需要进步，但也相信如果把其基于帝国时代的治理技术加以扬弃地继承的话，它也完全有可能让中国社会在与现代自由民主体制结合的大前提下，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来。在这方面，我们同样也不妨想想德国社会曾经走过的道路，以及他们与英美社会及发展道路的差异吧。
长文，纯笔记，可能会有些杂乱。全文分为四部分，一二章为背景介绍，三四五六章介绍清帝国各方面的控制，七八九十章为乡村控制效果分析，十一章为结论。
绪论介绍中国乡村之结构，首谈控制问题：此为专制国家必经之路，并从控制问题中的官僚体系引到乡村控制。其次对中国乡村进行了简单的概述：以直隶定州为例，介绍村庄的风貌、位置、差异和集市的情况（与经济水平直接挂钩）。
第二章简单介绍清帝国对乡村控制的两种基本手段：保甲和里甲。保甲起自周礼，沿袭秦汉，隋时在此基础上引入监察，至王安石真正创立保甲。里甲源自元至里社，传值明清。两者均为清廷的控制手段，但两者之功能存在较大差距：保甲是一种地方治安体系，用来调查潜在的犯罪，并非严格按行政村设置；里甲是地方户口统计，用来调查赋税情况，以户口人数的方式进行设置，如十户为一里等。最后简述社这个祭祀单位的发展，创自春秋，隋时承担祭祀和赈济地方功能，明清时还发展出教民、税收等职责。
第三章详细介绍作为地方治安体系的保甲组织。保甲起初由百姓自己运行，清帝国倡导，由此形成百姓间相互提防的意识，恶民愚民的同时稳固自身统治。随着时间的推移，保甲组织变得越来越庞大，成长为全国的监视制度。保甲的高峰在清早期和中期，自嘉庆时作用逐渐衰退，虽做出诸多努力，但收效甚微。因为保甲制度只有在社会相对平静时候才是有效的威慑工具，当历史进入动荡时期，保甲便不再是什么灵丹妙药了。事在人为，保甲的衰落除社会动荡外，官员的腐败也是主要因素，一些精明能干的官员亦能在这种情况下使保甲制度发挥积极作用。保甲衰落的同时，里甲衰落更甚且其部分职能逐渐转移到保甲上。虽然表面上保甲的职能不断扩充，但衰落是必然，其实际效用不断下滑。保甲经常受到地方士绅的抵制，这种抵制源于士绅权力和国家权力的冲突：国家想要全方位掌控地方，而士绅需要在地方树立自己权威。为缓解这种冲突，地方官常常对保甲制度进行部分修改。尽管如此，推广保甲制度仍然是官员和统治者心中的阴霾：虽然能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但总体却很难达到设定目标。保甲体系面临着诸多困难：其一悬挂门牌编辑保甲册是很大一笔花费，清帝国难以承担；保甲负责人的报告多不切实际，且容易受到各方影响；犯罪举报与否，惩罚与否很难真正得到认可，且逐渐形成各人自扫门前雪的情况；地方官和保长的勾结更是一大毒瘤，劣币驱除良币的现象多有发生。保甲是清帝国必不可少的历史环节，但也正因为这份必不可少而限制了其效果。
对里甲制度的论述在第四章。首先对税收和徭役的种类进行介绍，这是里甲制度存在的意义和基础。随后阐述了复杂而繁琐的调查登记和编审黄册的过程。因为复杂，清政府采取诸多措施避免这麻烦，如把人口数固定，把丁税和土地税合并，恰恰是这些措施，里甲失去其原初的价值和意义。收税虽然看起来十分简单，但真正运行却十分复杂：很多人并不能及时将自己的税收上交，由是催生作为辅助工具的里甲。清帝国对明时的里甲制度做出调整，但收效甚微，里甲成为地方官和里长甲长的敛财工具。腐败滋生于税收自身的各种问题上，如税收摊派和登记的不法行为，催收的不法行为等。地方绅士在这个过程中难以独善其身，失去免税的乡绅与政府之间的争夺加剧，缙绅的权力常常对税收产生阻碍，并在这个过程中牟取利益。里甲制度的崩溃并未环节税收的苦难，腐败行为依旧在荼毒百姓。
第五章从饥荒控制介绍了清时的粮仓体系。民以食为天，粮仓体系对清帝国的统治至关重要。粮仓可分为常平仓、义仓和社仓。首先对三类粮仓进行介绍，并详细阐述这个过程中政府付汇的作用。随后介绍粮仓之衰败，并分析原因如下：存粮取得过程中官员的压榨欺瞒，分发过程中官员的监守自盗、部分百姓难以还粮，粮仓监管和社长任免的选择难以权衡，经常造成德者不为，为者不得的局面。士绅也对粮仓体系产生影响，或与官员苟且，或充当正绅赈济百姓，其根本出发点在于自我保护和维护自身利益。粮仓没办法真正运行的原因在于暴涨的人口和缓涨的粮食之间的不平衡，维系生计尚有困难更何况捐粮入仓，由此粮仓只出不进自然衰败。粮仓失败不在清帝，而是环境问题；清帝最大的错误在于其在一个变化的环境里使用失败的方法，无法跳脱。
第六章从思想控制来介绍中国乡村的控制体系。乡村宣讲制度是思想控制的主要形式，采取儒学的框架与愚民思想结合的手法，把乡村宣讲体系变成防止臣民危害帝国的工具，这一体系在清帝国的推行下成为全国的活动。虽然取得一定作用，但远低于预期，多数情况下流于形式且很难找到合适人才进行乡约讲演。同保甲体系类似，乡约在自身功能逐渐衰落的过程中也吸纳了诸多功能，从思想控制到治安、保卫和税收。清帝国还通过对老人的尊敬和乡饮酒等来强化自身思想控制。祭祀也是思想控制中的重要一环。祭祀主要分为三类：表尊敬和对崇高精神追求的祭祀，表寻求保护的祭祀，表安抚的祭祀，这样的祭祀形式形成有清朝统治者的影子，通过上神来左右市民思想，以达稳定之目的。对异教邪教的镇压是保证稳定思想必经之路。书院是思想的发源地，清帝国对书院的控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清政府仅仅设置少量书院，但大量书院却自发形成于各地。为了使书院成为工具，清帝国对书院做出种种规定，对士子强加控制。这些措施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各地生员在科举失利后仍会抵制政府，且因为这些措施导致士子之不信任追名逐利，对朝廷缺乏忠诚。总体而言，清政府的思想控制收效甚微，仅仅是愚民却未控制好百姓，思想真空的现象普遍存在。百姓的平和和顺从是其常态而非思想控制之结果。
清政府的乡村统治体系运行效果如此之差有两方面原因：一则清政府要依赖居民自治，但又在推行愚民政策，民之态度很难进行有效帮助；二则统治者不信任乡人，需要官之监督，但清帝国又培养不出这种能有效监督的地方官。
第七章中评述乡村控制的效果。作者认为中国乡村之本质既非民主性自治也非严格意义上的专制，是看似民主的寡头政治：决策只存在与少数领袖。领袖可以分为官方和非官方：官方领袖是百姓和帝国之间的桥梁，除承担官方职能外还有向上表达民意之功能；非官方领袖往往居于幕后，是村庄中的决策者，比官方领袖更具有话语权。村庄活动包括宗教、经济、地方防御、地方秩序等，村庄之间存在合作，村民之间存在合作，形成了复杂的关系网。绅士在村庄中往往扮演重要角色，他们往往是村庄的非官方领袖，即是稳定的维持力量也是破坏力量。帝国的控制从未完备，让居民自愿服从，导致居民发展出自己的组织倾向于保护己身而无国家观念。中国乡村从未表现出民主特征，绅士决定村庄方向，帝国控制也很大程度影响着乡村共同体的构建。
第八章介绍单族乡村的帝国控制效果。宗族虽然因人口流动较少而在中国乡村较为普遍，但单族乡村仅仅存在于帝国南部沿海。宗族中绅士成员居于领导地位，主导宗族发展。宗族活动多样，如编撰族谱，祭祖、宗族福利、宗族惩罚、宗族教育、保卫宗族等。但宗族并非可靠组织，仅仅是为了维护少数人利益而设置的，本质是一个恶棍集团。鉴于宗族之作用，政府对宗族的控制加强，导致宗族出现双重领导。随后作者言及宗族衰落，并且对这种衰落原因进行详述：一是宗族财富的匮乏，二是宗族领导人物的匮乏，三是宗族私仇引发的争斗导致的衰落。
第九章和第十章则介绍乡村对控制的回应。中国农民之两方面特点：顺从与好斗，若从单方面来看都太过片面，农民的情况要全盘考虑，既顺从也好斗。乡村是一个广阔的变幻无常的舞台，乡村的经济生活嫉妒不稳定，而且一般贫苦，人口压力和粮食短缺是普遍问题。各地土地、租佃情况不一，土地政策极度不合理，且清帝国过分维护地主利益。虽然也有种种利民政策，但实施较差，安宁时还好，一旦饥荒势必大乱。最后作者谈到中国乡村衰败的缘由，有天灾（饥荒）、人祸（腐败）等，农民为此承受诸多苦难。与此同时，西方的入侵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中国乡村的结构，西方产品的侵占市场。内外合力，共促衰败。百姓对生活麻木不仁的态度部分是由清行政体系决定的：官员腐败，不负责任让百姓难对其产生信任。另外还有贫穷等，共同塑造坚忍冷淡温顺的良民。除却良民外，还有莠民。他们相互争斗，倾轧，发动暴乱。乡绅常常利用莠民以达自身目的，或报复或暴乱或领导。最后论述莠民之造反，西方在这个过程中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最后作者对全文进行总结：清帝国的基层统治体系时帝国稳定决定的，目的是维稳。尽管巧妙，但并未达到其设想的目的。在官僚腐败，帝国衰落，西方入侵的影响下，基层统治体系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并趋于崩溃。这种局面完全是清帝国自食恶果：一心想政治上无害只能导致无为的官员，而想要加强控制需要能干的官员；清帝国想要对各个角落进行控制是不切实际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利益无法协调就不可能达到控制；绅士和文人在这个体系中充当着双方利益的缓和，但他们也是为了攫取更多利益，一旦无法获取利益，这样的缓和必然消失，带民造反；愚民政策实行的同时也让百姓丧失了创造力，无法满足经济要求，不得不反。中国农民从未改变，活下去的欲望是他们的一切：没有政治热情，他们仅仅充当着洪流中的一股，向着允诺其变好的方向流去。D很好的满足这个愿望，但革命之后，却采取更严密的措施来控制一切。控制手法如出一辙，未来如何待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