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拳考》是一本由止庵著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页数：20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神拳考》读后感(一)：特定历史背景下从众心理被集体性和极端化的付诸现实。
按照作者的说法，该书是对人类愿望史的研究。人类的愿望，总是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特定的效应，这种刀枪不入；红灯照，仙姑上天显灵之盛行，正反映了当时整个国民精神上的无理性状态。该书深刻探讨的是义和团产生发展的文化本质，还是蛮有意思的。
《神拳考》读后感(二)：神拳考
《神拳考》，止庵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事情是百多年前之事，情景却又多少似曾相识？如今看当年事觉得可笑，但多少可笑之事正在发生却不自知。愚昧虽可笑，但更令人可怕，最可怕的是这种上下皆愚。与愚昧者，连对话的可能都没有。
《神拳考》读后感(三)：义和团的神：民间信仰的混搭
其中1星给本书中历史呈现的方式：研究历史人物的行为动机，考证当时的社会心理，毕竟从历史心理学的角度来呈现中国过去的书并不多。从这个角度看到的义和团，和历史书里描写的义和团，有很大的不同。“在并不认识世界的情况下，中国与世界发生了战争”。残酷战争中窥视到的民众心理、文化本质，可能更真实：那种愚昧，那种疯狂，那种对严峻形势的迟钝，那种对虚妄的坚信不疑，那种对虚妄的某一具体形式的反复无常，在很多事件中都能看到影子，而不仅仅是清末的义和团运动。
《神拳考》读后感(四)：现代中国仍然遥远
文化的冲突，凸显了传统文化隐藏的劣根性:愚蠢、逻辑混乱、分不清虚幻与现实、自我麻醉与盲目的群众性。虽然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义和团运动的土壤仍在。文*革、反美反日、爱国小粉红，都可以看做是义和团运动的某种延续。仔细观察，在我们身边，传统文化所带来的伪科学，非理性，反逻辑观念仍然大有市场。包括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其科学素养不可恭维，与书中列举的读书人简直神似。例如迷信民间偏方和盲目推崇中医，其逻辑与尊崇义和团的法术如出一辙。没有思想和文化的现代化，中国的全面现代化，仍然任重而道远。
《神拳考》读后感(五)：信神和信神是不一样的
这本书从迷狂者的逻辑来看义和团。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肯用实证方法戳破义和团的，竟然是袁世凯。义和团里面竟然不光是壮汉，有很多都是小孩，没来月经的少女，因为她们最纯洁。但止庵先生在表达上有点过于同情迷狂者了，不是不可同情，而是在智慧的意义上不可同情，就像达摩否定梁武帝的功德。没有智慧大能，同情无意义，因为不能明白迷狂的根源。非宗教高度的同情需谨慎，因为很容易流于自己都意识不到的乡愿。好比止庵（在复兴论坛的讲座）说义和团拳民的信神和拉丁美洲（作家）相信魔幻是真的，二者本质是一回事。止庵在这里就逃避了道德的阐述，有些人信仰宗教或某种东西，但不做坏事，义和团是信神以后大规模的杀人啊，让还没来月经的少女去挡子弹啊。这种信神和信神之间是不一样的。个人认为止庵之所以有这种角度的阐述，觉得二者本质是一回事，因他对宗教信仰的认识比较粗和模糊，也恰是这点使得他对义和团有一些过多的同情，可能在他的认识里义和团虽没文化，但也是一种底层宗教。
《神拳考》读后感(六)：一篇巨型读书笔记
刷完止庵《神拳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16 年1月一版一印~
讲道理，对止庵先生了解不多：一处是史航先生公开承认过止庵先生读书比他多；一处是其在豆瓣上有关《古拉格：一部历史》的书评，题目为“止庵：关于一部警世之作”，摘录首段如下（止庵先生似乎很喜欢讲这个故事）“我曾不止一次讲过三十年前的事：索尔仁尼琴著《古拉格群岛》中译本出版，内部发行，限副局级以上干部凭工作证购买。我所在的报社是局级单位，央求一位不很熟悉的领导同去东长安街的群众出版社读者服务部方才购得一套。当夜开读，时为严冬，感觉如冰水浇背，读完竟大病一场。”
说回这本书，硬质封面，精装锁线，前面两篇序言，后面两页参考书籍，正文 193 页分 21 章，全书 117 千字~看豆瓣讨论，似乎是前作《神奇的现实》之修订再版~
内容为考察贯穿义和团运动的“神拳”，进而上升到文化品评层面的一部作品~个人感觉，全书像是一篇巨型读书笔记，边摘抄边写感想~虽说列举史料后的分析精炼透彻，但是全书二十余章以这样一种方式构成，感觉又像是一道巨大的材料分析题~
还有一点不太严谨，每页下方的注释只有作者名，作品名和原载处，不太具体~您翻阅七百余万字的材料，如果当时有标记，还是具体到某卷某页更妥当~
越发想读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了，他喵的孔网上辣么贵~
《神拳考》读后感(七)：别于教材的另一种震惊与思考
义和团运动的意义和失败原因
1．义和团运动的意义
义和团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历史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首先，义和团运动表现了中国人民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反侵略的伟大气魄和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力量。
其次，义和团运动也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政府的反动统治。
再次，义和团运动对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2．义和团运动失败原因
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剿杀下，义和团运动遭到失败。义和团运动的悲惨结局，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义和团运动是以农民为主体的自发性的反帝爱国运动，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种种弱点。义和团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处在感性阶段，对清朝封建统治更没有本质的认识，它主观上只反对帝国主义，不反对清朝封建统治，以致被清政府蒙骗利用，这是义和团失败的主要原因。义和团运动发生在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失败三十余年之后，但它的斗争却有许多方面不如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如：它没有提出政权的要求，更没有建立政权；它进行武装斗争，但没有建立正规的军队，也没有统一的作战计划和战略部署；它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但提不出完整的斗争纲领；它进行了英勇的规模巨大的斗争，但又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和严重的分散性；它始终坚决反帝，但又笼统、盲目排外。义和团运动的历史证明：农民是反帝反封建的伟大力量，但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这种力量才能充分发挥出来，中国的民主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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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历史教材中对于义和团运动意义及其失败原因的阐述。然而更真实的历史是否如此呢？或许历史教材并没有篡改，但是粉饰以及扬长避短是有的。
本书作者止庵先生通过大量考证当时的相关著作、文献，从文化角度考证了这一场浩荡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文中虽然大量引用前人著作，但是作者很好的将这些引用进行串联、剖析、解读。用较独到的眼光从团民、社会大众、当轴乃至洋人的角度分析了这场运动的始末以及其发起、壮大、消亡的文化原因。看完后确实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但更多的是震惊与反思，对于愚昧落后的文化观念的反思。
现在常常在影视剧中看到“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之类的台词，想想觉得挺幼稚。各类抗日神剧热播虽说是为了勿忘历史，但实则也是一种文化麻痹吧！
《神拳考》读后感(八)：止庵：《神拳考》不是一本幸灾乐祸的书，也不是悲痛欲绝的书
止庵说写《神拳考》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时间因素--义和团发生在1900年，距今就是隔两辈人的事，其实离我们的世界很近，一些主角还跟自己的生命有重叠；另一个是空间因素--这个事情发生在北京，而自己生长生活在北京。在读了700多万字的义和团运动原始资料后，止庵发现当初的好多事，历史里不写，因为历史学家觉得那不是事。于是他自己开始动笔，关心那些历史学家不关心的东西，写一本当时人所想的事。
“我觉得历史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当时的人想干什么事，一部分是他们干成了什么事以及对后人的意义。一个人想干一件什么事跟一个人干成了什么事以及他给我们的意义，往往不是一回事。”
史航称这本《神拳考》讲的是集体共犯、集体迷信，甚至是迷而不信。他借用传统相声《扒马褂》来形容义和团就是一个不断“圆谎”的事儿。
止庵强调，义和团运动一共只持续了两个多月，加上在山东的前身也不过两年多时间，那个时间突然所有人都特别自信，所有人都不太相信别人的话，所有人也不太相信自己的眼睛。几万拳民跟二百多个洋人打仗，最后外国兵只死了八个人，拳民死了好几万，可还是有人不相信义和团会死。从义和团开始兴起，所有人都相信“刀枪不入”，只有袁世凯用试验的方式揭露了实情，所以他才要镇压义和团，也才有了义和团的北上直至进京。义和团对于被枪打死有自己的解释，倒下的人是坏人，法术不行；而后所有人都不行了，还有红灯照更高级；红灯照也不灵，还有黑团，黑团之后有老团。一个掩盖一个，永远有一套东西解释，所有人都相信自己有法术，只有人不行，没有法术不行。
止庵在这里关心的不是荒唐愚昧，更多的是一种同情，义和团的拳民都是贫苦农民，他们开始的动机就是认为国家有难了，自己有能力帮忙，而且后来整个社会都把这件事变成了一个仪式感。
史航指出历史是非常亲切的循环，总是回到原点上升一层，义和团中的许多事其实后来都有相似的重演。
止庵在书里有一句很沉重的话，说这场战争真正结束的一刻，是义和团集体不相信刀枪不入的那一刻，在此之前是越不讲道理就越有道理的时代。止庵说，自己最不愿做的就是评价，太多的历史学家都在评价，轮不到自己，而且在一个复杂情况下，评价都是简单的，没有意义。同时自己也不愿把一件事情太多的联系到现在，一段历史不是简单的归纳，也不是简单的吸取教训，这个教训不需要再吸取，中国人也不会再这样，这就是历史上一个特例。
止庵说，《神拳考》不是一本幸灾乐祸的书，也不是悲痛欲绝的书，介乎两者之间。
回答读者关于义和团与民族文化、民族性的关系的提问时，止庵说这个世界上有两个东西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是实证，一个是逻辑。义和团很大程度上是在口传里发生的运动，义和团的时代就是一个耳听为实而眼不见的时代，而且义和团运动中的思维是不按逻辑的。自己在书里最想传达的就是我们的文化里欠缺实证和逻辑。
《神拳考》读后感(九)：止庵：我怎样写《神拳考》
多年前我上大学时，在口腔医院实习过一年，住在草岚子胡同的宿舍里。不远就是西什库教堂。教堂不对外开放，到现在我也没进去过，但我知道大门前就是当年义和团的战场。毕业后我有一段时间在新侨饭店里面办公，所在的东交民巷曾是义和团的另一处战场。后来公司搬到大华路，离那儿仍然不太远。这都使我感觉到与义和团有着某种空间上的联系。另外还有一层时间上的联系：我生在五十年代末，与义和团相隔不过两辈人而已，那时候有些团民还活着，有人做过田野调查，后来编入《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一书。我即使离开北京，偶尔也会想到这件事，譬如有一回独自走在巴黎街头，忽然记起义和团揭帖里的“大法国，心胆寒”，一时颇有滑稽之感。
以上所说，当然不是我写《神拳考》的缘由，只是表明一向对此不算生疏罢了。现在回头去看庚子年间义和团民以及上至朝廷下至百姓的想法做法，用愚昧、可笑这些词汇来形容未免过于轻巧，因为毕竟隔着一百多年时间，说起来已经相当遥远；但另一方面，义和团运动发生时，世界上的工业革命已经完成，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已出版，欧洲甚至都到“世纪末”了；在中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均已发生，出国的留学生有些已经学成归来，外国的设备、技术和各种“洋货”也被国人广泛地使用，在这一切之后再有义和团这种事情，让人觉得又太晚了，与我们相距不过一百多年时间。这似乎相互冲突的两种感觉，使我想到这桩事情还不能够轻易遗忘。
然而关于义和团运动，别人已经写过很多东西，我既没有兴趣重复，更不想做什么翻案文章，所希望的只是能够另外说出一些话来。怎么办呢，我先尽量多找些书来读。义和团运动的史料，一九四九年以后整理出版得非常齐备，我特别留意的是当年的上谕奏稿、函牍文告、笔记杂录之类，一总有七百多万字。通读一遍之后，我发现有好多材料为后来史家和论者所不取，而且并非遗漏所致，倒更像是有意如此。譬如在一本《义和团史料》的序里有这样的话：“在义和团自己的文献中就有假话、空话、大话和我们不能懂的话。……‘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前半句是空话，后半句却说明了义和团反帝运动兴起的真情。”我觉得这么说当然也是情有可原，因为在史家眼中，历史所呈现的应该是一系列针对我们的意义，决定是否值得记录的标准即系于此。而当年的田野调查亦未涉及所谓“假话、空话、大话和我们不能懂的话”的问题。论者往往跟着史家说话，立场也就一样了。然而我既非史家又非论者，所以由得我从别一角度去看问题。
我一直盼望能够读到一部“人类愿望史”或“人类信念史”之类的书，这应该是与通常的历史相并行的另外一种历史，只不过其中起主导作用的不是后人赋予的意义，而是当事人的动机。查尔斯·麦凯所著MadnessDelusions（《疯狂的妄想》）一书，中译本题为“人类愚昧疯狂趣史”，似乎略有此意，不过毕竟只是其中的一页，而且“疯狂的妄想”乃是后人的定义，当事人自己未必这么认为。我自愧写不出一本这样的书，但这个想法与前面所说读到《义和团史料》序时的感受是一致的。回到义和团这件事上，从一种角度看是当年人物的“假话、空话、大话和我们不能懂的话”，从另一种角度看也许就不一定是这样了，反倒可能正是值得重视的原始材料；因为“假话”等等恰恰体现了他们的某种愿望和信念。而这些愿望和信念在酿成这一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或者说在造就这段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其实不可以低估。这就是我说过的：“如果没有‘神助拳’，还有没有‘义和团’。义和团要是事先知道自己法术不灵，他们是否还会那么自信和勇猛；朝廷和民众要是事先知道义和团法术不灵，是否还会把希望（至少是一部分希望）放在他们身上。这都是我想弄明白的，也就成了我写这本书的入手之处。”而这也就有可能写出一本与以往的相关历史著作完全不同的书了。我用的都是历史学家基于前述原因弃而不用的一些材料，但是，已经被他们证明是后人伪造的，譬如《景善日记》，我也一概不用。总而言之，这本书里并没有任何“独家秘闻”，所使用的材料则无一处无来历。以虚构的方式去接近历史真相，不是我想走的路；而且我认为那样反倒会背道而驰。义和团这件事已经附会了后人太多的传说色彩，虚构与想象只能添乱。再说，真实的史料记载或许比小说家所能写的还要有意思得多。我们面对的这一段历史，是中国自来少见的幻想与现实、希望与失望相互混合交织的时刻。记得拉丁美洲有所谓“神奇的现实”，作家们写出不少被称为“魔幻现实主义”的名著，义和团运动似乎说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神奇的现实”。
我曾写道：“历史向来只管结果，不管动机；面对历史，一个人当初想法如何，意义仅限于他自己。不过动机或思想，尽管不一定能够用来对其行为做出评判，却有助于人们理解。前者面对‘如此’，后者则涉及‘何以如此’。”我们可以把动机分成大动机和小动机。历史学家很关心大动机，他们甚至经常赋予当年人物这种动机。至于小动机，对历史学家往往没有什么意义。而我写的是一本关于小动机的书：具体到某个人，就是他为什么要那么干。不忽视小动机，当年人物的举动才合情合理。我关心的主要是“合情”，还不是“合理”，合理的事是历史学家经常考虑的。但是，合情才能合理。一个义和团团民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去面对八国联军或清兵的枪炮，对他个人来讲，这是最大的一件事，他把命都搭上去了。义和团运动长期被定性为“反帝爱国运动”，我丝毫无意更改这一定性，那些团民的确是在“反帝爱国”，但其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似乎又不仅仅为“反帝爱国”所能概括。
《知堂回想录》中有两段记载，很有意思。其一是：“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在庚子事变后的第五年，当时人民创痛犹新，大家有点谈虎色变的样子，我们却是好奇，偏喜欢打听拳匪的事情。我们问客栈的伙计，他们便急忙的分辨说：‘我们不是拳匪，不知道拳匪的事。’”其二是：“民国初年钱玄同在北京做教员，雇有一个包车夫，他自己承认做过拳匪，但是其时已经是热心的天主教徒了，在他的房里供有耶稣和圣母马利亚的像，每早祷告礼拜很是虔诚。问他什么缘因改信宗教的呢？他回答得很是直捷了当道：‘因为他们的菩萨灵，我们的菩萨不灵嘛。’”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但是讳莫如深也好，翻然悔悟也好，都有一个“前身”，吸引我的正是这些人此前此后的心态变化。义和团民曾经是什么想法，朝廷和广大民众曾经是什么想法，怀抱这些想法的人们曾经如何行事，最终他们又怎样面对与自己想法大相径庭的现实，关于这些，有很多话值得一说。前面提到“神奇的现实”，何以至于如此，才是我所关心的问题。我首先看重的是“因”，其次才看重“果”。所以这本书里很少评价，也很少结论；一来没有这个本事，二来也没这个兴趣。我的努力可以说是在相反的方向上，比如由心态追溯到思维方式和文化本质上去，诸如此类。
当我们肯定或否定、赞美或批评历史上的某些人或某些事时，我们其实置身事外；与此相反，《神拳考》是一本“设身处地”的书。然而，在设身处地地体会时，我们未必认为也要像当年人物那样做，或只能那样做，甚至应该那样做，我们反倒可能认定自己不会那样做，而不那样做就需要在知识、思想、学问、修养等方面与他们不同，需要做一些修正和补充，这就涉及整个文化背景的问题了。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神拳考》读后感(十)：林谷：止庵的庚子百年思考
这几年，我对历史似乎有点着了迷，大部头的经典名著竟连续读了好几部（非通读），例如最近读《晋书》，就很为魏晋时一些人物的奇言瑰行感慨过。但是，在悠悠数千年的历史长卷中，有两段历史我却一直不太喜欢，一个是太平天国，一个就是义和团。尽管那个时代的英雄们被史书和文艺作品（如去年隆重播出的电视剧《太平天国》）吹得比天高，可还是一点也提不起我的劲来。因此，当听止庵说他要写一本谈义和团的书时，就不免在心里打起鼓来，止庵能用怎样的观点去看义和团呢？去年8月，止庵终于把刚刚出版的《史实与神话——庚子事变百年祭》（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给我寄来了。现在我得坦白承认，他这本花了不小气力写出的历史随笔，却被我冷落了好多天没有去看，直到有一天他在电话里问我看了没有，并说他这本书只赠送给少数几位师友（其中有谷林翁）时，我才下决心读它一读。令人高兴的是，止庵果然没有让朋友们失望，他还真的看出点道道来。
止庵并不是历史学家，但他一向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学者眼光。他在《史实与神话·后记》里写道：“我看历史，觉得史家述说起来总是放过虚幻的一面，把握实在的则要很久以后才能为我们所知道。”这句话乍听起来似乎有点玄，但仔细一琢磨，就觉得确有点道理。这里说的“虚幻的一面”，指的就是当事人的心态、动机和思维，以及最终体现的某种文化本质。多少年来，那种教导人的史书我们已读得太多，但它们大多是按照外加的政治意义去诠释历史（止庵称之为“意义的历史”），这样的文本历史实在很难反映历史深层的内涵，因而无法达到高度的真实。因为当事人在历史舞台上并不是按照后人赋予的意义行事的，他们自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动机、想法和意义在。止庵的《史实与神话》就是试图从理解义和团运动当事人的本来动机出发来揭示历史，从而成就了一部别开生面的著作。我以为，他这种研究法是对传统的一个否定，显示出一种可贵的学术勇气。
那么，止庵究竟发现了些什么呢？他对大约七百万字的史料进行一番研究后发现，这场历来被称作“爱国反帝群众运动”的义和团，却是一场最痴迷、最愚昧，也是最具破坏性的造神运动。义和团的所作所为都是在诸神的名义下干出来的，这些行为不论表现得多么惨无人道，多么荒谬绝伦，统统都是神圣的，天经地义的，他们是在打一场神对鬼的圣战。例如，在义和团的眼里，教民已不再是人，而是鬼：“遇有天主教及耶稣教均不能放过，俱以乱刀剁之，后又开膛，其心肝五脏俱同猪羊一样，尸身任其暴露，大鸟蝰吃，目不忍视。天桥坛根一带尸横遍野，血肉模糊。”（包士杰辑《拳时北堂围困，某满员日记》，载《义和团史料》）不仅如此，义和团还大搞杀人扩大化：“华人之与洋人往还，通洋学、谙洋语者、用洋货者，其间分别差等，共有十毛之目”，十毛之人，“必杀无赦”（佐原笃介、浙东沤隐辑《拳事杂记》，载《义和团》）。在盲目排外情绪的驱动下，凡是与洋字沾边的人都成了刀下鬼：“当拳匪起时，痛恨洋物，犯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枚，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佐原笃介、浙东沤隐辑《拳事杂记》）尤为荒唐的是，义和团为了指证处死对象，还实行一种所谓“焚表”仪式，他们在街上或住家里遇到可疑之人，就拉到坛上，强令烧香焚表，如纸灰飞扬，就证明此人不是“二毛子”，可以放过不杀，如果连焚三次，纸灰不起，即被视为教民，“不容哀诉，登时枪刀并下，众刃交加，杀毙后弃尸于野，因是负屈误死者不可胜数”（仲芳氏《庚子纪事》）。此外还有一种类似“焚表”的审判方式，即“辨认十字”：“有人尝问拳匪曰，老师搜杀教民，何以知其为教民而杀之？曰，凡是奉教者，其脑门皆有一十字，汝等凡眼不能见，我等一上法，即能辨别清楚。”（刘梦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载《义和团》）这个“关、头顶十字”，不过是神乎其神的一种传闻，却作为一项检查措施在各处实行，为此，不知冤杀了多少人。总之，这一切反理性、反人道的过激行为，他们都干得那么随意，那么痛快，又那么理直气壮，其依据不是别的，正是因为他们代表神，或者干脆他们自己就是神。
过去我看义和团，多少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义和团不过是些带有朴素民族感情，很英勇壮烈，但也很愚昧迷信的普通农民，文化与他们根本不搭界。如今，止庵把义和团与一场文化冲突联系在一起，就觉得很有点意思。义和团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反洋意识，他们除了杀洋教士、烧洋教堂外，对一切洋人制造的东西（诸如铁路、电讯、轮船、西药、日用洋货等）一概视若仇敌，加以破坏。但这不仅仅是一种物的现象，而是有其深层底蕴的。止庵认为，这个“洋”字就是一个文化概念（即代表了西方先进生产方式与物质文明），站在它的对立面的义和团，就成了另一种文化（即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落后、最隐秘的那部分）的代表者。这样，就使义和团运动有了文化冲突的意义。但是，由于义和团只能采取原始的、低级的反抗方式，几乎不具备一次文化冲突的任何内涵，只是笼统地排外而已。
“忌讳系统”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自古有之，在义和团时期则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从语言到色彩无不在忌讳之列。“团多忌讳，以拜与败同音，帮所分捐帖不曰‘同拜’，而曰‘同胜’。”“是夕败归，犹群呼大得全胜，并索得胜饼。……自时厥后，每出必败，每败必呼大得全胜，四字成口头碑矣。”（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义和团最忌“洋”字，于是，凡是原来带“洋”字或带洋味的器物一律改换名称，如洋药改土药，洋货改广货，洋钱改鬼钞，洋炮改鬼铳，铁路改铁蜈蚣，电线杆改千里杆，连东交民巷也改称切洋鸡鸣街了。更有甚者，他们还胡造新字，如改“洋”为“￥”，其意为水火交攻，改“清”为“￥”，意为扶清，做法与太平天国如出一辙。义和团就是用这种荒谬可笑的武器参与这场文化冲突的，效果如何，可想而知。
止庵对义和团运动无意作全面评价，对以古例今也觉得无啥意思，但对当时起主导作用的思维方式却给予特别的关注。我以为，这是他这本《史实与神话》中最有价值的地方。每个时代都有它那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包括思维方式），这对引导社会朝什么方向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对一个统治集团来说，在处理国家大事上最重要的是理性与智慧，是对形势的正确分析和把握，从而作出摆脱困境、转危为安的决策来。但以慈禧为代表的清政府却适得其反。他们孤陋寡闻，愚蠢无知，既不了解世界，也不洞察国情；他们思想片面，以耳闻为实，义和团的神奇“哄传”，把这些满腹经纶的王公大臣搞得神魂颠倒，真以为义和团就是天降神兵，足以用来扶卫大清。再加上他们本来也有盲目排外情绪，因而点火就着，很快就与义和团合流了。作为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慈禧太后，也并不更聪明一些。她与戴漪一样，各怀鬼胎，她想保权位，戴则想让“大阿哥”（他的儿子）尽快登基，权欲与野心，不能使这个女人头脑清醒。因此，当她听说列强要她“还政”时，就一下子忍无可忍、孤注一掷了。慈禧逃到西安时曾对一个名叫吴永的地方官讲过一些心里话，她说：“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太狠，也不免有些动气。”后来，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谭》里评论说：“试想彼（指慈禧）深居宫阃，一向与外间情势不相接触，一旦遭此巨变，前后左右，都是一样狂迷，如醉中闹架，欢呼盲进，意兴勃勃。她毕竟是个女流，易于迷信，平日与洋人交涉，受了不少委屈，难得有此神人协助之机会。欲其凭一人判断，独排群议，尽遏众狂，此绝不易得之事。”吴永的话倒是说得实在，他把慈禧的心态、思想描述得再明白不过了。大清帝国就是靠这样一个女人来领航，哪有不触礁翻船的。
止庵对义和团时代主流思维的基本特征有一大段概括性论述，十分值得玩味：
当时起主导作用的思维方式，在分析、综合、判断、推理各个环节，都不是以事实为依据，而是由想象与传闻支配的。这一思维方式缺乏实证性，拒绝承认不利的事实；缺乏逻辑性，摒弃别人的理智推论；缺乏自我怀疑精神，排斥所有针对它的置疑；缺乏可变性，无法脱离自己的既定轨迹；最终又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自己意识，满足于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一切参照系数都丧失了，浮想联翩和观念的戏剧化替代了现实世界。（见《史实与神话》第95页）
读到这里，我不禁怦然心动，掩卷而思，并产生一种历史的畏惧感。我想，历史或许不会重复，但思维却是可以传代的。
（二〇〇一、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