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的交往和应酬（增订版）》是一本由白谦慎著作，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4.00，页数：23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提出的问题较之解决更有价值
●【实时】白老师的第二本书。外篇的理论很有收获。
●就是一本行活儿，考据多于创见，外篇里就把文化资本的定义展开举例讲了一遍……毫无拓展- -讲应酬和修辞那两篇还行吧，也就是艺术社会学的基本水准。感觉读高居翰、赵鼎新、巫鸿真的是把期望值架的太高了，大牛是大牛还是有原因的。以及，同样读艺术史，有人重艺术有人重史，我还是喜欢艺术史和社会学的交叉学科。。
●增订的部分也太水了一点。 其实整本书对“应酬”和“修辞”都没有真正深入探讨。。
●几年前读过作者写的另外一本书《傅山的世界》，买这本的目的是想看看傅青主的朋友圈。其实这本书是颠三倒四乱看的，喜欢傅山的书法，尤其是小楷。11月15日，肾结石微创手术，住院后期，尿管拔了，我能一个人打针时，读的是《灵山》……
●#Kindle#看了白谦慎的演讲视频（https://dou.bz/1TE7xB）后回过头来才把这本书读完的。三联主办的#书店里的大学公开课#项目还是蛮好的，一直在关注。
●本书用文献梳理的方法研究了明末清初书法家傅山的交游。名为艺术社会史，实际与书法关系不大。本书的创新点在于，作者敏锐地指出了傅山的双重身份，在政治上是坚守道统的明遗民，文化上则是与侍清汉官交往密切的著名文人。材料搜求仔细，史料分析略浅。
●看得很舒服，有那种受过专门训练的严谨
●以前对傅山的了解仅限于头脑…小时候去玩路边上很不起眼的小道走下去是傅山碑林，现在已经完全忘记那个碑林在哪了
●样子够了，但终究是艺术史的人，局限了些浅了些。。
读《傅山的交往和应酬》增订版，前面昏昏欲睡，看到应酬书法才提起了精神。
选择何种字体，何种文字内容来书写应酬书法，在应酬书法中都有些规律可循。以书体而论，明末清初的应酬作品中行草书最多，这是因为行草书的书写速度快，可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比较多又不需要十分经意的应酬作品。…应酬作品中小楷最少，这是因为小楷耗时最多。（P108-109）
身为那个时候的知名当代艺术家，傅山“常以小楷为一些高官和文坛的好友作书”。”对于比较重要的人物和场合，傅山不但书写时要郑重其事，有时连如何装裱都得亲自过问“。（P119）
一般应酬他找代笔（傅眉和傅仁），又拖延（拖的长的，竟有八九年，时间太长了，竟忘了谁是嘱书人。P126），老友来督催，他半笑半骂：“浑丈面督，胡乱塞责”（P128）还说：“俗物每逼面书，以为得真。其实对人作者，无一可观。且先有忿懣于中，大违心手造适之妙，真正外人那得知也（P133）自辩：“凡字画、诗文，皆天机浩气所发。一犯酬酢请祝，编派催勒，机之远矣。无机无气，死字、死画、死诗文也。徒苦人也。”（P153）
有时以焚砚（封笔）当借口，白谦慎分析说：“封是不会彻底封的，除非真的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又有双重功能：一，可挡去一些可以挡去的应酬；二，对挡不住的应酬‘破例’开封，更能提高这一应酬的价值。”（P131）
老白，真不是书呆子。想到我们张家人夸人的话：“你怎这样聪明，上海话是敲敲头顶，脚底板亦会响。”
白谦慎两本著作《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傅山的交往和应酬》，在很短的时间内读完，阅读感着实痛快。这两本虽可称为学术著作，但并不远离普罗大众，书写是人们常做的事，这有社会文化传统在。因此，在阅读上，除了著作者边议边叙的考据类写作手法，作为书写问题研究的写作内容更能吸引人。 前书，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相比，前者为训练有素的书家作品，后者为现代穷乡儿女造像。书写可目为一次性创作表达，穷乡儿女造像或因其偶然的一次出彩书写为世人熟知，这只是偶然，他再写一遍娟娟发屋，将是不一样的风格。书家作品，风格一旦确定，在一定时期内，变化很少，吴道人再写一遍与古为徒，应与之前大体相似。穷乡儿女造像因其独特风格为后世书家临创入笔，需要时间和机缘，学娟娟发屋与学汉魏残碑者，后者为人津津乐道。训练有素且稳定的书写风格是判别作品的前提，这样一次性创作表达才可由偶然变为必然。 书中还提及写篆籀，应写出“高古”的视感，写的人那么多，装牛叉的人那么多，可这“高古”二字，几人写出。 后书，上篇谈傅山与魏一鳌的交往，则重表现傅与仕清官员的关系，下篇为傅山与戴廷栻的交往，戴可视为文化赞助人，这又有别于西方的文化赞助人，中国的社会文化传统起关键影响。外篇是对前两篇总结探讨，傅山是有文化资本的人，这一资本在同一文化价值观下，不因明清易代而减弱，作为文人艺术家，因其有艺术才华之外的文化资本，有别于职业艺术家。换而言之，当今贾平凹、莫言的字所以贵，也是因为人家有文化资本。
《傅山的交往和应酬》可视作白谦慎先生的名作《傅山的世界》外篇，后者对17世纪明清之交的书法发展、碑学兴起、书家往来等故实进行了较为宏观全面的研究，而前者则补充了《傅山的世界》限于篇幅尚未深入之处，即从更为微观的角度体察傅山的人情往来、社会地位对其创作产生的影响。
白先生在书中敏锐的提出了中国书画创作中的“修辞”概念，它“注重的不仅仅是词语和技巧，还有社会功能和效应的方面”。我们可将“修辞”视为对长久以来笼罩中国书论画论的“心画”说的反拨。最为常见的一种说法是，某种艺术风格实际上反映出了艺术家创作时的情绪，顿笔即是愤然，行距宽阔即是洒脱云云。早在东汉，杨雄即有言“书，心画也”，认为书写乃直接抒情之产物（注：此处间引自《图画见闻志》并引用其解读，可能与杨雄原意有所出入，此说不太严谨。感谢友邻指正～）；唐时，孙过庭将这一讨论具体化了：“写《乐毅》则情多悱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今人对坡公不同时期名作的分析中，类似论调仍屡见不鲜。在画论里，论者则常以不同风格来界定创作者的身份高低。“自古奇迹，多是轩冕才贤，岩穴上士”，在郭若虚处，绘画水平的高低与身份直接相关。苏轼对画工高士绘画的区分对后世影响更为深远：“世之工人，或能曲尽其形，而至于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辩。”
柯律格在《谁在看中国画》一书中已经用相当有力的例子质疑了风格和作者身份之间的联系问题：职业画家所作的《观画图》中，人物、背景的艺术风格常常是职业化的，但他们举而观之的挂轴，无论是从题材还是风格上来说，都可称为标准的“士人画”——切换“士人风格”和“职业风格”以满足主顾的需求，于职业画家并非难事。
不过，白谦慎先生所研究的傅山绝非一名职业艺术家，他是明清鼎格之际举足轻重的文化名人，与彼时诸多大儒如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等人都有往来，又因其坚定的遗民立场而备受时人尊崇。求傅山字画者中不乏身份显赫的官商，然而，若我们借用布尔迪厄的理论，则不难发现傅山事实上拥有不亚于对方经济政治实力的“文化资本”。因此，大部分情况下，傅山在与嘱托人来往的过程中仍然主导着自己的创作选择和方式，甚至连作品完成时间都多由己定（白先生书中提到了三四处傅山拖延交付作品的记录，有时甚至长达八九年）。傅山研究似乎难以直接套用西方理论中的“赞助人”模式。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傅山不受外界限制，因而“书为心画”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白谦慎从两个方面说明了傅山作品的“修辞”手法：其一，题材的选择。杜诗《秋兴八首》是傅山极爱书写的题材，改朝换代之际写此诗，很容易让研究者们将作品和傅山的遗民情结联系起来，“笔墨若有残破，也极可能被视作悲伤的象征”。但是，白通过引证北京故宫藏傅山书章草《秋兴》的小记，指出了这种说法的不可靠之处。在小记中，傅山言：“此八首（即《秋兴八首》）老夫不知写过几百过矣。……或曰：此八首人还多见之，省得若别写杜诗，则人或以不见四九人心不成山伯访洗凌侵也。”白认为，从此小记中可得出傅山选择秋兴的原因，除去他的确喜爱此诗、百读不厌之外，更由于这首诗乃人尽皆知的杜甫作品，选此诗入书，则废去了许多向人解释的口舌。
字体风格的选择也并非全出“心性”，比如写草书者就一定张狂洒脱、写楷书者就一定端正严肃。书法史上，不难见到书家用不同字体写同一文本，这恰恰说明内容和情感不足决定字体的选择。白谦慎指出，“其他因素，如与受书人的关系、时间、装裱形式、材料、场合，都会影响书法家对某种书风的选择。”
基于上述考量，白谦慎先生研究了傅山与嘱托人关系的亲疏与作品之间的关系，发现作品的字体、内容是否自作、内容的选择乃至钤印名款，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其影响。不过，白并没有像后来柯律格先生《雅债》中对文徵明所作的那样，简单的将傅山等同为“一系列人情债务”负担者。相反，在全书开头花大量篇幅研究傅山和仕清高官魏一鳌的深厚友谊后，白谦慎于书末笔锋一转，告诉我们“仕清的魏一鳌并未要求傅山为自己作传，大概是知道这位老友的脾性。”
在某些中国美术的赞助人研究中，艺术家常常被简化为以“文化资本”立身乱世的、社会学意义上的符号，甚或其文人理想都被解读为某种身份的砝码。近年来，愈来愈多的研究者意识到西方美术史学中的“赞助人”理论、莫斯的“礼物”学说在中国美术语境下难免水土不服，倘若生硬套用，则难免理论先行、先入为主。万木春先生的李日华研究是其中的出色代表，他在《味水轩的闲居者》中极为详尽的还原了大收藏家李日华的日常生活及人际交往，同时也给予了李日华的文人理想极高的评价。白谦慎此作是最早从“应酬”角度讨论作品创作、周转的个案研究之一，也是他在21世纪初对20年代末盛行于欧美学界的“赞助人研究”的一次反思。在白谦慎先生的笔下，傅山与仕清官员往来却又怀抱最真挚的遗民情感，以书法谋生计却又常为委托作品所累、“畏人如畏虎”——或许这才是更加复杂且真实的、作为“人”的傅山。
《傅山的交往和应酬（增订版）》读后感(四)：折柳作書～四寧四毋
＂先生玄乎？＂
曰：＂我不能無情而長生。＂
……
＂先生高尚耶？＂
＂我卑卑。＂(p140)
傅山，＂醜派＂書法鼻祖。「四寧四毋」見於其《霜紅完集•作字示兒孫》：「寧拙毋巧，寧醜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直率毋安排。足以回臨池既倒之狂瀾矣。」
雖然宗法二王，但他自己認為學「二王」、學蘭亭序都不能近似，而只有通過學顏真卿的《顏氏家廟碑》和《祭侄文稿》，才明白了書法之精髓，明白了「寧支離毋輕滑」的道理。
《顏氏家廟碑》！井上有一書法中的沈著用筆，以及氣勢連貫中的跌宕起伏，也深受顏真卿雄偉博大，氣勢開張的影響。
＂不是這樣！不是那樣!當你為書法弄得心神不定時，看到顏真卿的瞬間你會震驚不已， 驚愕的目光被他牢牢吸住。你能抓住什麼。但能抓住什麼？我說不出來。＂
＂要真正領會顏之真髓＂。日日絕筆的有一在1982年11月起開始臨《顏氏家廟碑》和《建中告身貼》，日記里一遍又一遍寫道＂終日臨顏＂。＂唯廢品＂、＂廢品如山＂。
跑題了嗎？沒有。書中附上了傅山的顏體端楷《曾子問》(p113)、《逍遙游》（p115)那真叫一個好看！
與R君讀後同感，上篇《傅山與魏一鰲》遠不及下篇《從傅山和戴廷栻的交往論及中國書法中的應酬和修辭問題 》有趣，＂不困＂。
但是，＂良醖遠至，深快舊腸。酒道人者以酒遺人，真不啻佛之捨身也。＂(p13) 魏一鰲相贈的可是汾酒呢！似聞其香～我小時對佳釀的概念就是山西的汾酒和竹葉青，以及江西的四特酒。＂酒道人＂之名算是能記得了。
PS：
對藝術社會史＂社交活動＂的認識來自之前閱讀過的柯律格《雅債：文徵明的社交性藝術》。
對傅山的認識來自山西博物院即將撤展的《走近傅山的世界》的兩場直播一一《傅山：一個大變革時代的藝術家》和《霜滿龕紅：傅山生平思想和學術》。
以下為純摘錄：
社會權力結構的變化，也使得傅山家原有的經濟來源(如地租收入)受到嚴重影響。在這一時期，傅山主要以行醫和賣字為生，困難時，也常需朋友們接濟。(p11)
＂酒道人遊戲宰官，荊棘林中亦可作胡旋之舞，何徑欲以小恙為遁法脫去？＂(p34)
藝術贊助人有時候還直接從受到他們經濟贊助的藝術家那裡學藝術，他們對自己所贊助的藝術家，常執弟子禮，他們對藝術家的贊助，是弟子對老師的敬意。戴廷栻在收藏書法、繪畫時，常咨詢傅山，傅山的意見也經常起決定作用。從這點來說，是藝術家的趣味影響收藏家，而非收藏家的趣味影響藝術家。（p96)
我以為人情酬酢與間接的買賣最能反映中國社會文化的特點。……我以為，凡創作時不是為抒情寫意、旨在應付各種外在的社會關係，或出於維繫友情、人情的往返、物品的交換，甚至買賣，而書寫的作品，廣義地來說，都可以視為應酬作品。(p99-101)
選擇何種字體，何種文字內容來書寫應酬書法，在應酬書法中都有些規律可循。以書體而論，明末清初的應酬作品中行草書最多，這是因為行草書的書寫速度快，可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比較多又不需要十分經意的應酬作品。……應酬作品中小楷最少，這是因為小楷耗時最多。（P108-109）
在傅山那個時代，(明末清初應酬書法中，以行草居多)碑學尚在萌芽時期，能欣賞傳山那種＂醜拙古樸＂的人還不多，傅山也不便多作解釋，所以不常用隸書來應酬。但到了清代中期後，由於碑學的興起，以篆隸來書寫應酬作品的情況明顯增加。(p116-117)
身為那個時候的知名當代藝術家，傅山「常以小楷為一些高官和文壇的好友作書」。個人化或私人化是應酬的一種重要技巧。……對於比較重要的人物和場合，傅山不但書寫時要鄭重其事，有時連如何裝裱都得親自過問。(P119）
應酬中最難對付的就是老朋友的請託。對於老友自己要的東西，拖固然是一招，但有時老友是代別人求字，他就可能要督促(俗物面逼)。……有時因為已答應了他人，不能失信；若是為壽禮、婚禮而求書，有時間限制，不很不催。……對友人的叨擾程度，要看交情的深淺和自己能給予多少回報。(p125-130)
＂人生在世，期著一二不朽以傳後祀，洵可尚也。＂……我們研究應酬作品的意義之一在於，這些應酬作品常說明瞭書法家們能在多大程度上容忍他們最為粗糙的作品出手。(p136)
即使是建立在道德信念基礎上的友誼，有時也可以是帶有一定功利性的交往。(p138)
＂書為心畫＂不但是中國歷代書法的最高信條，它也成了傳統書論中最基本的闡釋模式。……簡言之，＂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陽慘，本乎天地之心＂。（p143)
傳山說他在寫應酬作品時，由於有俗物面逼，＂先有忿懣於中＂，寫出的字＂一無可觀＂。這也可被視為＂書為心畫＂的另一種表現形式。(p156，注釋［1］)
藝術社會史力求揭示文人藝術背後的現實與經濟的動因，以消除傳統的＂偏見和謬誤＂……(p172)
傅山個案提供了一個與之恰恰相反的例證：文人藝術家才是藝術趣味的真正仲裁者。(p174)
但在中國古代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中，……書畫則被視為小技，這不僅是根深蒂固的觀念，它還和社會實踐直接相關。(p177)
傅山擅長小楷。小楷要求既嚴，費時也多，但質量比較容易在訓練有素的書家的掌控中。……由於費時費事，所以用小楷為人作書，顯得鄭重。(p205)
這種拖延有時還反映出文化上的矜持，它告訴人們，藝術家並非呼之即來。(p206)
丨2021年第43本已讀打卡
《傅山的交往和应酬（增订版）》读后感(五)：增订版序言：能否把应酬作品看作书法家的“心画”
载《上海书评》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6/2/28/1336181.shtml
增订版《傅山的交往和应酬》由三篇长文组成，它们是《傅山与魏一鳌——清初明遗民与仕清汉族官员关系的个案研究》《从傅山和戴廷栻的交往论及中国书法中的应酬和修辞问题》和《日常生活中的书法——以傅山为例》。它们发表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早于《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的英文版（2003）和中文繁体字版（2005）。2003年，这三篇论文中的前两篇结成《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一书，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由于售罄多年，读者仍有需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决定发行增订新版，书名依旧，但增加了在第三篇论文基础上改写的外篇。三篇论文本有重复，此次增订，尽量删改。但为了叙述完整，依然有部分内容重复，敬请读者谅解。
2005年《傅山的世界》中文版问世，这三篇论文的部分内容被纳入了《傅山的世界》，但《傅山的世界》和本书依然有诸多不同。《傅山的世界》旨在描述和分析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为叙事流畅，它在吸收我的一些单篇论文的研究成果时，有所取舍。因此，上述三篇论文虽和《傅山的世界》有所重合，但关注的重心不同，也更为具体深入。这是我愿意将本书修订增补再版的主要原因。
本书的上篇利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发现的一些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钩沉辑佚，对傅山和魏一鳌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清政府官员之间的密切交往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并进而分析了清初明遗民和仕清汉族官员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篇论文和谢正光先生差不多同时发表的一些论文（谢正光著《清初诗文与士人交游考》（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是最早关注清初明遗民和仕清汉官交往的研究。近十余年来，明遗民和仕清汉官的研究，有了长足进步，赵园女士关于明清之际士大夫心态的分析、薛龙春先生关于王铎等仕清汉官在清初的生活状态的研究等，都推进了我们对那个时代的知识。由于魏一鳌是研究清初北方文化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本书采用了大部分可以查找到的资料。此次修订，增加了魏一鳌和河北籍官员梁清标交往的内容。
傅山交往多，应酬也多，他的书法常用于应酬，所以下篇转向应酬书法的讨论。在中国书法的创作和收藏中，应酬书法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在现存的中国古代书法作品，特别是明清以后的作品中，除去书家的信札、手稿和日课作品，为应酬而书写的作品在数量上多于为适情自娱而创作的作品。傅山一生书写了数量极多的应酬书法并留下了许多议论应酬书法的文字。而许多这样的作品和文字又多和他的挚友、清初北方著名收藏家戴廷栻直接有关。下篇即从傅山和戴廷栻的交往入手，引出并探讨中国书法艺术中应酬作品这个艺术社会史的问题。
在中文发表的学术著作中，本文是最早从“应酬”的角度讨论艺术的创作、周转、使用的个案研究。此后柯律格的《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何炎泉的《张瑞图 (1570-1641)行草书风之形成与书法应酬》、吴国豪的《足下负书名，安能负书乎？——王铎书法应酬研究》、柳扬的《应酬——社会史视角下的清代士人书法》、薛龙春的《应酬与表演：关于王铎书法创作情境的一项研究》，都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中国书画中的应酬现象。值得注意的是，柯律格和柳杨的研究引进了人类学的礼品理论，何炎泉和薛龙春的研究注重应酬活动和书法技法、创作情景之间的关系。何炎泉以为，张瑞图迅捷而又独特的用笔和书写量剧增有关。薛龙春则指出，某些应酬场景和当众表演更能激发王铎的创作热情，写出精品。这些都说明，“应酬”作为中国书画中一个普遍而又独特（相对于西方艺术）的现象，已经日益引起关注。不过，目前关于应酬书法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明清两代。出现这一情况有三种可能：一，明清时期的资料相对比较多，个案研究成为可能；二，明清社会的变革使得文人艺术中的应酬现象变多，成为一个更为显著的文化现象；三，明清之际的人们更愿意在文字叙述中来记录应酬。不管情况如何，对宋元乃至更早的应酬现象的观察，将推进我们对明清时期应酬书法的理解。这就使我们格外期待研究其他朝代的相关成果。
在对应酬书法现象的描述和分析之上，我进一步提出这些问题：如果说中国书法中的许多作品是为应酬而作的话，我们还能不能把这些作品看成是书法家的“心画”？我们还能不能理解他们的创作动机？这些问题又把我们引向对中国书法艺术中修辞现象的关注。在使用“修辞”这一词时，本篇偏重的是一种说词的字面意义和事实不相一致的一面。当一件书作的主要文本、作者的题跋、他人的题跋、后世的评论都可能存在着言不由衷的“修辞”或是陈陈相因的“套话”时，我们怎样才能理解一个作者真实的“创作意图”？特别是当中国书法和实用书写常常难以剖离时，所有能够进入收藏的名人字迹是否都能算是“创作”、这些书写是否具有“创作意图”都成为必须先要厘清的问题。自从我提出书法中的“修辞”这一问题后，艺术史界做出的回应并不多，少数研究古代文学界的学者予以重视，并讨论了文学史上存在的类似问题。若要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实际困难比较大，因为它除了要求我们掌握充分的资料，对研究对象的创作情景、所处时代惯用的语言都相当熟悉外，还需要努力跳出已有的思维习惯所划下的条条框框。虽说研究难度大，但这又是把书法史研究推向深入必须跨越的一个障碍。
本书的外篇是这次增补的主要部分。它最早是1999年3月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主办的一个学术讨论会的发言，后来发表在著名的英文汉学杂志Asia Major上。这篇文章和《从傅山和戴廷栻的交往论及中国书法中的应酬和修辞问题》虽然在内容上有一些重复，但侧重点却不同。后者着重讨论应酬书法和修辞的问题，而这篇文章虽然也涉及应酬书法，理论关怀却指向文人艺术家文化资本的建立、积累和运用。
在将《日常生活中的书法》一文改为本书的外篇《文化资本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时，笔者尽量删去了和下篇重复的部分，并增加了一些新的论述和最近几年出现的新资料。从1992年开始研究傅山，至今已有二十三年。虽说自从2007年为纪念傅山先生诞生四百周年撰写过一篇论文后，这八年来我没有写过关于傅山的论文,但是，对相关的研究、出版动态和新发现的资料，我一直予以关注。
2003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傅山的交往和应酬》时，汪世清先生刚在北京去世，我在后记中表达了对他的纪念。当1990年我由政治学转入艺术史后不久，就在耶鲁大学举办的八大山人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认识了汪先生，从此在收集资料方面得到他的指导。在处理古代文献方面，先贤和前辈（特别是乾嘉时期以来的历代学者）早已发展出了行之有效的方法，这是中国的艺术史学者应该珍视和继承的学术传统。尽最大的努力收集和考订原始资料，是实实在在地推进我们这个领域走向成熟的最基本要求。正因为如此，2013年7月我在接受《南方都市报》的访谈时，专门指出“中国艺术史的研究需要继承传统的治学方法”，记者把这句话作为访谈的标题，因为它代表了我对艺术史研究的基本态度。提出这个问题当然是有针对性，在我看来，尚有不少国内的艺术史研究者和在海外工作的华人学者，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但是，在同一篇访谈中，我还谈到了理论建设的重要性，希望中国学者能够比较和借鉴西方理论，通过深入的个案研究来发展中国的艺术史理论。本书便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一部抛砖引玉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