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中的华人》是一本由[美] 孔飞力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0.00元，页数：47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写的比较啰嗦，但因为译者社会学出身，翻译非常好。孔在书中梳理了从明末到现代华人移民海外的历史，分析了华人在东南亚各国移民的不同地域文化背景和在移入国的不同的社会生活状况，在此基础上，提出“安土重迁”的思想使华人渴望回归故里，故较难于被当地同化融合；华人在西方殖民者和local间充当管理中介谋求利益的生存模式；以家庭宗族介绍打黑工为基础的“通道－小生境”移民模式；以及作为外国华人对本国政府和母国的复杂认同感。历史的海外华人是以家庭血缘为纽带的商人和劳工，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基本不存在；中国官方历史上对移民的屡次禁止打击，如今却吸引号召，未来的图景是构筑一个不牵连政治的“经济合作圈”。
《他者中的华人》读后感(二)：内容有删减
去年年底买的，还没来得及看，书都没拆。今天看到出了繁中版，然后才知道简体本又被删减了。
以后买外文原著的书还是要小心，能看到原版就看原版，其次找港台版。
图为商务印书馆编辑
不知道这本书的误译有没有故意。以前看到过别人整理的其他书存在故意误译的情况。把作者原来标点的观点A有意歪曲为B甚至¬A。
目前简中环境下的翻译现状令人担忧。
《他者中的华人》读后感(三)：精彩绝伦
孔飞力先生果然是名不虚传，纵然从他最为熟悉的清史研究（当年他的那本“叫魂”堪称是名震江湖）转向了华人移民史领域，仍然给我们贡献了如此精彩绝伦的一本大作[强]让人拍案叫绝之余不免为国内的历史学界感到有些汗颜，众多如此重要的研究领域在国内几乎无人问津，而欧美和日本汉学界往往捷足先登，所以得提醒那些急不可耐宣称今日中国之强盛的乐观者们保持冷静，我们的软实力尚有漫长道路要走啊[捂脸]大航海时代开始后，西方殖民者在国家武力的支持下侵入南洋诸地，与完全依靠民间力量遍布该地的华人移民先驱们迎头相遇，由于华人对当地民情了解颇深，又善营造开垦和商贾之道，加之彼时中华帝国物产仍然冠绝全球，于是西方殖民者欣然利用华人，作为商人从事与中国的转口贸易，作为包税者压榨管理当地原住民，作为建设者开垦蛮荒之地，如此一来华人俨然成为介于殖民统治者和当地原住民之间的一个特殊阶层和群体，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东南亚民族国家兴起后的残酷排华浪潮埋下可怕的隐患[捂脸]随着奴隶制度的终结和淘金热到来，在美洲和澳洲急需廉价劳动力，大量华工涌入与底层白人争夺工作机会，引起恐慌最终导致各种无耻排华法案推出[捂脸]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在南洋极力打压华人，营造出与当地原住民共同赶走欧美殖民者及其帮凶华人走狗的气氛，对华人形象极为不利，战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南洋诸国共产党的支持更是火上填油[捂脸]海外华人经历如此之多的苦难，几乎堪称“东方的犹太人”，但是这个散布世界各地的特殊群体仍然靠着坚韧和智慧，因地制宜生生不息，他们的故事与整个世界的变迁交织在一起，无比的精彩……
《他者中的华人》读后感(四)：无
最开始我很好奇孔飞力作为汉学大家，为何会选择海外华人移民这个课题，读完一大半时间才意识到海外华人群体这个话题，对中国历史、中国现代化及中国人民族认同的重要性。
本书前几章基本在阐述明清以将华人对东南亚、澳洲及美国的不断移民。本书指出，在这几百年里，移民本身是非常高风险的行为，漫长的旅途、昂贵的费用（不少华人不得不选择卖身来支付费用）、以及疾病、海难等等，都让人忍不住思考为何两广福建一带的国人，会如此前仆后继的去下南洋。我想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两广福建等地的人民别无他法，只能用脚投票来侧面反映所谓的康乾盛世的底色。
本书也指出，绝大多数的华人移民一开始就是社会底层（政经都是），这一点也可以解释华人移民的很多特征。比如荷兰及西班牙统治东南亚时期，华人的数量是非常巨大的，而且轻易占据了各个地区的经济命脉，可以说全方面垄断了东南亚当地的商业，也广泛涉足矿产及居住地开发，但是华人移民似乎从未有在当地谋求政治地位的举动。有几个原因或许可以解释：1. 最初的华人移民都是为了谋生，而且并未切段和故土的联系，很多华人移民在南洋奋斗的最终目标仍是回国养老，讽刺的是，这些移民回国时携带的资产还会被满清的官僚额外敲诈多次；2. 最初的华人移民几乎都是社会底层，没受过什么教育，可能根本没有政治头脑，更遑论谋求政治地位了；3. 华人移民群体以居住地和口音划分的小帮派林立，彼时的华人群体都没有一个民族认同感，也别提为自身群体谋求政治地位了，要到欧洲启蒙运动及民族解放运动的思潮传播到南洋，华人才逐渐接受民族这一概念，侨领黄乃裳、陈嘉庚等人都要在19世纪末20世纪才会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排华思潮历史悠久，今日无数国人羡慕的加州，历史上对华人的排斥和恶毒可谓罄竹难书，百年过去，今天的美国就没有排华的思想土壤了吗？我想并不是。
华人才是最善于经商的民族
《他者中的华人》读后感(五)：筆記
﹣之前沒有有意識的找這本書，雖然在孔早前離世前讀到原來他有寫過這樣有趣的題目。在學而優逛時竟然碰上了，也是江蘇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國研究系列。這系列有不少好書呢，不過有點不是很理解其翻譯的策略／思路，有機會再仔細觀察。
﹣這部歴史從明朝開始談起，大概因為對白銀的依賴，做成了中國對外貿易的加速。不過宋朝時應該已有不少的對外貿易，而海上的貿易通道據杉山正明的說法也是元朝時更為完備....... 這裡我就不太懂了，反正移民的歴史，孔由明朝談起，但更大的流動應該是清朝海禁撤消以後。
﹣孔把‘國內’的人口移動（如清朝時的珠三角洲與廣州；開放改革後的‘流動人口’）與‘國外’的移民看作是對一個事情，這樣的觀察／視覺相對有趣。
﹣以往我總覺得珠三角是漁米之鄉，應該是富蔗地方。但以孔的說法，珠三角地少人多，耕地不夠，種植經濟作物、出外打短工、農家兼手工業等是長期的經濟策略，也算是豐富了我的認識吧。
﹣透過這本書，對我來說更多是從另一個角度理解了接納大量中國移民地方的歴史，包括馬來亞（海峽殖民地）、新加坡、印尼、泰國、澳洲等，這是始料未及的。作者以不同地方類型作分類，如殖民地（印尼、菲律賓、海峽殖民地、澳洲），北美、中美洲等，再以不同時間段來闡述相關歴史。每個地方可能不會說十分詳細，但把幾百年的歴史也是清晰的描繪出來了，功力深厚！
﹣在多個國家當中，印尼的狀況比較難理解，這與我對該國認識太少有關，而且在感情上也沒甚麼聯繫。反而馬來亞因去過檳城、吉隆坡等，有點感覺。
﹣之前讀雷競璇的《遠在古巴》，提到他父輩在古巴的辛酸史，讀後想更了解相關的故事。可惜這書針對中南美洲談得不多，主要只談美加。民國時代有個官員好像叫陳守仁，也是中美洲華僑後裔，後來回國投身革命，讀他的書時才知道原來有華人去中美洲打工／移民。
﹣關於清朝以血統來認定海外華僑擁有中國藉，並因此帶來到現在的爭端，這是從來沒有過的視角。從少就接受了’華僑‘一概念，其實沒有想過當中的拉扯，政府（不論哪一屆）中間的利益與意識型態，對移民者來說所謂’故鄉‘為何物等。而海外數千萬的中國華僑，又是否中國僅有的情況？
﹣書中談民國年代的華僑‘策略’，只談國民黨的；49年後也談一點但總覺得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應更為複雜；90年代香港大量移民美加澳紐背後的政治因素不大談等...... 是有點懷疑是否沒有把全文翻譯出來，有機會要找英文本看一看。
﹣書中多番談到香港在這移民史中的重要位置。由1842年殖民地建立，到90年代尾的移民潮，就算今天香港還是有不少專做大陸人生意的移民公司...... 這當中也算是另一個鮮為人知的香港故事吧。我們家就有人移民澳洲，太太家的親戚不少在美加，這一代估計還有人要出國...... 這一段歴史還在撰寫。如果把國內移民與國際移民拼在一起看，這故事則更為‘有趣‘。
﹣曾經想過，孔在書中比較沒有去談這樣的遷移的政治經濟結構／因素，不過這段歴史本身就夠龐雜，這樣的要求或許有點太多了吧。
《他者中的华人》读后感(六)：重构历史共同体的书写
（刊于《晶报》2016年11月19日，发表时有改动）
文/俞耕耘
孔飞力先生是在国际史学界享有盛名的大学者，其代表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叫魂》都已成为清史、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经典范式。这也形成了一种风格化的书写策略：从具体的时间拐点、历史事件入手，以社会心理剖析为特色，用微观解析支撑背后庞大的历史镜像。这种史学观无疑建立在一种反观念论的基础之上，“事件”始终是历史书写的核心。2016年，孔先生去世，他的《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一书也成为了绝响。
《他者中的华人》旨在将移民史整合、同构在中国近现代史之中，强调了二者之间的相互策应与形塑关系。如推翻帝制的革命源于海外华侨推动；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和政治经济走向、对外政策又深刻影响着海外华人的生存发展。正是基于如此，全书研究横跨近五百年，从1567年中国朝廷解除海禁到20世纪末中国大陆融入世界经济，地域上涉及各种洲际的移民生态，形成了时间-空间双向轴线的复杂交织。一面是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反帝反殖运动的语境，一方面则是从中华帝国、民国到社会主义中国的更替演变。可见，其中的书写难度全在于兼顾各种时间-地域“变量”的交互影响。
令人钦慕的是，孔先生的这种描述性充满了深刻创见，集中呈现为其书写思维的一体化、联动性和差异性。首先，他将中国的对外移民视为国内人口内部迁移的延伸与变体，都是“以内部移民为主的民众流动场景的子系统”。我们看出，作者找到了内部-对外移民的关联，前者实际上为后者提供了原型模式，它们都取决于民众的生存策略和社会机制。其次，全书深刻揭示了华人作为“他者”的身份认同问题，呈现了华人、原住民、西方殖民者的依存交往与竞争对抗。他们之间既有“互为他者”（异己、陌生、外来的族群）的复杂性，同时孔先生也看到，殖民者利用了华人身份的中介性、独立性，使华人成为统治原住民的缓冲地带，埋下了各种“排华”仇恨的种子。
因而，移民谋生的“生态研究”就是作者关注的枢要。生存模式、谋生策略会塑造出的不同生态（适应环境的方式），决定了不同的移民生活。作者分析了华人移民与其他族裔移民的差异性，提炼出“通道-小生境”的思维模式。在我看来，这就奠定了全书两大研究方向：一是路径研究，二是场域研究。通道是移入地和移出地的联系路径，是潜在的亲缘、乡缘的关系网络，既有实在性的人员、物资和信息流动，又有虚拟性的情感文化和信仰崇拜维系。小生境则是通道两端联系的移入-移出地的“文化生存圈”：如宗庙祠堂、商业行会、社团组织，亦或“唐人街”等现实空间。
“通道-小生境”标示出孔先生一体联动研究的可贵之处，路径始终将生存场域的两端（居住国-侨乡）作为相互关联的系统，帮助我们更好理解移民的动力机制、价值认同和文化生态。在作者看来，“安土重迁”并不意味只是固守家乡，而是强调无论身处何地都与故土保持畅达的关联（“通道”）。华人移民总是希望在原初的社群（家乡）里获得情感价值认同（衣锦还乡），无论是经济上的捐助善款，还是情感上的维系宗族，他们始终珍视与家乡的“通道”。它并不意味分离，它是跨地域的空间拓展与延伸。
《他者中的华人》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原因是繁复多元的。在我看来，或许可用三句话来概括，那就是领域的转向、晚期的风格、宏大的视野，三者都指向了一个核心：重构历史共同体的书写。海外华人移民研究长期处于诸多学科的交叉边缘，孔先生从清史转向移民史，看似令人不解，实则是对之前研究的深化。它意味着研究由本土向海外的地域拓展，从本民族向海外多族裔、多社群、多文明对话交往的动态转换。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孔先生的“晚期风格”：看重全景式、通史性、大历史观的描摹，这与其先前作品显然形成较大反差。“至少从16世纪以来，中国史就不能不包括海外华人史，而海外华人史也同样不能不结合中国史，唯有如此，方可成其为一个完整的研究领域。”
http://jb.sznews.com/html/2016-11/19/content_3666670.htm
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书语云中君
《他者中的华人》描述的是近代移民史。作者孔飞力从时间、空间、原因、方式、生态五个维度去描写不同时期的移民的变化。作者认为就移民数量而言，东南亚显然是核心区域，但数量并非最重要的议题。要了解移民生活的不同类型，就必须着重进行不同路径之间生态差异的比较。就覆盖范围而言，作者试图描述海外华人移民经历的主要形态变化，指明它曾经存在的特定环境、特定的历史时期。实际上作者就是要了解在不同是时间地点下，移民是以何种方式去进行跨国移民，同时适应不同的移民生态。
因此作者需要寻找不同时期的分界点，作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时期：1、中华帝国晚期的迁徙时期；2、18世纪末叶之前的早期殖民主义时期；3、19世纪中叶开始的帝国主义时期；4、20世纪初的民族救亡时期；5、太平洋战争及战后的后殖民时期；6、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移民时期。
同时还要选定不同的移民地区：1、早期贸易地区；2、早期殖民主义的殖民地地区；3、帝国主义的殖民地；4、后殖民时代的移民地。表明实际上移民的生态体系大概分为：1、亚洲的热带和亚热带殖民体系和美洲殖民体系；2、新大陆大洋洲的移民社会体系；3、后殖民时期的体系。
在寻找时间空间分界点的时候自然要了解转折变化的原因，作者普遍归咎于：1、殖民主义；2、帝国主义；3、中国的改革与革命；4、政策变化；5、劳动力流动。
而对于移民生态，即生存模式、谋生模式和社会组织延续模式来说，作者认为对于中国以及华人来说，中国人的家庭在空间上的分布模式，是一种移民与侨乡之间存在持续联系的系统，本质上来讲不是分离而是联系，他们正在扩展劳动者和家庭之间的纽带的空间维度，同时海外华侨的活动一直与中国息息相关，而中国朝向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改良与革命也一直受到海外华侨的支持，同时这种支持又推进中国的政治演化。
我们可以知道作者将中国国内的人口流动和国际上的移民迁移看作是一个整体。作者认为国内迁移和跨国移民有其共同之处，连接侨乡与移民地的通道并非仅仅是连锁迁移的通道，更重要的是由血缘、地缘、业缘、方言群编织成的网络，这样的通道可以传递情感、信息以及文化。如果可以想象，这回是将全世界华裔人口都包含在内的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虽然华裔人口分布在世界各地，但他们在社会上、政治上、文化上都将成为祖籍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作者为了证明这种通道的存在，提出了“安土重迁”的新解释：安土重迁并不意味着固守乡土，而是即使远离家乡千万里也依然可以和家乡保持着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联系，那么他们的“家”依然扎根在祖籍地，这就是所谓的跨地域纽带。在这样的纽带作用下，国内迁移和跨国移民只是地域上的远近问题，所以在迁移过程中，这个通道可以保存下来。
从这个通道角度开始论述，我们需要讨论通道的各种影响因素，对于写作逻辑来讲会更加的流畅。
对于通道的大小，我们可以考察在迁移以及生存延续过程中影响通道大小的因素，比如对于土生华人来说，一部分土生华人在殖民当局统治下为了获得地位和身份的认同，放弃了自己作为华人的身份，放弃了华人的文化，这样这条通道就关闭了，而另一部分土生华人，开始强调自己作为华人的特性，并且利用所谓的“移民边缘性的杠杆作用”获得利益和认同，这样通道就会一直延续下去。总的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土生华人的通道会越来越小，逐渐失去与祖籍国的联系。通道的大小也取决于双方的态度和能力。例如20世纪初的民族救亡时期，中国国内出现积极的参政议政的理念，对于海外华人的看法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中国政府开始向海外华人示好，并提出要求，至此海外华人与祖籍国双方的通道都打开。
从通道的方向来讲，可以有祖籍国对海外华人社会的影响，也可以有海外华人对祖籍国的影响，这两方面在不同的时期是各有强弱的。例如在早期移民过程中，中国朝廷对于向外迁徙，对于移民者都不加以信任，而移民者与生俱来的乡情和亲情，成为在异域谋生的重要依靠，它带来的不仅是共享身份的安全感，也是强化竞争力的源泉，此时祖籍国对于海外华人的影响更大；当他们“衣锦还乡”后，对于侨乡的建设算是海外移民对祖籍国的作用。那么如何区分通道的方向成了需要考虑的课题。在文章中，孔飞力认为数量不是核心关键，我认为是错误的，只有在拥有足够人数构建的海外华人社群才有足够的能力去影响祖籍国的活动，那么实际上海外社群的人数和社会影响力成为了区分通道方向的关键点。例如在20世纪初的民族救亡时期，随着排华法案的愈演愈烈，海外华人开始意识到中国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政体，于是海外华人开始出现在改良和革命派的之中，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当然讨论通道大小和方向的原因也是必要的课题。分析通道的方向大小的临界也成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最后需要讨论的是通道的作用效果，这样文章的逻辑结构才算合理。
而对比本文结构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在时间和空间上，有论述重合的地方，包括时间前后也有重合的部分，这就造成了文章的冗余，我们可以发现在文章多出现的相同观点的重复，而且有些章节对于这些因素都还没有论述完全就戛然而止，可以说是文章写作逻辑上的缺陷。
《他者中的华人》读后感(八)：学术著作or 通识教科书？
中国对外开放力度的不断增强，跨国人员往来的数量、密切程度不断增多、加深的现实作用下，在历史学术上的影响最大的恐怕就是催热中国移民史的研究。就学术圈的参与度来看，本身仅是属于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侨乡密集的省份的专利（中山、厦大、暨大等），现在拓展到了全国，不少院校都开展华人华侨的研究。国外来看，华人主要移民地的北美、东南亚，也自然成为了华人华侨研究的热土。
孔飞力也想赶上这股潮流，上世纪末对中国近代的研究产生丰硕学术成果之后，转而对华人移民史的研究。这本书也是比较新的学术成果，随着孔教授的去世，他本人关于华人华侨的研究也会随之画上休止符，本书也会成为绝唱。
就这本书内容而言，从作者的前言就能看到，这是一本宏达叙事性的著作，想将华人海外移民的五百多年历史一网打尽（1567--20世纪末）。以不到40万字的篇幅做到这一目标，毫无疑问是相当有挑战性的，但也能预料到这样的写作只能是浮光掠影。
本书从结构上看还是非常清晰的，以空间和时间双重线索对华人500年的移民史做出概览。空间上主要是东南亚、欧洲、北美、澳新。当然还是东南亚的篇幅更大，这也是和东南亚作为华人移民数量的绝对基数和历史影响而来的。在这个区域划分基础之上，还更加细化到每个国家进行分析，让读者能够比较清晰看到东南亚不同国家华人的不同命运，以及一些影响因素。
通读本书，作为一个国人而看，有多少内容是自己非常不熟悉的呢？恐怕很少。沿海的方言群也是构成海外华人的五大民系。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不算陌生，当然对于西方研究者来说，五大族群以及东南沿海这些移民先驱的特征，也就是“通道--小生境”模式，就被看做是一种异于东南亚土著和北美其他不同族裔生存方式，进而研究者对此进行概念提升。但是能否作为一种理论是非常可疑的，因为从头到尾都是基于“文化”来阐释的。要说到本书最为明显的贡献，当然是提供了很多少为人知的细节，这也是基于全书所引用的资料多为二手资料，即都是学术著作的引用，而非原始史料。这种做法常常会引来“史学原教旨主义者”（只赞成历史学著作中的引用、结论都是基于一手原始资料的学者）的严厉批评。因此本书某种程度上更像是一本通识教材——为不熟悉中国海外移民历史的外国学者（学生）的一本通识教科书。
就中国移民史和本书内容来看，还有很多可以拓展的内容，甚至是孔教授在回避讨论的问题。比如说中国近代移民的主体是浙闽粤三省的人群，忽略其他但是在讲到德兰士瓦的金矿上的华工主要来自山东和河北（P114），广东移民群体数量较少。但是对这一异于闽粤的不同地域的群体缺乏讨论，他们有怎么的特征，尤其是异于浙闽粤五大群体的？与其他土著和五大群体之间又有着怎样的互动？即便是浙江移民也仅讨论现代的温州移民。
对于东南亚的移民情况的分析来看，仅在于讨论华人--土著--西方殖民者三者间的关系，就中南半岛的情况，缺乏对穆斯林群体（非马来人）的情况分析，因为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半岛之间的商贸联系也是前近代的一个热点，中国云南的回族和中南半岛的穆斯林群体也在中国--东南亚贸易产生重要影响，海外华人和这类群体的历史和影响当然不容忽视，尽管学界对此的讨论很少。同时也缺乏对于印度移民（主要是泰米尔人）的分析，他们如何与土著、华人、殖民者互动？从地域上看，东南亚地区也缺少对于缅甸、柬埔寨、老挝的讨论（尤其是缅甸，基本是空白），太过于集中在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菲律宾的情况，感觉太想呈现印尼、菲律宾与泰国、马来西亚不同的华人政策与华人不同命运，这种过于明显的目的论色彩就难以保证绝对的客观。
此外一个永远没有被作者忽视（反倒在强调）的变量——华人移民的数量，隐含的变量还有移民人口的性别特征、年龄结构等。本书一直强调移民的性别特征反映华人不同时期的职业特征和阶层状况。人口基数一定程度上影响华人不同命运，作者在此尤其强调马来西亚和印尼的不同结局。现在全世界的移民结构和数量（延伸到移民在移入国所占的比例）也影响到世界格局（突出的就是亚非难民在欧洲），因此我更认为华人移民更应作为世界移民的一部分来审视更加合理，不能仅仅作为中国史的一部分。
全书的结尾处，也有点遗憾，因为作者是以“特区”结尾的，又说这是“通商口岸”的现代版，追溯到历史的源泉，这是历史学家天然的敏感，事件现象总要追溯其历史，并且追溯的历史事实一定不能太小。但显然近十几年来看，中国沿海的社会经济特征“现代性”显然是更强的，不能简单的以历史上的口岸、移民来加以延展，从第八章作者提到新移民的特征也曾有暗示，但却难以根据一些社会科学的方法加以考察。从这个方向来说，孔飞力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历史学家，也没有超越历史学家。
《他者中的华人》读后感(九)：闽粤人下南洋记
关于海外华人的通俗读物大体看过几本。孔飞力先生的《他者中的华人》在过去一年中不断见诸于一些阅读类媒体，受到热情的关注和推荐，诸如“孔飞力最后的绝唱”“汉学家孔飞力讲述中国近现代移民史“”，对此我也一直保持着很大的阅读期待。
好不容易，前两天终于在图书馆借到了这本书，但读过之后没有期待中那么好，也远没有阅读《叫魂》《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两书时那般痛快与顺畅，可能是叙述太过于散碎了。其次，排版层次（标题、小节）不是很清晰，而且感觉有很多不必要、重复性的内容，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创见和吸引点，只是用提出了几个名词，概括了一下移民模式。
只要仔细看看这本书的前两章的内容，再认真读读最后那篇译后记，基本就可以了。对了，本书涉及的“华人”主要是来自东南沿海的三个省份和地区，即福建、广东、江浙地区。移民场地主要是以东南亚（南洋）为中心展开叙述的，当然也部分地涉及了西欧、美洲、澳洲等地。笼统来说，就是一本福建人和广东人的出南洋记！好了，下面来做个总结吧。
读书笔记：要点------------------------------------------
一、移民时间段：上限为1567年，下限为20世纪末。
开端定在1567年具有象征意义，因为明王朝在这一年正式下令解除曾经长期推行、但实效有限的海禁政策。这也正是西方葡萄牙、荷兰等早期殖民国家海上崛起的时代，并一路延伸到印度、东南亚地区。从此，中国不可阻挡地与外部世界相接轨。
松弛的海禁：深知海上贸易乃至沿海省份重要财源的行省官员和地方权贵构成了非正式的“海商利益集团”，并最终促使海禁于1567年废除。（当然，只是一时的废除，清朝在倭寇、收复台湾时期加强的海禁，大体呈现半封闭状态，而海商正是通过这点空隙寻求利益或向海外移民拓殖）
二、安土重迁的重新阐释
（1）传统中国以农为本，将人口牢牢地“种植”在土地之上，由此形成了“安土重迁”的习性。但孔飞力从分析中国历代严厉但无效的“海禁”政策入手，对“安土重迁”提出了新的解释，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中国人“离土不离心”的安土重迁。
其一，安土重迁并不意味着固守乡土，而是即便离家千万里也仍然与家乡保持着从情感到物质的割不断的联系。
其二，“安土重迁”的另一面是“衣锦还乡”，即迁移异域他国的中国人，大多在外打拼一段时间后就会选择回到家乡。
既“守”又“走”，空间地域上的分离与情感、经济上的互动维持，这就是中国迁移文化的基本特征。
（2）我的观点：但这个观点其实算不上“新”，更多的是一个时间与规模的问题。
第一，从时间（历史）上来看，中国人确实有着“安土重迁”的传统，只有到了王朝末期（明清时代），随着人口的增多，这一传统才有所松弛。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这一传统必然将越来越松弛；当然，历史上那些因为战乱、强制移民所发生的迁徙，不包括在这一内涵中。这实际上也因应了当今经济中心从内陆向沿海地区的转移。
第二，从规模（数量）上来看，在“安土重迁”的历史传统下，中国人的人口迁徙规模和数量其实是很小的，为了寻找生路（在当地几乎生存不下去了）才迫不得已离开乡土，且以国内迁徙为主。
三、中国移民的“通道—小生境”模式
（1）对中国移民而言，在移出地与移入地之间长期延续着条条“通道”，其构成元素既包括实质性的人员、资金、信息的双向流通，也包括虚拟性的情感、文化乃至祖先崇拜、神灵信仰的相互交织。
在通道两端，即特定移民群体的移入和移出地双双形成的特定“小生境”。在移入地，它是一个具有华人社群文化圈（社区），如商贸区、行业圈、庙堂宗祠、社团学校、唐人街等构成的社会网络。在移出地，表现为独具特色的“侨乡”，即通过寄钱、捐助、扶危济困和建庙立祠等方式保持在家乡的存在与在场性。
（2）中国现代史上东南沿海及岭南地区，“通道—小生境”移民文化的四个表征：
其一，迁移成为当地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只要条件允许，劳动力就会通过空间流动以寻求更高回报；
其二，移民社群的人员、金钱、信息、文化，在移出地和移入地之间循环往复，以移民文化为标志的利益共同体业已成形；
其三，商品经济与经商理念注入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意识之中，并转化为移民谋生异域的技能（所以有“中国犹太人”说法）；
其四，移民在异地建立的乡缘会馆、方言社团、业缘行会，以及从祖籍地分香而立的庙宇、宗祠等文化元素，在移民地形成了如马赛克般的方言习俗、民间信仰和人口结构板块。
（3）我的观点：第一，这里的“通道”，还不如理解为纽带。第二，这种“通道—小生境”是不是只限于中国移民，其他种族、国家的移民是不是也存在这种模式？
四、他者中的华人
（1）他者中华人移民的角色和作用：从事与中国的贸易；充当殖民地与当地人之间的桥梁、代理；殖民时代商业与种植经济中劳动力资源。
（2）华人与他者（西方殖民者、移入地的人）的互动关系：从殖民统治者到被奴役的臣民，从独立后民族国家执掌大权的统治集团到洋溢民族主义激情的知识精英，从颐指气使的大富豪到埋头养家糊口的升斗小民。
作为外来者，华人需要认识了解“他者”并与之共生共存；而后者也时时刻刻审视着这些远道而来的异乡人：他们究竟是可以和平相处、共谋发展的新朋友，还是居心叵测的异类？他们究竟是带来了新的利益和机会，还是潜在的麻烦制造者，或者不共戴天的敌人？漫漫数百年，移民与本地人互为“他者”，彼此之间既有理解与依存，也有竞争与对抗。
以东南亚华人历史为例。在当今大约5000万海外华侨华人中，大约80%生活在东南亚地区，而且近百年来在东南亚国家屡屡上演了许多抑华政策乃至排华事件。
（3）作为东南亚的“外来者”，中国移民与西方殖民者之间具有本质的不同。欧洲靠的是武力，由国家支持，具有掠夺性质；反之，历史上中国移民更多的是为了寻找生路，是一种自生自灭的被迫状态，没有国家支持。
生活在“两个世界”中的第一代移民：一头是充满感情和纽带的祖籍地、一头是陌生的移入地。
中国人向外移民时，大多是走的熟人关系，也就是梁鸿在《出梁庄记》里所说的“扯秧子”。第一代迁出着先去开拓、驻扎下来，后边的人通过第一代移民陆续跟上，所以也就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认同感的文化社区圈。
就中国移民而言，一个真正成功的人会依托来自中国某一特定侨乡的地缘优势，或利用所具有的血缘亲缘优势，将自己在移入地社会中能够抓住的机会发挥到极致。同时，他还会去找寻能够方便自己从居住国去和自己的祖籍国打交道的路径。如此，海外移民就可能从身处两个世界之中谋获最大效益。
2016年12月
哈佛大学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孔飞力(Philip A. Kuhn)于2008年出版了他生前最后一部著作《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nes），经厦门大学李明欢教授汉译，于2016年3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在国内出版。这本书对15世纪以来华人向海外移民的历程进行了全面回顾与评析，为世界海外华人研究提供了不少有益的洞见。
在我们的印象里，似乎“移民”与“海外华侨”是一个典型的中国话题，那么为什么一位美国历史学家会对它产生兴趣呢？据孔飞力先生回忆，这是出于对一件趣事的思考。
多年前，孔飞力先生和他的老伴儿在法国旅游时，走进一家名为“翡翠宫”的中餐馆。可是落座后发现，他们与这家餐馆所有工作人员之间唯一能够交流的语言居然是法语。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餐馆老板是一位柬埔寨华裔，一百多年前从福建东部地区移民到柬埔寨，后来又在70年代红色高棉时期逃亡到法国（柬埔寨的殖民宗主国）。他们已经是在海外生活的第五代华人，在外所用的语言是法语，自己人之间说以闽东话为主要内容的土语。他们可以做正宗的中餐和东南亚菜，但对汉语普通话以及大多数汉字是陌生的。这个小故事竟然让孔飞力先生在晚年将学术兴趣从明清史转向海外华侨华人研究。他想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多达3700万海外华侨华人，几个世纪以来经历了怎样的生活，他们在海外的生存状况究竟是怎样的？他们与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又有怎样的相似性与不同点？
一般而言，“华侨”指短暂居留在海外而保留中国国籍的人；“华人”指定居海外、且已获得外国国籍的人；“华裔”指其祖先具有华人血统，但本人出生在国外，其语言、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已经比较外国化的人。而这三种人又往往统称为“华人”。
1567年，明朝政府正式下令解除曾长期推行但实际效果有限的“海禁政策”，民间海外贸易以及向海外移民的历程由此开始。在孔飞力先生的研究当中，海外华人几个世纪以来不断朝着一个方向努力，那就是塑造一种在海外群居的“小的生态环境”（“小生境”），使华人能够借此不断适应并融入外国社会的“大环境”。在“小生境”中，华人的生存模式、谋生技能、家族血脉和社会组织得以世代相传，中华文化也由此得以传承；而文化究竟能够在何种程度上保存下来，则由这些移民对外国环境的适应程度和对挑战的抵御能力来决定。在海外生存的过程中，华人逐渐建立起双重身份认同：既是“来自中国、与外国人不同的人”，又是“住在外国、与中国人不同的人”。海外华人既是“他者”（外国人）中的华人，又是中国人中的“他者”。华人与中国本土之间一方面保持着经济上的商贸联系，另一方面保持着血缘（亲族）、地缘（籍贯）以及教缘（文化及信仰）的联系。这种特质，决定了他们海外华人群体是“中国人”这个大概念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也决定了他们是中国历史进程中不可忘却的一种重要力量。
孔飞力作为研究明清史的历史学家，他认为，“16世纪以来中国历史不能不包括海外华侨华人史，而海外华人史也同样不能不结合中国历史，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全面理解中国近现代史。”海外华人这一群体在中外近现代历史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由于这一群体与外国广泛打交道，对国外社会状况有深入认知，因此对中国20世纪的民主革命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如孙中山所创办的“兴中会”“同盟会”的主要支持力量即是海外华侨；另一方面，海外华人也广泛参与到所居国的经济社会建设之中，如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的华人群体一直在当地的商贸领域居于重要地位，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国的华工更是为美国东西海岸铁路的修建贡献过巨大力量。
那么，从历史上看，一向“安土重迁”的中国人向海外移民的动力究竟是什么呢？最初的移民几乎都是福建、广东、浙江等沿海省份的山区居民，由于可耕地面积不足以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于是一部分居民产生了出洋谋生的念头。沿海地区距中央距离较远，且由于山岭阻隔，交通十分不便，中央政府对这些地区的管辖能力较弱。最初，中央政府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不允许人们出洋，其原因主要是担心沿海居民与海盗勾结，形成对政权的威胁力量。然而当地政府对于居民出洋谋生往往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只要这些出洋者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就默许人们出去做生意或向外移民；地方如果强制执行中央的海禁政策，甚至还会遭到大量贫困人口的威胁乃至围攻，这不利于当地社会稳定。明代出洋谋生者只是想在海外做生意赚钱带回家，改善自己家庭的生活，绝大多数人并不想在海外定居；后来由于贸易规模扩大，商人在海外建立的据点增多，逐渐形成了华人聚居的城市，其生活环境与国内无异；加之康熙时期以后国内人口增长加速，一部分人开始在海外华人据点定居，并逐渐形成了华人社会。
历史总是有惊人的巧合：中国沿海移民大批到达东南亚的时间与西方殖民者到达东南亚的时间相仿，工商业蓬勃兴起的西方各国渴望在东南亚建立稳固的统治秩序，以保障其商贸利益。表面上看，西方人、华人与东南亚本地人之间似乎有产生冲突的可能；但是华人却成为这种潜在冲突的调和者。最初，受到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影响，早期华人在海外的文化优越感较为强烈，在经济文化发展程度较为落后的东南亚民族面前采取倨傲态度，并不与当地人融合；后来西方人建立统治秩序之后，深谙儒家之道的华人群体充当起“中间人”的角色，一方面经营自己的生意，另一方面又在西方人建立的殖民政府当中任职，凭借多年积累起的对东南亚以及中国情况的透彻了解，承担起西方、东南亚、中国之间的贸易商的角色，一些人还在殖民政府当中做官。1840年以前，西方人与华人在东南亚平起平坐，主要原因是西方人在当地开展对华商贸活动必须依靠华人，且对当地进行有效管理也需要大量利用对东南亚社会状况较为熟悉的华人。然而这使东南亚本地原住民对华人群体产生了一定的敌对情绪：一方面，华人是较为富有的阶层，且在多个经济领域居于垄断地位；另一方面，华人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当地社会管理者的角色，这使“被管理”的原住民心存怨言。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力显著衰退，而西方殖民者的力量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而不断加强，于是华人在海外的境遇陷入不利，排华运动亦逐渐兴起。
如果说19世纪中期之前海外移民多是“主动出国”，那么19世纪中期以后越来越多的海外移民是“被迫出国”。《他者中的华人》这本书详细讲述了中国历史教科书上不愿提及的一段史实：发生在非洲与美洲之间的奴隶贸易，也曾在中国与美洲之间发生过。1851年兴起的太平天国运动使中国南方数以亿计的百姓生活受到冲击，加之台风、洪涝等灾害，大量农户破产，地狭人稠的地区更是出现大量流离失所的贫民。在饥饿与穷困的逼迫下，不少对西方缺乏认知的贫民受到殖民者“招工”广告的诱惑，签订卖身契，以换取一笔挽救家人性命的钱财，登上开往未知世界的轮船。他们所经历的种种，与两个世纪之前非洲奴隶极为相似，但西方世界并不认为这种行为非法：其一，华工并非受到殖民者胁迫而登船；其二，殖民者在华工出国前曾给予华工一笔钱财，且与之签订契约；其三，西方的确在不断解放黑人奴隶，但却没有任何法律保障华工权利，法律也并不禁止输入华人劳动力。1860年西方殖民者与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清政府正式以法律形式允许华工出国。这些出国华工被称作“猪仔”，毫无人身自由与安全保障可言。殖民者命令华工在45摄氏度的高温下在秘鲁海岛捡拾气味恶劣的鸟粪，以充当种植园的肥料。一些华工在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中经受身体与心理的双重折磨，不堪痛苦与屈辱而投洋自尽者不计其数。当时的清政府对海外华工的生存状况极为缺乏认知，一方面是朝廷并不清楚东南沿海有如此多华工卖身出国，另一方面清政府在海外并无领事机构对华工提供保护。洋务运动后期，清政府逐渐建立起与世界接轨的外交与领事制度，且逐渐意识到华工问题的严重性，开始试图改变这种情况。然而直至20世纪初期，康有为、孙中山等政治活动家仍然在海外亲眼见到华工所受种种屈辱，美国甚至出台《排华法案》限制华人在美的活动。这也成为刺激海外华人中的上层阶级（主要是商人群体）支持革命、发动革命，建立新政权的最直接动力。1912年民国成立后，海外华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情况逐渐减少。可以说，海外华人的地位沉浮与中国的国家实力、国际地位是密切相关的，海外华人几乎不可能脱离自己的祖国而独善其身。
孔飞力这部著作有两大亮点。其一，对“安土重迁”的儒家传统价值给出了新解读。他认为，安土重迁并不意味着固守乡土，而是无论走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都保持着与故土的各种紧密联系，从情感文化上到经济生活都是如此。在海外移民当中，“安土重迁”还有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那就是对有朝一日“衣锦还乡”的渴望，而非愿意逃离祖国、永远留在国外不回来。其二，孔飞力提出的“通道-小生境”模式，成为研究海外华人群体的有效切入点。所谓“通道”，指的是前人在移民过程中为后人开辟了道路，为后人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向外走的通道；所谓“小生境”（小的生存环境），是指华人在海外总是以社群的形式组织起来，在社群建构起的经济-文化共同体当中对彼此进行保护，并在海外保持中华文化的特质，表现为同乡会、宗亲会、商会等。“通道”与“小生境”是国内与海外华人之间的联系纽带。当移民不再是一种无奈之举，而成为生活在国内的人们一种自由选择时，“通道”与“小生境”是否运行良好，会直接影响国内群体的出国意愿。
孔飞力虽然是一名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过去的世界，但他的研究成果对理解今日的海外华侨社会也有重要指导意义。在互联网时代，“中国海外留学生”这个平均年龄最年轻、但又极为活跃的多达上百万众的华侨群体，通过“寄托论坛”“太傻留学”等赛博空间联系在一起，这些网站一方面为在国内备考托福、GRE并准备联系学校、申请出国的学生提供“申请攻略”等来自前辈的经验，为国内学生提供孔飞力所说的“通道”，另一方面又成为在海外读书的留学生们互通有无、交流学业、提供生活上的便利与帮助的“小生境”，是21世纪网络时代的“同学会”。微信时代兴起的“留学生日报”“北美学霸君”等公众号，以及QQ群、Facebook等平台，更是这种“通道-小生境”模式的生动体现。时代在改变，但海外华人群体内部以及海外华人与祖国之间的联系不会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