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静的巴黎》是一本由申赋渔著作，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页数：26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去年疫情初起的春天，我读完了加缪的 这本书以日记的形式，讲述了作者在2020年3月16日到2021年1月21日巴黎封城期间发生的事情。 有一篇日记我很喜欢，写的是73岁的詹姆斯和他年轻时的女友结婚的故事。 作者问他:都四十多年了，哪还会生你的气？ 詹姆斯答道:我去巴黎的那一天，她送我上车，我一回头，看见她眼睛里全是泪。这一幕就像在昨天。今天她答应跟我结婚，我才知道，这么多年，她还爱我。 王尔德说:“我们都在阴沟里 但仍有人仰望星空。”总有一些人，在努力给这人世间一点善意、一份鼓励、一些希望。总有人在想着，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天才总是想穿越大海上的重重迷雾，总是想成为头顶天空的星辰，总是想给更多的人带来哪怕是短暂的幸福，他们从不在尘世中苟且地生活，然后慢慢等待黑暗中的死亡。(申赋渔 摘自《寂静的巴黎》)
《寂静的巴黎》读后感(二)：孤岛，与孤岛效应悖论
脚着作者很高明，鱼老师没有写怎么救治，他写了一个词：孤岛。
于是，额就往深里想了。
近若干年来，以好莱坞为首的一批人员公司，总爱弄出种种末世电影，动不动就一场末日劫难，人类顿时面临灭顶之灾。那怎么办呢？
逃。
于是各种组织，工具，飞船，炸弹……劈啪啦，好像最终就能逃到了某个地方，月亮上，火星上，等等。其实这就是戏，一个半到两个小时让你掏80块钱受罪受怕然后一声叹息而已。
他们忘记了一个事情：孤岛，以及孤岛效应，以及以及孤岛效应悖论。什么是孤岛效应悖论？
就是当末日灾难来临，人口大量失去，然后逃亡。顺利逃亡，胜利大逃亡，但肯定不是全部逃亡，只是一小撮。
那么就有一问：至少要逃出去多少人，才能继续延续我们的文明？
有人脚着，这还不简单？只需要一男一女，就能够延续下去。真是太愚蠢！若只有一对人类生存下去，那么他的后代将会始终处在禁区遗传的危险之中，不管他们繁衍多少代，人类的基因库始终就那么点大，我们的种类很难出现变异，在这种稳定之下，我们很难适应大自然的环境，分分钟，团灭。
要想延续人类文明，还需要更高级的复杂操作。有人脚着，大不了增加人口，扩大基因库的存储量，就能保证人类文明的存活了，而且他们每个人都有现代的知识记忆，不怕文明断绝。
这也不行。要知道，每一个普通人对人类科技的知识理解有限，第1代人或许会知道电脑，飞机和空调，但是却不知道这些科技的基本应用原理，所以他无法传授给第2代人，第2代人又只知道一个大概的模糊印象，到最后的几代人的时间里面，曾经的人类科技就会变成神话传说逐渐淡化下去，人类文明于是乎。。。。。
有人提出，让精英逃出去。
有人提议：精英加上中间层诸如教师啊神父啊警察啊啥啥，或者说需要的关键性节点都有人出逃……
不用分析，不出十代人，也是团灭。
这就是孤岛效应悖论。
那时候的巴黎，就是一个孤岛。
你怕不怕？
《寂静的巴黎》读后感(三)：这个世界的某处，一定已悄悄发生变化
文/严杰夫
玛格丽特·杜拉斯在《情人》的开篇写到，
在某个角度来看，这段“告白”不止是给情人的，也可能是杜拉斯写给巴黎这座城市，以及住在那里的人。
一、
2019年4月15日下午，举世闻名的巴黎圣母院燃起熊熊火馅，教堂顶部高耸的塔尖在几个小时后轰然坍塌。一个月后，我从上海来到巴黎。圣母院的广场前已被拉起了封条，我只能从远处打量这座850年的建筑。
2020年3月16日，为应对新冠疫情的蔓延，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戒严令”，巴黎此后封城两个月。在这两个月里，来自中国江苏的作家申赋渔，则用文字默默记录了封城中的巴黎的“那些人、那些事”。
某一刻，我觉得马克龙的“戒严令”好像是一年前圣母院广场前那道封锁线的无形版。每个巴黎人都困在这条封锁线中，却又像一年前的我一样打量着四周同样被困着的其他人。
所以，在申赋渔的那些故事里，就有了一个从来没有人见过的巴黎。
它不同于维克多·雨果《九三年》里的那个大革命风暴中心，也不同于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笔下那场1920年代的“盛宴”。它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寂静的巴黎”。
一名游客在巴黎古监狱参观
二、
2019年5月，我刚到巴黎时，惊讶于西欧城市白昼的时长，当然也有些羡慕。
晚上近10点，我拖着沉重的行李箱，从10号线“圣米歇尔-巴黎圣母院站”那逼仄老旧的台阶爬上地面时，一轮玫瑰色的夕阳正好照在残破的圣母院教堂上方，空旷的广场上一片空寂。
但当我转身望向站口另一侧的圣米歇尔大道时，则完全是另一种景象。
圣米歇尔大道旁连排着的咖啡馆和酒吧外热闹非凡，旁边的圣米歇尔广场上更是人声鼎沸。唱歌的、聊天的、嬉戏的，男的、女的、老的、小的，巴黎人、外乡人、外国人，一簇一簇地就在那儿，丝毫没有要入夜的迹象。
那一刻，我猛然醒悟，这就是真正的巴黎吧！
也就是这样的巴黎，又有谁能想到，在一年之后却和“寂静”联系了起来。正如申赋渔在“序言”里这样描写：
三、
与像我这样前往巴黎浮光掠影的旅游者不一样，申赋渔是真正生活在“此地”的观察者。
他记录的那些“巴黎人”有的是点头之交的邻居、门房，也有在生活工作当中经常接触的朋友、同事和同乡。
当然，对于一些自傲的“巴黎人”，看到这些故事可能会有些不快，申赋渔笔下的这些“巴黎人”并不都是真正的原著巴黎人，他们中有来自乡村的“外乡人”，还有西班牙人、中国人、美国人这样的外国人。但在新冠病毒肆虐的当下，你又无法否认，这些人的故事就是“寂静的巴黎”这个宏大叙事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回不去的家》里讲了在伯尔尼街开日料店的老马一家的故事。
老马从中国前往巴黎打拼了20多年，终于有了一份产业，但突如其来的疫情，却让这个趋于稳定的家又有了变数——女儿想要回国。已经完全不熟悉国内环境的老马一家，并没有把握能适应回国后的生活。于是，他们就陷入了留不住却又回不去的两难困境。
故事以一首日文俳句结尾：
老马的故事，让我想起圣贤祠门口的一家中式餐馆。
那家餐馆也是由一对夫妇经营——老板是上海人，在后厨专注于案头制作，老板娘则是东北人，在前台招呼顾客。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已是晚上。餐馆里并没有客人，于是我在等候夜宵打包的时候，正好和老板娘闲聊了两句，她简单唏嘘了夫妇俩在巴黎的打拼经历，是典型的移民一代的辛劳故事。
隔天附近游逛之后，我又来到这所餐馆吃中饭，却发现餐馆的生意出乎意料的好。餐馆里坐满了索邦大学来就餐的师生。那一刻，我才醒悟，他们已是巴黎这座城市不可分割的肌理。为旁边学校里的师生、生活在周围社区的居民，提供来自东方的可口食物，已是老板一家最重要的生活日常。
在读完老马故事后的一刹那，我立马想起了那对夫妇，不知道现在的他们，在疫情中是否还安好？
四、
申赋渔写他房东默海利的故事也很有意思。
默海利并不是巴黎人，而是佛罗伦萨人。之前为了和在巴黎工作的儿子相聚，默海利买下了房子，和妻子一起住到了巴黎。之后妻子去世，默海利又回到了佛罗伦萨。
为了看还在巴黎的孙女，默海利每年都会来巴黎两三次，也顺便来看看申赋渔租的房子。但也就是坐十几分钟，和申赋渔并没有太多话。但有一次，默海利却突然邀请申赋渔一起去“海陆空军国家俱乐部”吃午餐，一起吃饭的还有默海利的女朋友。
2020年初，意大利的疫情爆发早于法国，申赋渔和默海利通了一个电话，电话里，默海利并没有抱怨自己的处境，却只是表达了“很想她”，但申赋渔却没有追问，留了一个悬念。这个“她”不知道是指默海利去世的妻子，还是他的女友，又或是他的孙女。
默海利让我想起，2019年我刚到巴黎，在地铁上认识的一位“老阿姨”。当时，我从机场出来坐上地铁后，突然发现标识的站名都是法文，顿时我像个文盲一样不知道要在几站之后下车。
环顾了下四下空荡荡的车厢，我现在旁边只有一位貌似也是刚下飞机的“老阿姨”，在看着什么资料。于是，我只能尴尬地用英文向她求助，一边说还一边比划，生怕她不愿用英语交流（之前就听说巴黎人不待见说英文）。
意外的是，这位“老阿姨”却十分热情，英语也挺流利。她告诉我，自己也就在我下一站下车，安慰我不用担心坐过站。当我下地铁时，“老阿姨”还站起来，送我走到车厢门口，一直目送着我下车离开。
其实“老阿姨”年纪并不大，看上去也只有50岁上下，但她的热情劲直让我想起国内的某些阿姨，那种劲头也并无二致。
在我看来，海默利也好，“老阿姨”也好，抛去国籍来看，和生活在国内的我们日常遇到的许多长辈也都一样。在海默利眼里，申赋渔就是一个旅居在外的年轻人；在“老阿姨”眼里，我也是一个初来乍到、胆战心惊的外地人。推己及人似乎已经成为这种年纪的人自带的一种本能。
所以，当疫情这样的重大灾难突然降临时，他们更在乎的不再是自己，而是心中关心和挂念的那些人。
五、
我相信，在接触到这本《寂静的巴黎》时，一定会有读者第一反应就生出疑问：这次的疫情蔓延了全球，包括国内许多城市也深受其害，为什么我们还要分出精力，去顾及一下申赋渔笔下的那个巴黎。
对于这个问题，我有着自己的看法。
申赋渔笔下的巴黎和巴黎人，事实上是疫情爆发后世界的缩影。正因为巴黎城市居民的国际化和城市生活的活跃度，让它成为一个上佳的观察对象。
与疫情前那个喧嚣的巴黎，或者喧嚣的世界相比，疫情在微妙地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微秒地改变着人与世界的关系。所以申赋渔写到，“我们不得不关注也许永远都不会去的某个遥远国家。因为那个国家的现在，终将影响到我们的未来。我们对所有人都心怀警惕，同时又有着最真诚的祝福。我们是这样的孤独，又是这样的无助。”
疫情还没有过去，我们的未来会怎么样，现在可能还看的不是很清楚。但世界的某些角落，肯定已经在悄悄变化了，《寂静的巴黎》里那些故事就是最好的证据。
文 / 刘旭 (来源：《新周刊》)
最近，作家申赋渔在南京郊外一处破败的村子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身处这片最为熟悉的故土，他周遭的一切都是简单而亲切的。几年前，他写过这里的旧相识——一群手艺人——的故事。在那本名为《匠人》的书中，他展现了这个苏北村庄人与事的沉浮和变迁。
去年10月，申赋渔从巴黎返回故乡。此时，他的书写对象已经悄然生变。除了关注人本身的经历，他还去书写树、河、鸟等物事。他觉得，新冠病毒的侵袭，使得孤独成为世界的常态，而这些意象，某种程度上能传递出这种感觉。他试图从一个写作者的角度出发，去捕捉那些微妙的情绪，以及探求故乡在新环境下该如何存在的问题。
作家申赋渔
其实，类似的思考在2020年2月时，就已经在他的脑海中浮现了。彼时的申赋渔，正在法国工作。突然而至的疫情，让一条消息不胫而走——“巴黎封城了”。原本喧嚷聒噪的城市，在一瞬间停了下来。寂静，成了大多数人最为强烈的感受。所以他把讲述这段经历的书命名为《寂静的巴黎》。
他说：“人在封闭的环境里，会产生很强的孤独感，大家更渴望去和外面的人建立联系。”那段时间，申赋渔就是如此。他开始有意识地给身边的朋友打电话、写信，从他们的口中，他慢慢拼凑出了人们正在经历的生活的样貌。当过二十几年记者的他，本能地觉得应该把这些内容记录下来。他没过多思虑，很快就在个人公众号上写了起来。
最初，上面刊载的是新闻报道，写了八九篇，申赋渔自己觉得有些疲乏。没有结构、非体系化的书写让他难以坚持下去，在他快要放弃之时，朋友的一席话启发了他：“为什么不把这种生活通过文学的形式表达出来呢？”申赋渔猛然意识到，此刻身边的巴黎，正是一个缩小版的世界。而这个场域中因疫情发生的变化，恰恰可以当作一面镜子，去映照人们的精神状态与命运走向。
这时候，封存在他文件夹中已有五六年之久的一些采访素材，也派上了用场。很长一段时间内，申赋渔都在犹豫，他不清楚该用什么方式去书写那些身边的小人物。随着疫情这个重大因素的介入，他眼见这些人身上有了诸多不一样的地方，而他的创作思路，也在这个过程中渐渐明朗起来。
《寂静的巴黎》实拍图
《寂静的巴黎》实拍图
隔离时的某一天，申赋渔的房门被住在他楼下的人敲响。这位邻居是一个美国来的60岁老妪，门刚打开，他就被她劈头盖脸地呵斥了一顿。老妪觉得，他在家里太过吵闹，但实际上，申赋渔并没有制造出什么声响。那段时日，不单是他，他对门的钢琴家和门房守卫也受到了老妪如此对待。
老妪愤怒地制止了弹钢琴的行为，还责骂门房，说他偷了自己的钱包。但人们心知肚明，她的那些指摘都是子虚乌有。烦躁无理的老妪，一时间搅得整栋楼都不得安宁。但到了后来，她却不再闹腾了，她把自己关在家中，索性又不出门不见人了，“没人知道她在干吗”。
在申赋渔眼里，老妪的心理在封城时遭遇了重创。因为在疫情前，她是另外一种精神状态。她每天从家跑步到协和广场——那里是美国大使馆所在的地方。据她说，她的女儿在那儿工作。新冠病毒来临之后，她无法完成这样的跑动了。她只得每天在小院里兜圈子，自然也就见不到女儿了。
但在解禁之后，申赋渔了解到，其实老妪并没有女儿。而此时，她已经搬离了这里。申赋渔有感于这段故事，他据此写了一篇名为《不存在的女儿》的文章。他不清楚为什么会有这个谎言，但他很确定，疫情的确让一些人的生活出现了裂隙，“病毒牵出了他们压抑已久的痛苦”，而这个过程中，人也不自觉地被异化了。
在呈现人性幽微之外，申赋渔还写了疫情下很多人际遇与命运的转折。比如，他的一位经营孔府饭店的朋友。这位餐馆老板在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时，别无选择，只能关停经营已久的店铺。申赋渔说：“我写下的是只言片语，但他面临的，却是半辈子的操劳付诸东流。”
病毒肆虐，生意场失落的人在艰难维系着生活，与此同时，也有人在这个时候做出了结束自己生命的抉择。申赋渔接触到的南法小镇上的药剂师莫里斯便是这样的人。疫情的来临，让莫里斯很感慨，他觉得人与人在当下的世界变得愈加疏离。封城期间，99岁的他服下了自己配好的药，在浴缸中自杀了。老人离世前在给儿孙的信中写道：“我活了美好的一生，现在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这个世界已经与我无关。”
申赋渔思考：“活着，不才是最美好的吗？”但在见证莫里斯离世之后，他对生死有了新的体悟，在书中《我活了美好的一生》的篇目中，他写道： “对于生和死，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可以坚强地活着，也可以幸福地离开。”
让申赋渔印象深刻的人，还有玛丽耶特。她是巴黎的一位牙医，十多年来，她一直在跟美国的一位死囚通信，疫情也没能阻断这一行为。这个故事被俄罗斯的导演安德烈看到后，改编成了戏剧。
前些日子，申赋渔收到反馈，戏剧在圣彼得堡的一间监狱首映，观众的反响格外好。申赋渔说：“新冠肺炎疫情在某种程度上也像是一个隐喻，它导致很多戏剧化事件发生，它为新形式的戏剧拉开了帷幕。”
在《寂静的巴黎》中，这样的故事俯拾皆是。申赋渔写了三十几个人物，他们代表着不同的生活层面，有流浪汉，有艺术家，有政府官员……对申赋渔来说，展现不同国度、不同阶层的人的状态，是写这本书的意义之一。
在他看来，新冠病毒就像一面镜子，从宏观上看，它映照的是国家的制度、经济与文化；但以一个微观的视角去观察时，洞见的则是每个人的心灵世界，“在疫情面前，脆弱、冷漠、敏感，都是人们最真实的反应。他们可能因此变得更坚韧、更美好，当然，也可能更灰暗、更绝望”。
封城时，申赋渔每天的日程都极为固定，阅读、采访与写作构成了他一整天的生活。他下午开始构思故事的讲述方式，到了傍晚就开始写。等到完成，一般就已经到了凌晨一两点。他说：“尽管每天都是很累的，但这种书写却也成了一种排解孤独的方式，我如果不这么做，可能会更难受。”
法国封城的政策，要求每个人每天散步的时间不许超过一小时。这意味着，人们的活动半径很短，只能在家的周围走动。申赋渔很珍惜这段自由的时间，他每天都会出去走上一阵。在他的居所附近，有很多法国文化名人的故居，每次路过时，他都会想：这些艺术家在面对灾难时，对人的生存境况有什么思考呢？
回到家后，申赋渔开始钻研起历史与文学。他发现，很多著作都是在重大变革的背景下诞生的，加缪的《鼠疫》、福柯的《规训与惩罚》都是如此。他一点点地梳理，希望能把历史和今天做一个对比。也就是在这时候，物理上的一个联结给了他绝佳的契机。
他的住处离普鲁斯特故居步行距离只有6分钟，这为申赋渔提供了非常便捷的研究条件。他了解到，当年普鲁斯特在书写《追忆似水年华》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政府突然发布通知，强制要求每个成年男子入伍，但机缘巧合下，普鲁斯特错过了征兵时间，也就没能去前线作战。
然而，普鲁斯特并没有因为不去服兵役而怀侥幸心理。他时刻留意战局，也不时收到亲戚或朋友战死疆场的消息。在那段时间，普鲁斯特写了很多鼓舞民心和士气的文章。等到战后，他坚持写完《追忆似水年华》。因为他认为，只有把回忆中美好的生活呈现出来，才能在日后去对抗残酷的现实。
实质上，不只是普鲁斯特，雨果、左拉、比才等人也都曾在极为艰难的时候，给人们留下了带有启蒙意义的作品。申赋渔觉得，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而这些人的事例也在不断地提醒他，面对灾难、变革和历史转折时，应当有一些全新的思考。
于是，他在《寂静的巴黎》的后半部分，添加了许多历史中的人面对爆发性事件时的所思所感。一方面，他希望向读者展示前人的做法；另一方面，他也试图从这些内容中挖掘出文化的流转与思想脉络的承袭。
《寂静的巴黎》成书之后，申赋渔的视角转而回到当下，直面现实。
回看申赋渔早先的作品，会发现，他的写作对象一般是社会中并不起眼的小人物。这是他最擅长同时也最偏爱的观察与表达方式。他认为，这些人身上的故事，始终在折射社会的变化。
申赋渔坦言，从前做记者，在申报选题时，并不太会关注这些人的命运，“因为新闻中的人物故事需要有更多戏剧性的冲突，这种长时间跨度的人生经历并不能吸引那部分读者”。在他看来，新闻人物像是处在风暴之中，写他们时，追求的是迅疾和猛烈；而这些我们熟视无睹的身边人，更像微风中的个体，他们的日子只是偶有波澜，这就需要作家在书写时还原那份平实与朴素。
《寂静的巴黎》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在所有文稿形成之后，申赋渔没有做太多改动。他希望能如实地记录下这段特殊的日子。他说，当时的写作，毫无具体规划，只有一股冲动。对他来说，疫情建构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身处其中的创作者，有很强的紧迫感，表达欲望也在这种情境下上升到了峰值。
那时，他发在公众号上的文章，篇幅大多在2000字左右。他觉得，疫情中的读者，或许更容易接受这种短平快却不失深意的阅读内容。他说：“我的心境也不支持我去书写那种史诗般的作品，这种表达方式反而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我没有站在上帝视角去预测什么，我只是想让人们得到一些共鸣，激发一点新的思考。”
去年之前，申赋渔的写作母题主要是乡愁以及对青春岁月的追忆。而在《寂静的巴黎》成书之后，申赋渔的视角也慢慢开始调整，他逐渐跳脱出长河漫话式的书写，转而回到当下，直面现实。他说：“从当下去眺望未来，应当是每一个写作者的责任。”
回国后，申赋渔仍然与在法国时的故交有着联系。前些天，孔府饭店的老板还越洋为他寄了几瓶红酒。申赋渔说，故事里的主人公，都曾主动给他提供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他们也希望能在大历史中留下一些印记。
申赋渔很想再去会会这群老朋友，除此之外，他还想完成一个新的写作计划：“我期待到希腊的雅典去，了解哲学家的故事，顺带探访先哲在那里留下的踪迹。”但这些心愿实现的前提，是疫情彻底结束。等到那天到来之时，一切阻隔也就不复存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