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是一本由(英) 琳达·科利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9.00，页数：53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英国人》精选点评：
●英国内部英格兰、苏格兰及威尔士之间关系复杂，文化多样，在岛国特有的环境及新教信仰、外来威胁的情况下，较早的经济发展，逐步形成英国与欧洲大陆之间的差异，出现国家意识。美国独立之后，英国各部分精英阶层逐步联姻，在全国各个范围均有土地及利益，出现一种实质上的链接。英国的贵族阶层为营造自己的形象通过追求荣誉及勤奋工作的形象来获得统治的合法性，同时通过吸收新近的精英，扩大圈子，但新近精英比例很低，在很多情况下也跟前贵族圈有各种关系。 现在英国已与欧洲逐渐同质化，凝聚英国人的观念在逐步淡化，这会给英国造成什么影响？
●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琳达科利给读者展现的是从1707年英格兰及威尔士和苏格兰合并至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之间那个“漫长的十八世纪”，英国是如何形成的。地理、宗教、贸易和战争，互相交织塑造着这个国家。界定一个国家的边界和内涵，需要动态的时空观念。这本书层次丰富，英国史最佳读物。
●作者选取滑铁卢战役前后（1800年左右）这个断面，考察英国国内政治整合的进程，发现几十年前还在互斗的苏格兰、英格兰、爱尔兰、威尔士人，现在都争相搭上不列颠的帝国快车。国家整合的支柱有三：共同的新教信仰（爱尔兰除外）、海外商业利益共同体、议会内外的政治协调，当然还有共同敌人：天主教及其代表法国。民主和民族国家实则一体两面：前者让权贵阶层利益得到协调，在海外征服中成为对外的共同体；后者强化了这一共同体概念，却也激起了对天主教徒、对法国的仇恨。不过此时大英帝国的整合并未完成：不说海外殖民地地位问题，国内工人、女性等大众还排斥在政治体制外，将对这一体制造成巨大冲击。
●很好地讲述了一个故事，译笔流畅，了解英国“建国”历程的佳作。其形成过程早已为英国今日所面临的问题埋下祸根。
●1993年沃尔夫森历史奖作品，一个一直以来需要研究的课题。民族主义与普世自由主义结合点的特殊性是如何形成的。盎格鲁式的普世主义，到底界限在哪里呢？特朗普式的民族主义仅仅是一种“发烧”吗？ PS：阅读中的思考和体验很多。需要总结下撰写综合评论。
●在马克斯·韦伯之前，“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命题就有了雏形，英国人普遍自认为比天主教的法国、意大利富裕，然而他们选择性忽视贫穷的新教北欧国家。
●受过社会学和政治学训练 历史学家写的书看着就是舒服。对于英国国家的形成，整本书简单来说就是结语中“战争，是英国得以形成的基础”，王权，宗教，女权运动，爱国运动都是在战争的基础上起到辅助作用，完善英国人的英国性。二战之后，英国面临的外部威胁越来越小，国内对凝聚力也一点一点地降低，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的民族身份相比英国人的身份更深入人心。作者认为人区别自己与他人从而认识自己是谁，使英国人对身份大统一不抱有好感，这种保守主义可能也是英国脱欧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区别是认识自己身份的方法之一，但不是唯一。就像一个小众圈子一样，自己与他人对区别往往有助于凝聚力和优越感，但是这并不影响作为整体中的一部分而存在，本书中论述认识自己身份的方法就是一种受自由主义影响到个人主义的写照。
●打五星仅给原著。琳达·科莉是以现代主义（Modernism）路径介入民族历史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本书之题眼在于民族/国族（nation）而非国家（state），书名应该翻译成：不列颠人：一个民族的形成。故译者要么是刻意规避民族修辞，要么是真的不了解学术语境。至于书的内容本身，虽然仍有争议与修补（科林·基德就以安东尼·史密斯的族裔—象征主义观点出发，提出过系统性的反对意见），但已经成为相关领域研究难以跨过的经典解释，新教、新王权与新统治阶级、对法战争、商业精神在18世纪不列颠民族构建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难以否认的。
●探讨英国的国家形成，或是“英国性”的不断增强，作品基本按照两条线索，一是为爱国“寻找敌人”，另一则是为内部团结让渡权力。但归根结底，英国自身团结的确立，始终是以更深刻的孤立为代价的，其他的民族形成亦与之相仿，共同塑造了今日世界以国家或民族为单位的“傲慢与偏见”。
●非常吸引人，流畅又细致。几天里不舍得放下。
作者从七部分阐释了英国国家及民族性的特点，国家形成的原因，结合当时社会背景（苏格兰与英格兰的《联合法案》—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做出充分的讨论。包括了新教信仰、帝国扩张红利、美国独立、统治精英及王室形象的变化、英法战争、女权发展、废奴运动、天主教解放运动等一系列问题，来解释大不列颠（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如何成为一个更统一的国家。
很久没有读到这么好看的书了，逻辑清晰，易懂好读。读者自然会被带入到18世纪的英国，一同去经历“英国体制”。
一、创造“英国人”①
《英国人》一书借鉴了美国政治学家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②的理论，它认为“英国人” 是在工业化早期各种条件的共同作用下被刻意创造出来的一个共同归属。“英国人”的划定并没有所 谓的客观标准，它实际上是一种相互的身份认同，一种自我归属的界定。在这个共同体之中，所有 的成员以一种特定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连接起来，而这种记忆与文化远远谈不上什么传 统，只是一种相当晚近的创造。作者在本书中所探求的即是“英国人”这一观念形成的原因和过程。 作者将大不列颠民族的形成时间划定在 1707 到 1837 年之间。1707 年的《联合法案》将英格兰 和苏格兰联合起来，这种政治上的联合开启了英国人自我塑造的进程③，1837 年维多利亚时代开始， “英国人”这一群体观念已经基本定型，英帝国进入其最辉煌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多种因素共同 作用，促成了英国民族观念的形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加速是不列颠联合的经济动因，交通工 具和大众媒体的发展为共同意识的产生提供必要条件，频繁的对外战争是英国民族主义形成的外部 动力，新教则为构建“英国人”的观念提供基本框架。在此过程中，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威尔士 人，土地贵族、商业精英、农民和工人都参与到重新调整自己的身份过程之中，英国爱国主义和身 份认同在内容上发生了巨大变化。 《英国人》一书于今天来看，其中大多数主题并不新鲜，甚至有牵强附会的情况④。但在其出版 的 80 年代来看，却充分展现了作者开阔的研究视角和社会关怀。首先，她所说的“英国人”不是 “英格兰中心”的，英国人是苏格兰、威尔士和英格兰共同塑造的。其次它打破了地域的限制，将 视角放在了整个欧洲和世界的历史进程之中，将法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废奴运动和殖民地的商 业活动纳入到影响不列颠民族主义的因素中。再次，她所考察的并不只是精英爱国主义，更是平民 族群认同，从统治阶层和群众的社会实践及其互动中去寻求“英国人”的观念如何形成的答案。同 时，作者也将艺术史的研究视野引入了对政治文化史的研究中，利用大量版画和漫画来解读不列颠 居民的“英国观”，不仅使整本书趣味盎然，更令“英国人”这一形象塑造的过程更为具象可感。
二、为何要创造“英国人”
“英国人”如果是一种被创造出来的主观认同，那么这种认同为什么会产生呢？上世纪七十年代 的学者给出了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被称为“根基论者”，他们认为这样的创造是要获得一种感情 连接，利用选择性的群体记忆来获得一种群体归属感。第二种被称为“工具论者”，在他们看来创造 这样的主观认同实际上是为了在参与到经济政治资源争夺时，使一个群体更有优势⑤。在创造英国人 这个国族认同的过程之中，这两方面的目的是相互补充的。
（一）异族的想象：“法国人”的创造
塑造群体形象，获得归属感，需要一个“异族”成为对照，而此时与英国摩擦和争斗最多的法 国人成为了最好的人选。创造“英国人”的集体认同和族群优越感，既是为了应对法国的军事扩张 和文化繁荣带给不列颠居民的不安全感，也利用了这种不安全感。 新教为不列颠人创造优越感提供了基础。不列颠新教徒将信仰天主教的法国人想象成是一群道 德败坏、贫困无知，生活在残忍的宗教迫害和专制统治之中的可怜人。反观信仰新教的英格兰人和 苏格兰人，新教世界观帮助他们搞清生活的意义，并在他们面对困难和危险时给予他们慰藉，更重 要的是新教使他们受到上帝的特殊眷顾，相较于他们的对手来说，他们总是幸运的那个。 法国巨大的经济、军事和文化影响力使不列颠人惶恐不安，为了从法国的影响中脱离开来，不 同阶层在“想象”的法国的刺激下开始创造独特的民族传统和特质。拿破仑的崛起带给贵族阶层从 未有过的紧张感，贵族阶层创造公学教育、猎狐运动这些“独特”的文化符号，以重申自己统治地 位的合法性⑥。安托瓦内特的遭遇带给不列颠的女性对自身安全的忧虑。女性通过社会活动，鼓动公 众保持和发展英国人的“自由传统”，坚持与法国的战争，避免法国革命的影响，从而保障自身的安 全。
（二）战争的需要：统治阶层与平民的合力
18 世纪频繁的战争，不仅令英国获得了大量的殖民地和商业利益，在整个欧洲的地位跃升，也 深刻影响了内部不同阶层的思想观念和自我认同。时间持久，波及广大的战争获得战争的胜利需要 更大范围地动员民众，战争不再是贵族们的游戏，而是一种全民的行动。通过支持或参与战争，英 国民众的个人命运与国家安危紧密联系起来，并逐渐发展出一种对国家的忠诚感。 战争促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英国统治集团的出现⑦。为了更好得应对战争的危机，土地贵族选择 通过婚姻将自己团结起来，好战精神和英雄主义通过公学教育传递给贵族子弟，英格兰和苏格兰统 治精英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逐渐同化，统治阶级内部的凝聚力大大增强。战争的到来让如日中天 的商业阶层意识到了他们的商业成功有赖于政府对帝国境内和平的维持和对他们的政策支持，“英 国人”这个身份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 战争为平民重新定义与认识自己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18 世纪的战争需要大规模动员群众加入 军队，这种动员本身就是一个宣传“爱国主义”的过程。平民出于各种理由成为军队的一员，在军 队和来自不列颠的不同居民的接触的经历让他们对于“英国人”这一概念有了具象的认识。对于女 性来讲，战争则是证明她们的价值和意义的一大契机，通过组织募捐和提供物资的有组织的活动， 她们把支持国家利益与自我推销联系在一起。在爱国主义的庇护下，她们为自己在公共领域赢得了 相当的话语权。
（三）帝国的野心：虚情假意的爱国主义
为了获得自身的竞争优势，“英国人”自觉地成为了“英国人”。随着殖民地的扩展和经济军事实 力的上升，英格兰从不入流的欧洲小国变成了殖民帝国，“英国人”这个身份可以为不同社会群体带 来更大政治优势和经济利益。 苏格兰人利用“英国人”的身份，调整他们与英格兰人财富和权力上的不平衡。他们远赴帝国 的殖民地建功立业，在帝国的军队中充当要职，并通过这种方式逐渐进入了帝国的统治中枢。商人 则是从“英国人”身份获益的另一个重要群体，强大的帝国海军为商船保驾护航，“重商主义”的经 济政策则给商业发展提供了便利环境，国家身份与商业利益紧密相连。平民从“爱国主义”中获取 的利益更为多样，积极参加全国性的王室庆典是市民推动市长们进行城市改造的途径，皇家庆典赋 予了工人集团一个向雇主说“不”的机会。加入志愿军，表达自己对“国家”的爱能为小商贩带来 人脉和市场，能让农民脱离单调的劳动，向庄园主和雇主表达忠诚。。 爱国主义伴随着各阶层的需要而产生，并在各种被发明的仪式和传统中得到深化。大不列颠的 居民之所以把自己和国家政权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工业化和殖民扩张将他们自己的利益与国 家政权捆绑在了一起，“英国人”是利益驱使下形成的共同体。
三、“英国人”的迷失
“英国人”意味着什么？“英国性”到底是什么？本书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随着内部需 要和外缘环境的变化，“英国人”的内涵实则是在不断变化的。正如作者在最后一章所揭示的，宗教 宽容替代了新教崇拜，平民斗争冲破了贵族垄断，对自由的自我标榜胜过了殖民商业利益，经历了 一个世纪的自我创造，没有哪个因素可以称得上是绝对的“英国性”。 作为威尔士学者的科利跳离了英格兰“爱国主义”的狭隘视角，走出了单单从政治精英层面分析 民族意识形成的窠臼，她以英法战争和英帝国的殖民扩张为背景，将不同阶层之间生动的互动和相 互影响展现在我们面前，英国性正是在这种互动和影响下由上至下完成自我塑造的。以新教为基础， 商业利益为纽带，外部战争为动力，英国人形成了一个团结的共同体。随着英国脱欧，宗教的凝聚 力和影响力日渐式微，苏格兰和威尔士民族主义愈演愈烈，大量的移民带来族群和习惯冲突，当代 英国人逐渐迷失了自我认同。没有法国作为想象的对照，没有战争给不列颠人带来共同的恐惧，没 有帝国身份带来的政治经济利益，又有什么能把当代“英国人”连接在一起呢 ？
① 本书的副标题是 forging the nation,在中文译本中被翻译成为了国家的形成，但在笔者看来似乎民族的创造更为合 适，本书的主题是讨论英国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爱国主义（patriotism），翻译成民族更能够体现在文化上 创造共同体这一主题，而国家的形成更强调带有现代意义的政府的形成。在笔者看来英国人和英国性是被创造出来 的，不是自然形成，古之既有的，因此创造可能更加合适。
② 即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他被想象为本质上是有限的，同时也是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参见本尼迪克特， 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 :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6 页。
③ 有论者指出作者把英国人这一概念形成的时间界定的过晚，苏格兰和英格兰能够合并除了政治上的考量之外还有 上层知识分子的推动，民族主义的思想也已经在某些地区初具苗头。参见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Apr., 1993, Vol. 108, No. 427 (Apr., 1993), pp. 403-405
④ 在女性这一篇中有论者认为作者对乔安娜公爵夫人形象的解读有偏差，且在当时的情况下女不会有作者做说的如 此强烈的自我解放的愿望。参见：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Feb., 1993, Vol. 98, No. 1 (Feb., 1993), pp. 119121
⑤ 王明珂：《华夏边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第 41 页。
⑥ 琳达·科利：《英国人：国家的形成 1707-1837》，周玉鹏，刘耀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年，第 241 页。
⑦ 琳达·科利：《英国人：国家的形成 1707-1837》，第 208 页
《英国人》读后感(三)：张子恺评《英国人》：民族国家还是国家民族？
《英国人》一书的持久魅力在于，它揭示了“英国性”之形成的过程与特质，自1992年至2009年，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无论英国还是世界都经历了种种始料未及而又耐人寻味的变迁，而无论在某个时间节点还是在某个特定地区，形塑英国性的那些重要特质，都在以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地持续介入到现实发展之中，从而使“英国性”（Britishness）这个词在名词之外又多了一种动感的词性。 “英国”的诞生：当历史的光照进现实在近年英国的政治话语中，“公投”（referendum）无疑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2014年9月18日苏格兰就是否脱离英国举行公投，2016年6月23日英国就是否留在欧盟进行公投，两者相距不过21个月，英国史上距离最近的公投还是在1975年——时任首相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就是否留在欧共体提请公投。一向以谨慎稳健著称的英国，竟在短期内如此密集地将重大国是付诸公投，考虑到悠久的代议制传统，公投本身是否具有最高效力尚待裁决。然而，单纯以“remain or leave”二选一的方式决定去留，不仅遮蔽了英国人对局势的复杂多元的关切诉求，同时也开启了2016年西方主要国家逆全球化的转向，我们不禁又想起那熟悉的拷问：英国将往何处去？
对这个问题最好的回答，莫过于梳理现代英国的成长历程，琳达·科利（Linda Colley）的《英国人：国家的形成，1707-1837年》（Britons: 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中译本由周玉鹏、刘耀辉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5月出版）为我们重返历史现场提供了新颖独特的视角。作者通过本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大不列颠如何凝聚成一个更加统一的国家，由此形成的“英国性”（Britishness）日后的发展方向何在？为了回答上述宏观主题，科利并未采用同样宏大的叙事模式，而是将其分解为一系列更具体、也更坚实的事件与进程，诸如新教信仰、帝国扩张、北美独立、王室统治、女权发展、天主教解放乃至议会改革等等。1707年，苏格兰通过《联合法案》实现了与英格兰及威尔士的合并，从此“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在法理上成为一个整体，本书的时间下限设在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之时。之所以对论述时段作此界定，科利女士在第一版序言中解释了她的两个关切：首先要揭示在英国面临重大威胁时，那些支持现有秩序并效忠祖国的人的身份认同、行为和思想是什么？其次，作为这个时期的结果，英国国家身份感具有怎样的力量、适应性乃至弱点？显而易见，这两个问题相互紧密关联，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英国性”的特质。
《向芬奇雷进军》，威廉·荷加斯，雕版画，作于1750年；画面中心人物是一位整装待发而稍显烦躁的士兵，他将前往北方与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及其追随者作战。这名士兵被左右两名女子纠缠，她们分别象征着纯洁而有生机的汉诺威王朝和腐朽堕落的斯图亚特王朝。
然而要回答“英国性”的具体概念亦非易事，甚至其最基本的边界也如凯尔特的薄暮若隐若现、晦暗迷离。费尔南·布罗代尔在未竟之作《法兰西的特性》中以两卷篇幅勾勒法国的空间与历史、人民与风物，以年鉴派长、中、短时段的三层结构，他应在未面世的第三卷中为“法国性”——如果存在这种说法的话——提供最终的界定与描述。与之相比“英国性”则幸运得多，琳达·科利以一种几乎相反的方式界定了它：直接回答“英国性是什么”固难，但至少可从“英国性不是什么”来探讨，这种迂回路线不失为殊途同归之举。构成“英国性”的诸多要素中被置于首位的是宗教因素，具体而言即宗教改革以来的新教传统（Protestantism）。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强调17世纪革命的清教色彩相比，作者延展了其关注范围，从而将国教、清教、长老派和路德宗等各新教派的信徒囊括在内，此乃理解本书关键所在，因为这界定无疑指向了某个对立面——天主教徒及其国家。换言之，为了使新联合的大不列颠具有某种同质性，必须人为树立一个“异己”力量，通过对其反复重申以达到界定“不列颠人”的效果。简单来说在18世纪上半叶的语境中，一个人之所以是英国人就在于他或她不是天主教徒。生活于世俗社会的我们，无法想象、甚至不能同情宗教在18世纪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无所不在，而且不容置疑。英国人对自身新教信仰的自豪感，突出体现在当时一系列宗教及文学作品中——在18世纪这两者常难分彼此。1715年出身非国教徒的大臣艾萨克·沃茨在其出版的圣经赞美诗译本中，曾毫不迟疑地以“大不列颠”取代原文的“耶路撒冷”，直到19世纪初威廉·布莱克的诗中，仍将英格兰称作耶路撒冷。
问题在于，当这种宗教虔信与现实政治合流之时，它们对英国性的形塑就更为彰显，也愈发真切深刻。由于英国在近代史上卓尔不凡的地位，人们普遍相信英国自始即注定将会成功，然而此等“后见之明”肯定得不到18世纪英国民众的赞同：对于他们来说，欧洲最强大的天主教国家法国入侵的威胁时刻存在，天主教统治复辟的阴影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每个新教徒头上。从1689年到1815年，法国一直是英国霸权最强大、最危险也最持久的竞争者，这一长期对抗始于奥格斯堡同盟战争，中经西班牙和奥地利的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北美独立战争，直到滑铁卢战役终结了拿破仑战争才告一段落。更有论者将这一个多世纪的冲突称为“第二次百年战争”，因而1763年后英国虽已基本抵定海洋霸权，观念惯性依旧令人们无法释怀。科利也指出，直到19世纪末许多政治家、军事家和大众权威，仍将法国看作最危险和最明显的敌人，且理由充分。
《加莱门》，威廉·荷加斯，雕版画，作于1749年；这幅作品基于画家本人在法国加莱的不愉快经历，注意画中将十字架、英国皇家盾徽和代表英国统治的城门置于阳光照耀之下，而将法国的士兵、修士修女、苏格兰高地人等等“异己”置于阴暗之中，揭示了画家本人的“英国性”特质。
如果说英国对抗法国的成功开辟了殖民帝国的道路，那么北美独立则是帝国扩张中另一至关重要且承上启下的事件。说其至关重要是对世界历史而言，它造就了当今世界最伟大的国家之一；说其承上启下则是就英国而论，丢失北美殖民地无疑是沉重的打击，某种意义上说又何尝不是凤凰涅槃？在那之后的整个19世纪，英国迎来了海外扩张的黄金时期，丧失了北美殖民地的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悠久的谚语重又闯入脑际：“罗马人丢失了帝国，却从此赢得了世界”。北美独立所形成的“英美特殊关系”延续至今，不过它在当时的影响却需要更多维、更辩证地反思。英国与旧世界列强的竞争无一例外获胜，尤其是对法国和西班牙的优势，从侧面印证了英国新教主义的优越性，而在与新世界的首战中英国却意外落败。关键在于，这个击败宗主国的前殖民地恰恰也是一个新教国家——更严格意义而言是清教国家，这无疑从正面再次印证了英国新教的优越性：英国百战百胜，唯一失利也不过败给同一信仰的同胞。然而，就此作结论说这是“两个英国”之间的冲突或许为时尚早，这远非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两个社会的争执。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极富启发性的观点之一，即新生的美国是现代社会与都铎政体的结合，而都铎政体的重点在延续自16世纪英格兰的权力分配与运作体系，这对北美政治结构的影响不言而喻。到了本书论述的18世纪后期，被大西洋分隔的同一民族内部自然出现了某种张力，因为这是两个相互平行发展的政体，大洋此岸出现了乔治三世这样的强势立宪君主，彼岸的土壤结出了更古老、因而也更自由的邦联制政体。从这个角度而言，“两个英国”之间的冲突又像是同一个英国在不同成长时期的阵痛。
通过对抗天主教这种否定性自我认同和北美独立这种肯定性自我认同，19世纪英国人的国家身份感伴随帝国扩张的脚步走向全世界。在这种双向界定的长期孕育中，英国人在“大不列颠”意义上的爱国主义雏形初现。大不列颠爱国主义的起源与英国人对君主的态度密切相关，然而这绝非传统概念上的“忠君爱国”。事实上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作者所论述的这个时期，端坐英国王位上的恰恰是一连串外国血统的君主：1714年安妮女王驾崩后，接替她的是其远房表兄汉诺威选帝侯乔治一世（George I，1714年~1727年在位），这个来自德意志的新王室通过男系统治到1837年，通过女系间接统治至今。乔治与安妮女王血脉疏远，在王位继承序列中位列第52位，然而仅凭其路德宗这一新教信仰，一举碾压其众多前列实现“逆袭”。英国人的新教认同和务实作风再次凸显，可作反例的是詹姆斯二世的后裔，先后两次进军英国本土欲重夺王位，但英国人对天主教统治的极度恐惧致使他们放弃了对血统更亲密的君主的忠诚。由此可见，英国人的国家认同感并非狭隘地基于民族或血统，它更珍视的是人身的自由与安全，对君权的适度制约和统一的商业贸易体系，而这些恰是一个新教英国所赋有的特质，也是早期英国爱国主义的主要价值观。
乔治一世（Georg Ludwig，德译为格奥尔格·路德维希）原为德意志汉诺威选帝侯，他在安妮女王死后以第52顺位继承人身份入主大不列颠王位，此时他已年届花甲，又因不通英语而对英国政治影响有限，这一格局直到他的曾孙乔治三世时期才有所改变。
《英国人：国家的形成，1707-1837年》于1992年初版，作者琳达·科利从80年代初即进行相关的学术思考与准备工作。她也在序言中坦陈，该书是各种关注点混合的产物，其本人也经历了从剑桥到耶鲁的迁徙流转，不过这或许更拓展了其跨大西洋的观察视野。而实际上，这种拓宽英国史研究视角和领域、将其放入到更外向的欧洲史乃至世界史背景中考察的雄心，早在作者80年代获博士学位时即已初露端倪。科利认为，彼时的18世纪英国史著作仍是向内看和保守狭隘的，多数学者往往闭门造车，极少跨越研究专业之畛域。甚至在稍古老的英国大学，被冠以“英国史”的学科往往就是英格兰史，甚至是低地英格兰（Lower England，指伦敦和英格兰中南部平原）的历史，而且过分集中于上层政治史而对性别、种族和宗教等问题缺乏关注。科利的这一学术抱负到2009年该书第二版时得以保留并发扬，由早年迁居所形成的较分散、也较具体的关注点，以及其著作的谋篇布局和行文论述，本身即清晰展示了作者思路流变的轨迹。如今看来科利的这一雄心抱负大获成功，该书首版即获1993年沃尔夫森历史奖，汤姆·奈恩（Tom Nairn）称其“在以所有语言出版的关于国家身份问题的研究中，本书是最为耀眼、最有洞察力的研究成果”。考虑到汤姆·奈恩某种程度上也属于科利早年所说的“闭门造车”者，奈恩的这一书评应属中肯。
本书作者琳达·科利（Linda Colley）
《英国人》一书的持久魅力在于，它揭示了“英国性”之形成的过程与特质，自1992年至2009年，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无论英国还是世界都经历了种种始料未及而又耐人寻味的变迁，而无论在某个时间节点还是在某个特定地区，形塑英国性的那些重要特质，都在以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地持续介入到现实发展之中，从而使“英国性”（Britishness）这个词在名词之外又多了一种动感的词性。换言之，即“英国性”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概念，它的内涵、外延与表现形式可以多种多样，然而核心精神似乎又总是惊人地一致，就如同1707年以来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看似一切都没有改变，然而一切又已然改变。
最后让我们回到篇首提出的问题：英国将往何处去？最好的回答往往并不是给一个精确而标准的答案，这不仅不可能也不现实，我们只能认为更好的答案在于启发某种问题意识，作者所要做的就是尽力将曾经的事件与结构呈现出来，而将最终的答案——如果存在的话——留给每一个读者。而几乎就在科利写作《英国人》的同时，查尔斯·蒂利在《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一书中写到，当今民族国家面临的最重大挑战来自两个层面：一方面是诸如欧洲联盟之类的超国家治理体系对国家主权的侵蚀，另一方面是主权国家内特定地区不断增强的离心趋势。很不幸的是，这两方面的重大挑战同时冲击着西北欧大西洋海水中的英伦列岛，但英国人自己的看法又是如何？诚如科利不无骄傲的回答：“欧盟虽然经济强大，但行政管理常常发育不全，军事上也微不足道。”
【本文转载至微信公众号“上海书评”。见碎金书坊微信公众号2018年1月4日推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