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津解渴》是一本由陈慈玉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2.00，页数：15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生津解渴》精选点评：
●遣词造句十分别扭，行文极不流畅，内容单一。
●不错的资料书 近代茶叶传播
●作为资料整理来说，还是可以的，讲了近代茶叶的传播以及英国商人对中国茶（尤其福建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后来印度茶和日本茶对中国茶的冲击。这背后的原因主要是茶叶贸易的主导权由卖方转移到买方，且英国的运输、航运等方面基本不受中国限制。但是茶文化的叙述和一些篇末的总结也太一般了吧，看到后来真的觉得无聊。
●中国茶在世界茶市场中地位的变化由欧洲资本所影响与控制，不同时期地位不同。茶的两种发音:CHA广东茶和TE福建茶，经由两种茶路影响所经之地区与国家。
●一开始读起来还觉得蛮有趣的，然而写到后面贸易和运输的时候就乱了，还有很多段落一直在重复前文已经多次提及的信息
●清爽流畅，有理有据，没有废话。
●第二本文明小史系列。对相应历史时期有所了解的话，读起来更有代入感。
●2018#196#历史小读本。0821
●这个行文方式真的让人窒息
●算茶叶的科普书吧
先是18世纪开始中国茶逐渐风靡英国，推高了英国国内市场需求，进而刺激了中国茶叶的进口。英国东印度公司和之后的各路洋行收利润驱使，不断扩大中国茶叶收购，尤其鸦片战争之后，福州、上海等口岸正式开放，缩减了茶叶从原产地（武夷山区等地）到沿海的运输时间和成本，更加刺激了国际茶叶贸易的繁荣。其中福州曾一度成为最大的茶叶出口地，福建武夷山茶畅销英美。
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长江流域开放，汉口作为湖广地区茶叶集散地，成为另一个重要茶叶出口产地。汉口茶不同于福建茶，后者多为红茶绿茶，主销英国及其殖民地，而前者则多出产砖茶，销往俄国，。
从武夷山至利物浦，从湖广内陆山区到莫斯科，茶叶贸易带来了巨额利润，一度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
然而，受远洋航运、加工采购成本，及保险、金融等方面的限制，国际茶贸始终掌控在外国洋行手中，中国商人始终没有实现将茶叶直接卖到英国消费者手中，故而国际茶贸的利润大头一直为外国资本所垄断，中国商人一直也没有突破买办的角色。
等到19世纪80年代，英国人在印度和斯里兰卡成功实现茶叶的大范围种植，并且是殖民地特有的种植园模式，大大降低了茶叶成本，使得中国茶叶逐渐受到印度茶叶的冲击，并在19世纪末最终丧失了国际市场的主导地位。
此书对这一阶段中国茶贸兴衰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很有意思。
《生津解渴》读后感(二)：茶之路，通向全球
茶原为中国特产，时至今天，它已成为全球饮品。欧洲的红茶文化享受轻松惬意的休闲时光，中国的绿茶文化追求精神的宁静祥和，日本的茶道讲究礼仪与调和之美。文化有差异，方式有不同，对于茶的热爱之心是相通的。茶文化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
那么，这条通向全球的茶之路是如何实现的呢？
中国台湾学者陈慈玉主研中国近代经济史，尤其是近代中国茶业之发展，撰有多部相关著作。《生津解渴》是她的一部大众普及作品。这本小书初版于1984年，正是“全球化”议题初兴之时，这个议题的核心往往诉诸于政治性的表达，但陈慈玉自叙自己醉心于茶业的理由，“是因为它是东西文化交流的媒介，是英国在18、19世纪从事海上贸易时所展开的东亚三角贸易之重要一环”，因此她把写作该书的重心落在文化与贸易之上。
据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的记载，中国的茶叶贸易开始于4世纪的四川省，当时出售茶叶是作为药用。准确的时间在早期的中国贸易史上并无记载。5世纪末，中国与土耳其商人在蒙古边境进行贸易时，茶叶已经因它具备提神醒脑的特效而成为首要贸易物品。但这些早期贸易与全球化的主旨并无太大关联，陈慈玉选取了广为人知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和“鸦片战争”作为切口，轻笔掠过，直接引入近代茶叶贸易史的主题。
英国东印度公司居于中英茶叶贸易的主导地位。它在1600年12月设立之初就拥有皇家颁发的特许经营权，1784年实施的《减税法》将根据当时价格而制定的茶税由约119%大幅减至12.5%，并且规定了各项具体措施保障了东印度公司的独占利润。这艘巨轮自始至终都有国家护航，它对贸易的绝对掌控必然阻碍英国经济的自由发展，至1834年其垄断特权终被取消，1858年解除其对印度的行政权。在这段时期，东印度公司于中国、印度和英国建立了一条呈三角关系的贸易航线，使得茶叶和其他商品的流动形成了循环机制。它所创立的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前身，它采取的按照茶叶质量分等级竞拍的方式，还有层次分明的代理商和营销网，已经是相当完善的商业体系了。
中国方面的茶叶贸易起初主要为广东十三行把持。清廷实施海禁政策，广州是唯一允许外国人通商的地方，这为公行操纵茶价提供了便利，后来公行的垄断地位被打破，由买办经营的茶栈替代。英国希望“寻找能买到最便宜之茶而又能获得利润之港口”，福州因为靠近武夷产茶地区，且是滨海之地，而成为目标。陈慈玉以武夷山麓的崇安县星村为样本，详细考察了当时的贸易线路和贸易方式。福州成为茶贸易中心之后，运输茶的船只以此为据点，展开了横渡印度洋的大竞航。随着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通航，中国的茶业和茶路本当更加兴旺，可惜的是，中国茶的地位渐为印度所夺，海上贸易的命脉也由外国资本掌控。
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重要中心，经过多次变迁，逐渐呈现广州、厦门、福州、宁波、杭州、汉口、九江、上海等城市星罗棋布的格局。其中汉口是砖茶的制造与交易中心，也是中俄茶叶贸易的陆路运输枢纽，而在开港之后，形成了汉口-上海-天津-张家口-恰克图的线路，另外还有一条汉口-上海-伦敦-莫斯科的线路。俄罗斯作为茶叶新消费国的登场，再次展示了中国茶的魅力，此外，澳洲作为大不列颠属国亦跟风了茶文化的流行。但是，在19世纪下半叶的世界茶市场，中国茶不再拥有一枝独秀的风采，除了印度茶的兴起，日本茶也分去了一杯羹。就茶业发展而言，国际性的竞争已成必然趋势。
如今中国茶只是世界茶业的一个支脉，中国茶要想重回宝座，任重而道远。全球一体，生活多元。属于中国茶的芬芳不仅氤氲在往昔，也随着茶路的延展散发友谊的信息。一起坐下来，喝杯茶吧。
《生津解渴》读后感(三)：杂感
这个系列的书很好，一本一本看。
《生津止渴》和《公主之死》一样，甚至更甚，就是那学者气。这本书内容十分浓缩简练，堪称使用说明，尽量略去趣味，完全是事务性的介绍，所以非常高效。
但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作者的学者气。我反正是没见识过真正的‘文人品茶’，看来我只知道作者所谓的‘牛饮’。可是在作者形容印度、锡兰茶的味道和中国红茶的味道之区别时，他的用词让我很不喜欢。“印度茶和锡兰茶的味道浓厚”、“馨香淡雅的中国茶”，我觉得两个词的形容只是量上的，对质性完全没有表达。也许作者仍然是出于某种尽量客观的用意吧。
锡兰红茶很便宜，去那边旅游的人就能带回来，那就是一股子香草味。同学朋友从英国伦敦超市里带来的立顿红茶包、绿茶包，一样是一股子香草味，和外国人流行的香水、洗发水、香皂同属一个气氛。这绝对是不同地域、人种口味的不同（不过这话说着我也心虚，后天环境的熏陶威力极其可怕）。这本书里也提到过，比起东南沿海的红茶，俄国人更喜欢湖南湖北的茶砖。湖南湖北的茶砖，在我看来，是中国所有传统发酵茶里最差的，但却是煮奶茶最好的，而且要领就在于加一点点盐。看电视纪录片里草原人煮奶茶是加酥油（与黄油无大区别）而不只是牛奶。去内蒙旅游的人都知道，当地的奶茶是咸的，有点像鼻涕水。我很喜欢这样的奶茶（PS：在天津早点里豆浆是应该加盐而不是加糖的，往豆浆里加糖的在天津人看来就标定了他是南方人）。福建的红茶多多少少都有点梅子香，可我又不喜欢过于明显的梅子香。武夷岩茶在我形容就像枯木，它淌过喉咙，就让我想起半截埋在泥土里的深棕色树干，甚至浸透了土壤放线菌气味和苔藓的潮湿岩石，那是非常深厚的自然气息，只是一开始并不很畅快地让人接受。对于日本人对茶的理解，就精致且狭隘得更甚了，他们讲究了半天喝的只是绿茶，而且还是研成了末的绿茶。杂志里看到日本人推崇为极品的绿茶叫“玉露”是从早春就罩上黑布遮蔽阳光，直到采摘芽叶制成的，说这样培育的茶叶泡出来完全没有苦涩，只有沁人心脾的甘甜。每每在“极致”的地带，我总是和日本人的喜好相去甚远，我认为没有了茶的苦涩，就不是茶。家里摆着两个礼品盒里的茶叶罐子，上面龙飞凤舞几个大字‘苦口破烦’，我觉得这话还是很有体验的，该是去享受适当的苦涩味觉的妙处了。最爱甘甜的玉露，干嘛不喝蜂蜜水呢？日本人又非得要点植物的叶绿素味，那就在刚刚修剪过的草坪上品尝极其淡的蜂蜜水吧。我完全没有贬损日本人的意思，只是单就一种喜好而畅所欲言。日本人总是这样，从中国学去什么，却总是去掉里面的精髓。比如他们学了很多中国的乐器，弹的吹的，结果却不喜欢古琴。古琴可是中国音乐的灵魂。日本人学习别人的某种事物，总是给我这种感觉，极其关注于形式和技法，但从不兼容核心精神。当然，假如日本能兼容舶来品的核心精神，也就不再成为日本人了。
我想说什么？我想说这本书是非常好的，只是最大的缺憾，我最想为它补充的一点，就是它完全略去了茶的味道。当然，对于历史的、经济的视角，茶的味道似乎成了很次要的方面。可为何作者又在开篇和结语中都渲染‘文人品茶’的高雅情趣呢？这一缺一足的对比让我很不爽，让我忍不住将他想象成一位重学术文字而对生活缺乏细腻的肉体感触的人（就像李银河老师一样）。
学者是很有价值的，但学者当然有学者的问题。论证的思路就是，有些人从性格上注定他很难成为学者。比如一个肉体感知十分灵敏并丰富的人，或者一个非常愚钝但却更注重世俗、物质的人，书本知识对于他永远没有很高的吸引力，他只要能活着就足够幸福和奔波了。我认为学者中肯定存在着某种性格类型的集中。所以，非学者的生活需要学者来评说，学者也需要其他人补充。
还有，这本书讲述的茶经济历史让我不禁感叹，经济上一个政府的不作为对其治下的民众生活是多么的苦难可悲。
《生津解渴》读后感(四)：中国茶为何未能征服世界？
该书将重点放在了鸦片战争以后到1910年代，考察了英国所主导的世界市场规制之下，中国茶贸易的发展及其限界。除了地方志以外，作者主要使用历年海关报告和英国国会文书之中的领事报告，以图借当时国际贸易要角的原始资料，了解中国近代茶叶在西方冲击之下的演变过程。以此探讨茶这一中国土著产业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与中国茶贸易所具有的特征，将茶与西方的咖啡可乐等产品并列，描绘出中国茶叶在近代世界史上扮演的角色，并借此窥探中国近代经济的国际性特质。
红茶文化与绿茶文化的碰撞
英国的红茶文化是资本主义的产物。17世纪中叶查理二世的皇后凯瑟琳将红茶习惯带入英国后，以宫廷为代表的上层社会开始在茶里加入牛奶和糖。当时不但茶叶价格高昂，而且糖的价格在那个年代也非普通人所能负担。因此，饮用红茶意味着物质的奢侈，这种品茗方式显示出物质文化导向。红茶从最初的贵族饮品转变为劳工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的大众饮品离不开英国人对海外殖民地的控制，对于茶和砂糖需求的刺激了，红茶文化由此逐渐发展成红茶帝国主义。
红茶文化象征着西方追求物质享受的文化，那么绿茶文化可以说是象征着东方追求精神宁静的文化日本自中古中国引进饮茶习俗后，融合了儒、道、佛三教的精神，将茗茶提升为一种审美的宗教，进而发展成茶道。茶道将喝茶这一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虚构为一种饮茶的礼仪和宗教的礼节，在纯粹中追求调和，在神秘中寻得互爱，在浪漫中追求秩序，到了后期更是引入了儒家的伦理道德，形成了讲究礼仪与调和之美的茶文化。
中国的传统饮茶文化是一种崇尚自然、幽默和精神内涵的极致。中国人把饮茶视为生活的艺术，并非生活礼仪规范，更无宗教伦理在其中，所以饮茶艺术中没有宗派之分。由于饮茶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因此不同身分地位在饮茶上的作为也不尽相同，随着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的动荡不安和茶叶外销逐渐成为外销品，东南地区文化渐次发生变化，文人所讲究的饮茶艺术也逐渐式微。
广东茶贸易时期（17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之前）：17世纪中叶以来，中国茶主要经由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广州贸易和走私贸易而输入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600年12月设立之初就拥有皇家颁发的特许经营权，1784年实施的《减税法》将根据当时价格而制定的茶税由约119%大幅减至12.5%，并且规定了各项具体措施保障了东印度公司的垄断特权。此后中国茶的输出贸易中，英国东印度公司居于主导地位。到了1820年代，英国的亚洲贸易结构演变为英国输出棉织品到印度，印度输出棉花、鸦片到中国，中国再把茶叶和白银流入英国的亚洲三角贸易经济循环体系，中国茶叶可谓为此三角贸易之所以形成的主角。这一时期中国方面的茶叶贸易为广东十三行所独占，公行实际垄断了中国对外贸易，这也为公行操纵茶叶贸易的价格提供了便利。1834年东印度公司特权取消以后，英国商人开始跳过行商直接与中间茶商交易，公行的垄断地位被打破。鸦片战争以后公行制度逐渐被买办阶层经营的茶栈所取代。
福州茶贸易时期（1850年代后半—1870年代后半）：福州因为其地接近武夷茶地区，英国商人欲直接自此贩运茶叶出海，以减少费用，从而降低茶价，因而选择了福州作为新的通商口岸。福州开放为通商口岸初期，由于英美资本集中于上海，因此贸易寂寥。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以后，由于陆上运输的阻塞，英美各洋行逐渐采用“内地收购”的模式由买办携带巨额现金直接赴武夷茶区采购茶叶，并运送至福州出口，福州由此开始成为茶贸易的中心。运输茶的快速船亦以此为起点，展开了横渡印度洋的航行竞航。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以后，由于轮船开始取代帆船、以银行为代表的外国资本操纵了茶叶的运输以及海底光缆的铺设等交通方式的变革，中国茶叶的价格更受外国市场的牵制。当丧失主要的红茶市场英国之后，福建茶也因此而衰落。
汉口的中俄茶贸易：汉口是砖茶的制造与交易中心，也是中俄茶叶贸易的陆路运输枢纽。中俄茶贸易一直以恰克图贸易为中心，1860年汉口开放通商以后，汉口成为多条水路运输的起点，汉口的茶贸易开始兴起。1861年俄国政府允许经由海路输入茶至俄，打破了恰克图的茶独占贸易。砖茶自汉口经上海运往天津，再经陆路输送至恰克图和其他市场。由于不平等条约之下俄国商人享有轻微的茶税优待，因此砖茶贸易几乎全部为俄商所掌握。1870年以降，由汉口直接海运到敖德萨的轮船新路线开辟，该航线也为俄国经营得轮船公司所独占。俄国人由于其对于砖茶的需要增加，俄商开始在汉口自行设厂制茶，促成了中国茶叶的工业化，亦使两湖茶的重要性上升，集中于汉口以便运往俄国的两湖茶逐渐增加。汉口亦逐渐取代福州成为中国第一大茶贸易港。
对于外国资本和市场的过分倚赖:中国茶的贸易中心转移到福州以后，外国资本借助自身在财力和技术上的优势，利用预付制的“内地收购”模式得以垄断中国内地茶叶交易并借预付之茶款控制生产过程。中国茶的沿岸和海洋运输也都掌握在外国资本手中，中国茶商（包括买办）无法直接将茶叶运送到西方市场，只得接受外国资本的支配。随着一向支配中国茶贸易的英国商人成功地在印度、锡兰等地从事大规模栽培茶树，不再如此需要中国茶，这就使处于全球化国际竞争风潮的中国茶，逐渐丧失其在世界市场的重要地位。中国茶贸易之开始发展、鼎盛、衰微，始终受制于外国市场，中国茶市场的繁荣或萧条直接受到外国消费市场的影响，外国资本控制了中国茶的流通过程，并影响其生产过程，中国茶贸易无法发挥其自主性，只得随着外国市场的需要和外国商人购买对象的转移而衰落。
传统茶叶生产流通格局的阻碍:近代以来茶叶输出量的增加并未改变中国传统的茶叶生产格局，最底层的山户小农特征并没有改变，茶栽培依然为农家副业，如影响主谷收获则废茶山。山户并未得到输出量增加之利，贫困依然，只得接受批发商人资本的茶庄的预付金而从事生产并受其支配。茶庄兼营的制茶手工工厂也没有开发新制造技术和加深对新市场的知识，乃至茶叶品质日劣。中国政府则汲汲于茶叶运输中的各种税收的征收，以至茶叶成本过重。当国外价格低落时，茶栈茶庄有折本之虞，乃转而欺压山户；价格高昂时，得利者皆为茶商，阻碍了直接生产者发展民富的可能性。中间商人为谋取暴利，大量粗制滥造，以致降低茶叶的品质,摧毁了中国茶在世界市场的声誉，促使英国商人转而向印度、锡兰与日本发展茶栽培业与投资制茶工厂。因此，1880年代以后中国茶贸易的衰落，不仅是由于国际市场上竞争者的登场，更是由于中国茶本身的生产、制造、运销等方法不合理的缘故。
总结
在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印度茶与日本茶崛起以前，世界市场对中国茶的需求日益增长，由于中国是世界首要产茶国，因此外商纷纷来到中国参与茶叶贸易。这一时期中国茶贸易的扩大，并非由于中国本身生产、流通等条件的变革所致，而是在市场的扩大、价格的决定、贸易的结算和贸易的担当各方面，皆受到外国市场的规制与主导。中国茶叶贸易中心从广州到福州再到汉口的转变本质上是西方国家对中国茶叶需求不断改变的结果，是由外国商人所一手造成的，是中国茶市场从属于世界市场的表现。外国资本控制了中国茶的流通环节，并影响其生产过程。中国茶商因为资本和经营方面的劣势不能直接参与国际贸易，中国茶贸易因此也无法发挥其自主性，只得随着外国市场的需要与外国商人购买对象的转移而衰落。随着印度茶和日本茶的崛起，中国茶也逐渐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外国商人也逐渐放弃了中国茶贸易。
简评
产业竞争归根结底是产业链的竞争。这些年大陆学界对于近代中国茶、丝和糖等出口产业的研究很容易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怪圈。只看到卷入全球市场以后海外需求增长的一面却看不到中国始终未能掌握出口贸易的主动权，一直受制于人的一面；只看到所谓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和产品输出量的增加，却没有注意这种商品化既没有改变传统的生产流通方式也没有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改变其经营方式；只看到中间商人扩大了市场网络却不知道中间商人的粗制滥造和不讲信用如何毁掉中国出口产业的声誉。实际上，近代中国茶贸易之开始发展、鼎盛、衰微，皆受制于外国市场，根本原因在于产业链全方位的落后。工业革命以后，轮船的大规模运用和中西航程的缩短使得英国商人牢牢把控着中国茶叶出口贸易的运输环节；海底电缆的铺设和电报通讯的建立让英国商人可以随时掌握伦敦市场的动态而无需盲目囤积茶叶；外国银行取代了洋行在押汇货款和票据贴现方面的作用，外国资本成为了中国茶叶生产主要的资金来源；殖民地大规模的种植茶叶则彻底断送了中国茶叶在世界市场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