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幕末到明治》是一本由佐佐木克著作，后浪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39.80，页数：30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从幕末到明治》读后感(一)：很重要的一本书
关于近世史已经有很多著述，有关明治政府成立后的史实也一样，但是衔接二者的著作目前翻译成中文的只有这本。虽然是一本连文末参考文献都没有的大众读本，但是作者佐佐木克毕竟有京大教授的身份加持，可以看到其用功很深。看后记落款年份是2014年，想必日文版问世即在此前后，那么书中的观点便属于较新的，也的确在行文中对不少先行研究中的既有观点提出了批评并重新解释。这本书的优点在于细致，可以把握到层层推进的历史发展脉络。缺点在于由于集中于幕末十几年间去写而有些琐碎，而且仅着眼于政治史，尤其以两位天皇，两位将军，四五位公家，七八位大名，十几名蕃士为中心，至于外国以及民间的压力则仅作为背景，读起来有点在看小说的感觉。当然毕竟这本书是面向大众的读物，而且任何人的研究都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总之，对于理解明治维新的背景、人物、目的、手段而言，这本书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
《从幕末到明治》读后感(二)：幸运的日本
掩卷后不由得长久叹息。
在亚洲近代史上，明治维新一直都是最为辉煌的特例。经常有学者拿中国的戊戌变法与之对比，但成功和失败并不是短短几年决定的，明治维新的成功不仅要追溯到千百年来幕府天皇分治对立、大名诸侯封建割据的体系，更在于幕末爱国志士们为建立一个大国东奔西跑不惜一切的决心和行动。
日本和中国一样，都是被迫开放大门，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大清在一系列官僚皇族勾心斗角中饱私囊极度腐败的情形下，选择了仰列强鼻息出卖国家权益苟且偷生，而日本的底层的爱国志士们却发自内心为国家的境遇感到耻辱，决意上下一心修改条约，在还没有军事实力之时便强硬起来要攘夷要平等，向外国展示出不可小视的强硬形象。
日本太幸运了，经历了一系列变革后终于实现了全民族举国一心，建立了现代国家，反观中国，从大清以来有何改变？建国前一系列的派系斗争，建国后错误的阶级斗争，发展到现在的互害社会，啧…
回到这本书，这本书阅读感受实在不佳…陌生的人名一个接一个出现，连简短的介绍都没有（怪我才疏学浅…），重点在倒幕前，倒幕及明治初期几笔带过…嗯，还需要还其他书籍辅助补充。
《从幕末到明治》读后感(三)：转载：明治维新是古典精神的自我实现
文| 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 李永晶
维新”的真相与意义
由于明治维新一再被以各种方式谈论与再现，这场发生于十九世纪中后期的日本政治变革与今日的距离就显得并不遥远。单就这场变革近于专有的表记方式，即“维新”二字来看，人们也有理由关注它——在原本的意义上它不是当下人们熟悉的“革命”或“改革”。美国的日本史专家马里乌斯·B. 詹森自问道：“这个从十九世纪的传统中摆脱出来的国家如此急剧地从议会立宪主义转向军国主义，接着又转向和平主义，从通过战争追求国力强盛转向通过贸易追求民富国强，凡是有责任感的历史学家都会追问：这到底是为什么？”（詹森主编：《剑桥日本史（第五卷）：十九世纪》，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38页）。对中国读者而言，理解邻国史上的这一事件，几乎在理解自身历史时不可或缺——作为近代以来竞争、效仿、敌对、合作对象的日本，作为今日在很多人眼中依然是亦敌亦友、难以定位的日本，正是明治维新的产物。中日关系的这种状况也会激发读者去思考：这到底是为什么？
《从幕末到明治》读后感(四)：为了将来
在幕末的史料中，不太能看到“屈辱”这个词，只因为这是个说出来令人痛苦的词语。如果看过大河剧《笃姬》，一定对日本幕末时代不陌生。剧中女主笃姬，是德川幕府末年萨摩藩武士之女。地处日本最南端的萨摩藩，是日后追随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联合推动明治维新的重要力量。正如大河剧以人物传记的视角描述明治维新前的风云变幻一样，本书作者同样跳出以往幕末史的以“倒幕”为中心的惯例。在作者心中，西乡隆盛早已判断过，幕府会自动倒台，萨摩藩不会主动讨幕，如此，又何谈倒幕？因此，作者以现代化国家建筑为角度，讲述了一个建设国家的故事。
这一系列的构想，都源于作者对以往幕末史先入为主的“倒幕”课题的质疑，打破质疑的第一步，就是重新观察史料。由于幕末时期的史料都是汉文语法的文章，作者在汉和辞典中度过了三四年的光阴。在其中，他发现了作为尊攘派的长州为何能与公武合体派的萨摩达成同盟。“破约攘夷”，即近代的修改条约，是当时日本政局的最大论点，长州与萨摩在必须凭借举国体制修改不平等条约这点上达成共识，基于共通的理解做出行动，两者的差别只在于实现手段、方法。正因如此，他们才有可能为了日本的将来，为了振兴日本，缔结萨长盟约。
“为了将来”这样的话，对于今天的日本已经难有影响，但在幕末时代绝非如此。无论是支持萨摩、长州的人，还是对幕府心存感激的人，都超越了自身的立场，为了日本的未来携手作战，使幕末时期的日本出现了难得的兼容并包的社会气象，进步速度飞快。1890年，日本正式开设国会，在此之前日本曾宣称要制定国家宪法。英国回应了日本修约的诉求，以示其对日本近代化进程的肯定。至此，佩里来航之后一直附着于日本内心的屈辱感一扫而光，未来，指日可待。
《从幕末到明治》读后感(五)：一段政权平静过渡的历史
该书评首发于“书入法”。
一海之隔，黄皮肤黑眼睛，信奉佛教，有代表着神的传承的皇族。日本和中国如此地相像，但当今的两个社会却是极不同的。尤其在中国这方，日本甚至可以成为朋友之间的敏感词。民族情感就是这样一种情绪，是民族中人，就难以逃开。所以读书之际，尤其读到与中国相关的部分时，会稍稍紧张，生怕作者说了什么“不敬”的话语，让我不能把好好一本书看完。就像在东京骑行被带去靖国神社时，那种窘迫感，好像在背叛自己的祖国。然而在日本民众看来，靖国神社供奉了远早于二战就战死在各种国内国外战场上的士兵，谁家的祖先都有可能在里面供着，着实不是仅仅为了二战。
作者年逾古稀，患有癌症，写作这本书时困难重重，但是仍兢兢业业，用详尽的史料支持了他的论点，也极其的客观，这一点非常令人钦佩。在写到明治政府建立之后，也坦率承认日本国内政治氛围从自强逐步倒向了对外侵略，并且中国是目的地之一，作者表露出遗憾之情，但这也并非他写书的核心内容，一笔带过。对于学术型的史书来说，这已足够。
日本人当时还把中国叫做“清国”，并且把这个王朝视作了反面的“前车之鉴”。清朝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利用英国的势力，却不小心引火烧身，被一步步卷入了鸦片战争。邻居的日本早已派人在上海实地考察过，因此美国扣开日本的国门签订不平等条约之后，他们马上想到不能够内战，一定要团结一致地对外。我们可谓真正地给了这个邻居一个好案例。
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有了这样的觉悟，有所行动却仍然是过了二十年。日本当时以诸侯分据而治，诸侯受封及听命于世袭的幕府将军，将军是国家真正的统治人，而天皇则是世袭的神权的象征，他生长在深宫中，甚至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将军和诸侯是武士，文官们是出生高贵的官家，参加朝议决定国家大事。这种政治体制于我而言是全新的知识，尽管知道幕府这个名词，但并不知其细节。所以读来是非常有趣味。
日本的崛起是源于屈辱，因为被列强视为“未开化文明”，因而没有平等谈判的权力；也源于灭国的风险。匹夫有责，社会上先后涌现了很多有志之士，几个关键人物在诸侯（藩）中甚至没有高的品阶。文中曾多次提到，幕府奖金能够和这些人面对面地对话，在当时是多么罕见的情形。可见，我们的邻居也是有着严格的尊卑阶级概念。但意外的是在这样的阶级差距理念下，他们能够从下往上的推动这种翻天覆地的变革，而且在推动过程中虽然有一些阻碍，但并没有“出于私利”从中作梗，在掌权阶级之间用手段排挤的做法。甚至到了最后的幕府将军还政于天皇，都不动一兵一卒，平静地就实现了过渡。
这是我不能轻易理解的地方。这种摒弃阶级的热血在中国也有，在民国时的年轻人们都愿意为了国家的富强抛头颅洒热血，然而不同的是我们的革命志士和掌权阶层是对立的，最终是要将他们赶下台取而代之来向前发展的。而日本这个时期的志士们在最后推举管理机构时，仍然想让幕府将军做上议院的首席，等于变革不改变政权核心人物，仅仅是管理方式的改变。天皇的地位也始终是神权的代表，没有实权。
我一直觉得日本和德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本书中提到日本的使团出国访问时，在德国找到了最多的鼓舞。而碰巧同期在看关于希特勒的书，德国也如同日本一样，也是诸侯邦制的国家。俾斯麦正是武力崛起统一了国家。两个国家最后都成为了二战的恶魔，战后又都崛起为技术强国，以严谨著名。
我并不觉得这里有一定的关联性，只是觉得各种历史和文明虽然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有时候又非常地相似。历史的进程，政治运动的成败，读来更觉得如中国人说的，“天时地利人和”。日本从幕府走到明治，从天皇到各强有力的诸侯，无不希望国家强大起来，仍然前前后后反反复复走了半个世纪，幕府将军最后交权也经历了跌宕。而希特勒从最开始就梦想着独裁，却也花了十几年的时间，甚至可以说更是时局给了他机会。
看这样的历史还有的感慨就是乱世出英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领导力，大时代中的领袖其领导力实在令人钦佩，人格的魅力。关于本书还要说的就是很得体，既有详细的大事记，又有通过个人书信和史料对史事的详解，也不至于过多强调史料，读来基脉络清晰，又朴实无华，无浮夸的杜撰和个人情绪的宣泄。只是藩名太多人名也太长，读着读着就有点对应不上了！
《从幕末到明治》读后感(六)：又一本《幕末史》
本作的出现很是有点物极必反的味道。日帝时期的“皇国史观”和“萨长史观”长期把控着幕末史的主流评判口径并影响深远，比如马里乌斯·詹森就认为“1945年以前的日本历史学‘正统’观点如今并没有完全消亡”。与此同时，随着环境开放与史料挖掘，幕府曾经进行现代化尝试等自救变革逐渐为人所知，也出现了许多批判传统史观、同情幕府的声音，认为萨长打着天皇和攘夷的旗号行倒幕之实的人越来越多。而本作的写作初衷，便是为了反驳以上述将“倒幕”作为幕末史叙述逻辑的观点。作者的一家之言，不适合作为入门读物，却也可以当作视角补充阅读，比如与「汗青堂」前两个月出的半藤一利的《幕末史》对比来看就比较有意思，后者即是与作者持相反观点的代表作之一，从“倒幕论”和“反倒幕论”的大方向，到“孝明天皇被岩仓具视毒害”、“‘这样不是挺好么’的发生”等细节，双方均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论断。有短评认为本作“重幕末而轻明治”，其实原作名就是《幕末史》。
作者首先再三强调幕府的与列强签订的条约（单方的领事裁判权和最惠国条款）是将日本视为“半开化国家”剥削的不平等条约，其开国立场非但不具备先进性，反而给日本带来损失和屈辱（尽管作者也承认幕府缺乏对领事裁判权等权力重要性的认识）。并认为幕府在幕政改革、军制和军事改革、海军建设等方面的投入和进展几乎陷入停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新。其次，反复再论证“攘夷”，把《广辞苑》中“幕末兴起的排斥外国、主张锁国的议论”的定义局限于极端排外主义者。一方面扩大“攘夷”概念的范畴，将“厌恶、袭击外国人的排外思想与行动”与“破约攘夷——修正不平等条约的外交主张与行动，包括不惜武力对战的强硬态度和避免发生武力冲突的稳健态度”，以及“振奋精神层面的意识与行动”、“抵抗外国军事压力的言论与行动”等各种意义和层面的想法与活动都囊括进“攘夷”一体。另一方面再做细分，将具有广泛认知的排外言论、层出不穷的袭击外国人事件与政治方面的破约攘夷进行切割，并主要依托后者进行论述，认为攘夷论者的目的是“破约攘夷，废除不平等条约，缔结平等条约，再真正开国”。同时模糊尊王攘夷与公武合体之间的界限，淡化不同派系间的分野与冲突，将之解读为同一目标下的不同态度与方法。而后，再由此引出第二条论证线“举国一致”，即面对幕末的政治危机，需要幕府、朝廷、雄藩各方达成一致，以“破约攘夷”为国家目标共同应对。但在一系列博弈中，幕府和朝廷的软弱无能逐渐暴露，长州征讨更导致国家濒临分裂，最终值得依靠的只有雄藩——雄藩着眼于日本的将来与复兴，谋求富藩强兵、雄藩联合，通过脱离幕藩体制构建新政府与近代化，并以西乡“幕府会自动倒台”、“朝廷大限已至”等书信片语证明雄藩没有“倒幕”的初衷，认为“攘夷”非但不是盲目排外，也不是表里不一，更不含私心。
这一论证看似冠冕堂皇，实际却很难完全驳斥萨长被“倒幕论”所诟病的“高喊攘夷占据道义高点、私下通商获取经济利益、利用天皇推翻幕府夺权”问题。尽管作者试图弱化雄藩与幕府之间的对峙局面，但仅从“破约攘夷”和“举国一致”来否定是不够的，不但两者的争斗方向远不止“攘夷/开国”，单作者关于双方就“攘夷”的立场往复描述而言也很难回避其权力斗争本质。比如公武合体的发展是在幕府意图通过联姻缓和幕朝关系，朝廷希望绑定幕府尽快攘夷，长萨等藩先后尝试建立以自身为主导的议政体系，三方推进之下共同形成的局面导向。无论是长州的更迭藩论，尊攘激进派裹挟天皇激化攘夷行动，还是公武合体派发动文久政变，幕府的态度反复，乃至参予会议解体，都是雄藩试图与幕府分享政治权力，双方夺取主导权的表现，不但雄藩与幕府、雄藩彼此、江户的老中和京都的庆喜之间都存在着隔阂与对抗。比如导致长州再次改变藩论的下关战争是在英国示威长州封锁关门海峡的锁国倾向，要求藩国参与对外贸易扩大利润的背景下开展的。此后，不但雄藩绕过幕府垄断直接开放对外贸易是双方实际的利益冲突，英法势力也进一步介入到雄藩与幕府的抗衡之中（英国对朝廷、雄藩势力的认知和策略符合其分离当地政权、发展自由贸易的侵略政策，雄藩事实充当了英国的在日利益代理人），而幕府为解决下关战争问题不得不同意巨额赔款并签订（无法用破约攘夷解释的）更加不平等的《改税约书》，为攘夷背负恶果。
敕许条约之后，曾经要求幕府攘夷的朝廷承认开国，攘夷/开国之争终结，将尊王攘夷并列而论的依据也随之丧失，同时进一步意味着幕府认可朝廷的地位。庆喜上表大政奉还即便有着“以退为进在新政中掌握实权”的猜测，但随着王政复古大号令和小御所会议的发生，庆喜主动退出二条城前往大坂的退让态度显而易见。本想看本作如何用“破约攘夷”和“举国一致”解释在这种局面下鸟羽伏见之战的最终发生，却不料作者在再三强调萨长没有讨幕的意思，一笔带过庆喜没有控制住强硬论者势头后，直接跳过了戊辰战争，开始介绍新政府建设近代化国家举措了……实在令人难以接受。萨摩发动赤报队扰乱江户治安挑衅幕府、激化矛盾，引诱幕府攻击萨摩藩邸，导致幕府强硬论势力抬头主张“讨萨除奸”，萨长断然对战、打出锦御旗，以天皇的名义将幕府打为朝敌，将战争升级为朝廷讨伐，都是作者略过不谈的。更不用说其后庆喜进一步退让，逃回江户退居宽永寺自我幽闭，西军发布追讨庆喜令一路东征，采取舆论攻势宣传新政府“仁政”的赤报队则很快被过河拆桥的以“伪官军”罪名处置等等内容了。否认萨长讨幕与污名化幕府、拔高倒幕派的萨长史观貌似态度相反其实如出一辙，无非是美化萨长、消除其从幕府手中夺取政权的不义性，不同在于后者直接抹黑幕府，而作者试图弱化斗争双方的对抗性。其实大可不必，毕竟新政府带领日本成为近代化国家（尽管也走了不少弯路）是既成事实。
《从幕末到明治》读后感(七)：一本不完全的幕末政治史
合卷后最先思考的是为什么出版社会选择引进这样一本书，因为他既不是最新的有关明治维新的书（原著为《幕末史》，筑摩書房 2014年出版），也不是最热门的（我认为是井上勝生 《幕末・維新―シリーズ日本近現代史》岩波書店 2006年出版，其实最火的应该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大文豪夏目漱石的外孙半藤一利的幕末史，但是从对比性而言，井上作为北海道大学的名誉教授，也是位一生致力于幕末史的学院派大家，肯定要比小说家半藤来的更有权威性。）那么这本书的特点究竟在哪里呢？
首先作者一开始就举出两个关键词“举国一致”和“条约修改”，作为本书的主线，而前者是为了达到后者所进行的一系列努力，这些努力就是如何构建近代化日本，所以该书讲的就是幕末的一段政治史。因为黑船事件，日本举国上下无一不倍感屈辱，从而一大批仁人志士开始谋求政治改革。当时的政治体制是幕府接受天皇的庶政委任而处理国内外的事务，但是在与外国签订通商条约方面，虽然日本根本没有讨价还价之余地，但是孝明天皇依然提出反对，以此来刺激舆论，从而试图提高天皇以及朝廷（京都）的权威，这也使幕府方落于尴尬的处境，签了就得背上了卖国贼的骂名。事实也是如此，未经过天皇敕许而下令签约的大老井伊直弼惨死于樱田门外。其他强藩，诸如萨摩、长州都是紧紧的团结在天皇周围，以实现朝廷、幕府和藩一体化（公武合体论）而奋斗，并且因为樱田门之变，连外样大名也可以活跃在政治舞台的中心，这在以往是不可能的。所有人都围绕着“破约攘夷”这个目标而进行活动，但是不久，因为对幕府的失望而转变为“尊王攘夷”。出现了一批以吉田松阴、久坂玄瑞（长州藩）为代表的造反派。
然而因为无法忍受激进的长州藩所进行的一系列恐怖活动，天皇将长州藩指为朝敌。这时，身为禁里守卫总督的德川庆喜则借机将天皇重新拉向己方，又凭借出色的政治手腕使第一次征长战争不战而胜，幕府似乎重新站回了上风。然而好景不长，幕府的盲目自信发动的第二次征长战争因为不得人心，而以失败告终，西乡隆盛直接明言，“幕府大限将至”，日本的未来只有依靠雄藩，从萨长盟约开始扩大这一同盟的势力。随后的王政复古和大政奉还作者都提出这并非是讨幕。
将纷纭诡谲的幕末史写的让人如此容易理解确实要佩服作者的条理清晰和对史料的判断。但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作者似乎是为了驳斥萨长讨幕派史观而故意取舍对自己不利的史料。作者反复详细的对“攘夷”这个词进行解读，提出一个以往没有被认识到的观点，就是“攘夷”在不同语境下所表达的涵义是不同的，不仅仅含有排斥外国的意思，还有思想，感情上的言论和行动都包涵在这个词下。通过这一点来否定了“尊攘派”和“公武合体派”之间的对抗，虽然两派的手段不一样，但是，他们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所有在文中的提及的事件似乎都是朝着国家建设这一方向进行的，即使是权谋和威胁也是站在正义的立场上，对这段历史完全不熟悉的读者恐怕因此就会被作者所误导。
作者将“攘夷”解释为“条约修改”这一大纲穿插在全书，但是为何故意不提因为长州藩引起的下关战争而被迫改税约书？造成国内产业受到了巨大打击，通过作者的描述，使读者以为国内的通货膨胀等一系列的经济灾难应该由幕府来背。
书中雄藩暗地里和外国进行贸易解释为因为幕府不可靠而进行脱藩积累实力。安政开港后，所有港口的关税都由幕府掌握，那么这自然和藩的利益产生了冲突，因此藩的动机就需要进一步的详细讨论。
鸟羽伏见之战书中也一笔带过，并且说“岩仓回答，如果庆喜提出了谢罪，那么可以即日就议定让他就任。。。。。庆喜的回忆中，他试图控制住强硬论者的势头，却没有成功”，一眼看上去好像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波澜不惊。其时“江戸薩摩藩邸の焼討事件”才是无法控制住对萨强硬派的真正原因，随后庆喜上表讨萨，拉开了戊辰战争的帷幕。
作者对自相矛盾的地方也进行一笔带过不加阐述。既然是为了举国一致的条约改正那么以西南战争为代表的士族叛乱究竟是为什么呢？伊藤博文的“一枪不放，一血未流”就实现了日本近代化的演讲真的可谓是笑话，作者居然也是表示认可的。。。。维新志士们的棺材板都压不住了哎！
王政复古以后的历史事件仅仅是如年表般一一罗列出来，有可能作者已经无法通过对这些的分析来进一步证明自己的“举国一致”的正确性，好像刹车失灵的列车狂奔不止。当然你对一位身患大肠癌的老人实在不忍心批评，但是，这本书的缺陷实在是不能无视，如果你打算通过这本书入门幕末这段混乱的时代，我劝你有必要再接触一下其他的相关的学术书，毕竟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最后我引用一段日本网友的书评来作为结束。
ところで、半藤一利氏の「幕末史」への反駁っぽい書き方が多かったが、何か因縁があるんかな？（话说回来，文中对批判半藤一利的幕末史的地方有很多，这是什么道理？）
と思って経歴を見ると大久保利通の御孫さんが著者の恩師だったとか。（看了简历才知道原来大久保利通的孙子是作者的恩师）
一方、半藤氏の先祖は長岡藩士。
、、、まだ戊辰戦争は続いているようです。（好像戊辰战争还在打啊。。。。）
《从幕末到明治》读后感(八)：读后感二十二
维新这个词即古老又是东方独有的，指反对旧的，提倡新的，通常指变旧法，行新政。在近代东亚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是在不进行王朝更替的前提下，从前现代国家向现代国家迈进的努力尝试，用现在通俗的话来理解，就是国家的改革与国力的发展。但如果维新失败或者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国家危机的解决就要靠革命，相较而言，前者是主动的变革，后者是被动的危机，前者通常是理性有序的，后者往往是混乱无序的，革命总是要比改革付出的成本要高，失败的概率和不可预测性要大。
有关日本维新历史的书，大概读过不下三、四种，我为什么格外关注日本维新这段历史？大概是因为同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而兼具东方文化传统的古老国家，中国也曾经有过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与“洋务运动”，但其结果却大相径庭，从当时晚清国力和疆域的角度来看，这实在是不应该的，也是值得当下人们充分反思的课题。在当时的历史情景中，促成了近代日本维新成功的要素究竟都是什么呢？两国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差异？
1、 危机感
日本处于地震带，是一个多灾而物产相对匮乏的岛国，其国民对于危机本身就有着超常的敏感。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国和多年的宗主国，清朝在两次鸦片战争（1840~1842、1856~1860）和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的冲击下日趋衰落，足以为日本提供前车之鉴。自佩里“黑船来袭”之后（1853~1854），日本同样面对列强的“炮舰政策”，一度也曾走上同清朝一样丧权辱国的道路。强烈的危机感与忧患意识，促使当时日本的各个阶层，公（以天皇为首的朝廷、公卿）、武（以幕府将军为首的大名、武士阶层）、庶民中的有识之士，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强共识，通过对清国形势的研判，以及几次同欧美列强的小规模冲突，也使得推动日本维新的政治精英们，对双方的实力与差距，以及本身的不足，大多有着较为理性、客观的认识和判断。
2、 民族性格与文化
“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这是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对日本民族性格的评价。作为推动日本维新成功的主体——武士阶层，更是将某些极端的民族性格推向极致，比如自尊与耻感。职业军人本身就有着坚毅果敢的行事风格，同时又深受 “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思想影响，以及为追求“大义”而视死如归的尚武精神。相比晚清普遍昏庸腐朽的官僚阶层与君主政治，两者之间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相比的，戊戌变法中虽涌现出一批矢志变法图强的志士，但从本质上仍难以脱离中国传统文人式的迂阔与孱弱。
3、 国家政权结构
维新前日本的基本政治体系，属于典型的封建制，全国面积约三十七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除将军所有的天领之外（约400万石），土地按粮食产量“石”为单位分配给了276位领主，其行政单位被称为“藩”，将军颁发“朱印”承认藩主合法统治的权力，藩主除对幕府承担相应的义务外，还要分配俸禄给予家臣，家臣效忠藩主而不是天皇或将军。这些藩的领土有大有小，小的只有一万石，大的如维新之中较为活跃的萨摩藩（表高77万石实际85万石）、长州藩（表高37万石实际100万石），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县。各个藩在尊崇幕府的领导之外，在自己的领土内，实际上有着很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不但可以召开“藩议”制订“藩政”，同时也可以发展独立的武装，这就造成了幕末时强藩的崛起。当幕府政权无法充分解决国家危机时，数个强藩的结盟就足以成为推动政治变革的重要力量。
相对于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天下”思想体系，以及历朝历代都是东亚地区宗主国的传统，日本对于其他强大国家的臣服与客观认知，有着相对平和的心态，既不至于自欺欺人，也不至于不自量力。天皇作为日本的文化、精神领袖，与作为最高行政、军事机构的幕府政权，以及名义上受幕府节制但其实各自为政的藩阀体系，形成了这个国家独具特色的双轨多元式的政治结构。从幕府衰落，被动地放弃政权来看，这也形成了一个有效的缓冲，成为了政治革新的重要突破口，从而避免了一元政治下，为争夺国家政权而引发更为惨烈的暴力革命。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欧美诸国对于中国的市场和利益需求，也远比当时的日本为甚，清国也确实分担了更多来自西方文明的冲击与压迫。
4、思想体系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曾经说过，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与经济的改变。早在维新之前，日本便有火枪科技和“兰学”的流入，甚至有过相当数量的天主教信徒，日本对西方的商业、文化交流，原本便有一定基础。近代以来，基于“兰学”和“开国论”之上，更为先进的西方政治文化、军事、科技知识与思想，成为教育的主流，如胜海舟之于海军传习所，以及为明治维新培养出大量杰出人物的吉田松阴及其“松下塾”。松阴教育的根本目的是造就能够适合当时政治形势和政治理想的人才，也就是说培养具有尊王攘夷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对于这些即将投身于时代变革的新一代政治精英们而言，其影响和启蒙是有效而进步的。
在思想启蒙方面，明治时期流行的重要西方学派分为三派。即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英吉利派之功利主义”，以中江兆民为代表的“法兰西派之自由主义”，以加藤弘之为代表的“德意志派之国家主义”。清国的洋务运动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目的仅是为了巩固满清统治，而拒绝进一步政治改革，对于人才的培养也仅限于军事和技术层面。明治维新的核心思想，则是尽快摒弃亚洲的陈旧制度，效法欧洲的新兴制度，目的是实现民族振兴、摆脱外来压迫、发展资本主义，最终富国强兵。从改革的出发点和立场而言，两者便根本无法同日而语。
东方人的民族性格与文化，其实是偏向保守的，不喜欢经常变化，也不愿面对不可预知的风险。从中国的历史经验来看，改革从来都是一件费力而不讨好的事情，成功的几率低，主导改革的人下场也大多不好。日本的明治维新，从“尊王攘夷”、“王政复古”到 “君主立宪”，从“公武合体、举国一致”到“版籍奉还、废藩置县”，一切改革无不危机四伏、困难重重，除了本国既得利益者的阻挠与抗争外，还要面对外部列强的压迫与侵蚀。而明治维新的成功的诸多要素中，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便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是否拥有追求“文明开化”的信心和理念，是否拥有一群坚定不移、睿智开明的“志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