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传》是一本由（英国）科林·琼斯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28，页数：6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巴黎传》读后感(一)：人与事物皆过客，永恒的不过是那座城
“巴黎就像澎湃奔流的大潮一样经久不息。”——雨果《巴黎圣母院》千人千面，对于一个城市而言也是如此，它有着那么多的“面孔”，古老的，浪漫的，时尚的，惬意的，传奇的……巴黎的故事和历史，就在这些千变完化的标签与形容当中，经久不息地绵延开来。
历史是什么？通常情况下我们所理解的历史，或许就像琼斯在引言中所写的那样，“历史通常被定义为一门记录过去发生之事的学科，而不仅仅是流逝的时光、过往的行人、来去的车辆、飘动的白云等”。对于巴黎这样一座历史悠久、情况复杂的城市而言，想要面面俱到地去描述它的一切，似乎是一件痴人说梦般的不能完成的事情，然而琼斯想要通过《巴黎传》呈现给世人的，恰恰是一部“难以尽述的”巴黎史。
英国历史学家、法国史专家科林·琼斯所著的这本《巴黎传》，其实依然不能称之为是一部“面面俱到”的巴黎史，毕竟，巴黎是“难以尽述的”，然而有意思的是，它的包罗万象足以让我们看到巴黎的各个“犄角旮旯”了。
乞丐、贫民、大师、政客、总统……每一种角色都可以成为演绎一段历史的主角；咖啡馆、贫民窟、红灯区、林荫大道、新兴大都市……每一处地点都镌刻着巴黎历史的记忆。我们通过这些“记忆”，回望一个城市的历史，甚至是一个国家的历史，正如琼斯所言，“巴黎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记忆之场’，不仅对巴黎人来说，甚至不仅对法国人来说，都是如此”，他将巴黎的历史当成一部叙事去讲述，而流转时光中的那些人和事，似乎都成为了不经意间的路过，而永恒的，只有那座城。
琼斯笔下的巴黎是一个历史久远的“大熔炉”，在罗马征服以前，城市中心的地位和在贸易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使各地的人就早已来到了巴黎，文化和种族开始了大融合，所以琼斯说，并没有典型的巴黎人，一个是因为巴黎的居民权力和社会地位的分配从来都不是平均的，而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居住在巴黎的人们几乎是出生在巴黎以外地区，或者是巴黎以外人口的后代，而土生土长的巴黎人只占很少一部分，甚至于历史上那些对巴黎历史产生影响的重要历史人物，往往都不是在巴黎出生的。
与法国的很多城市相比，巴黎似乎常常得到历史的眷顾，除了许多“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它在很多次动乱和战争当中，也都是受难较轻的一个。
巴黎从青铜器时代开始，就已经成为当地陆路交通的中心，也是主要水系的核心地带，所以，巴黎常常在贸易当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商业和贸易发展一度相当繁荣。外来侵扰的加剧曾给法国北部的许多城市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巴黎依然是所受影响相对较小的那一个，为了抵御战乱，巴黎更是渐渐发展成一座卫戍城，使得航运业得到蓬勃的发展。
随着罗马帝国的统治在西方的终结和宗教影响的加剧，教会机构膨胀，巴黎逐渐变成了一座基督教信仰之城，宗教的印记和影响在往后的千百年里也依然随处可见。
有趣的是，在10世纪伯爵们掀起那场政治斗争当中，身处漩涡中心的巴黎却像是一个“不相关的局外人”，转身之间又因为987年在逆境中建立起来的卡佩王朝而兴盛起来，在那些明争暗夺的“权力的游戏”中，巴黎始终是各路势力关注的焦点，是王朝更迭中那根插在王冠上的羽毛，也是吸引着人们不断赶来的巨大磁石。
琼斯在书中写道，“从政治上看，巴黎是一个从987年的卑微地位开始逐渐跻身最具活力的西欧强国的首都”，正因如此，巴黎城中众多的建筑物理，有很多都是由纪念意义的，巴黎圣母院、埃菲尔铁塔、凯旋门等著名的标志性建筑自不必说，还有许多相对而言并没有那么大名气的建筑和场所，也在历史长河中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见证了权力的更迭与城市的兴衰，也经历了无数的传奇与苦难，腓力·奥古斯都城墙就是其中之一。
实际上，这座城墙并没有真正发挥过军事作用，甚至时至今日已经所剩无几，但是它讲述着曾经的巴黎城内的轮廓、布局、规划和地形地貌，更是一种权力的象征，正是因为腓力·奥古斯都城墙的存在，巴黎才得以成为当时西欧最重防御、最醒目的军事要塞，“城墙内积聚的财富与城市的规模一样巨大，这里不仅荟萃了各种行业，也聚焦了西方最多、最富裕的消费者”。
14、15世纪是巴黎的一个噩梦时期，国王要处理王位争夺的麻烦，也并不怎么关心巴黎的城市发展，而彼时，整个欧洲经济的大环境也进入迟缓时期，巴黎粮食价格急剧上涨，为此买单的当然是平民百姓，人们温饱尚不能维持，自然灾害又频繁降临，鼠疫、猩红热、天花等传染病的肆虐，暴乱频仍，种种天灾人祸使得巴黎人口死亡率明显上升。
回望当时的巴黎，绝对不会有谁想到它会是如今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之一。琼林以一位不知名的巴黎商人对1406年至1449年间这座城市的经历的剖析侧面呈现了巴黎当时的状态，“十五年的劫掠，八年的各种传染病，八年严冬，四次洪水，一次干旱，四次高赋税，四次虫灾，七次货币价值调整，外加二十年的高物价”，“有权力的人相互仇恨，中等地位的人被赋税压倒，穷人难以维持生计”。
巴黎经历过繁盛，经历过漂泊，经历过战乱，也经历过重建，19世纪末期的巴黎“有了新的范围、新的轮廓”，逐渐发展出现代化的模样，但它的一砖一石依然深深镌刻着历史的印记，是雨果笔下法国“全部历史的缩影”，也反映出那场浩浩汤汤的重建与改造的背后的强迫与破坏，人们一面感叹着现代化巴黎的神话，一面追忆和怀念着一去不复返的老巴黎。
“旧巴黎已不再，啊！城市的变化比人心的变化还要快。”
如今的巴黎，又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一面，它是如此多变，却又存续着历史的永恒，这些变与不变中的“过客匆匆”，组成了琼斯笔下的“难以尽述的”巴黎城。
城市是梦境，它是由希望和畏惧构成的。尽管它的故事线索是隐藏的，并且每一件事物隐藏着另外一件事物。——《看不见的城市》卡尔维诺
巴黎，作为城市经典，曾被誉为欧洲帝国首都、万城之母、时尚之都、浪漫中心、光明之都、共和中心，新雅典、革命的同义词、世界各民族的脊梁，荣誉称号数不胜数，甚至比小旅馆都住不下的大冰和他的头衔都多。
当然巴黎也完全配得上这些称号。英国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创作的侦探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讲述了发生在豪华列车“东方快车”上的一起谋杀案，是大侦探波洛系列的经典故事，影响了后世很多推理作家的作品。其中的东方快车，又叫法国豪华列车，路线横跨欧洲大陆，主要是由巴黎至伊斯坦布尔，因为当时伊斯坦布尔被西方人认作东方乐土，相对的，巴黎就是整个西方世界的代表了。
作者以历史时间顺序介绍巴黎，给我们展示了这座城市的内在联系，也给我们揭示了浪漫之都的秘密。作者介绍巴黎城的人口、面积、建筑风格、区划、与国王的关系变化等事无巨细，完整展现了这头巨兽的演化。现在814平方公里的大巴黎，最初跟“千年共和国”威尼斯一样也是起于沼泽。巴黎城之于法国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税收、人口上，也可以从各个侧面反映当时国力强弱和国家政策。不同时期的政策是保守还是开放，只要观察巴黎的城墙维护频率和交通开放程度就可以看出，而经济的好坏只要参考巴黎的常住人口变化即可，王朝的执政态度可以从巴黎建筑的风格中看出来，比如七月王朝执行温和政策，它对巴黎建筑的改造就是在旧有基础上的改造升级比较多。
作者对巴黎的各个建筑视若珍宝，无论是巴士底狱被毁，还是是一些军事要塞或小街道被改造，他的惋惜之情马上就能溢出纸面。我猜如果作者主导巴黎的改建，他一定会完全保留老城区而去建一个新巴黎。
二战期间，相比其他欧洲名城，尽管法国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建筑，但是巴黎中心城区建筑几乎没有受到损坏，原因除了大家知道的巴黎动作快以外，还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解释的，1944年盟军解放了巴黎，希特勒下令销毁整个城市，当时的德军司令拒绝执行这个命令，拒绝的原因竟然是巴黎实在太美了！
在白宫举行的普利策奖颁奖晚会上，皮亚诺（蓬皮杜艺术中心设计师）说道：“你可以不去读糟糕的书，也可以不去听糟糕的音乐，但你不能不天天去面对你家门前丑陋不堪的高楼大厦。”
战后，一方面法国人民对过去充满了感激，另一方面又对未来的尝试与探险充满了热情。因此他们乘风破浪，永无止息地超越过去。具体体现在二战后的历任总统，戴高乐、蓬皮杜、密特朗等始终坚持巴黎建筑改造和新建应由艺术主导。
如今我们去巴黎旅游（假装我去过），不能错过那些现代建筑景点，如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卢浮宫金字塔、拉维莱特公园、巴士底歌剧院、拉德方斯新凯旋门、国家档案馆、法国国家图书馆等富含艺术气息的建筑都建成或改造于密特朗时期，这个时期的建筑师几乎都是艺术家。他们设计建筑的理念，是在热闹与安静之间、严谨与写意之间、理性与情感之间交替游弋，也造就了如今我们视线所及的浪漫之都。
《巴黎城》德劳内 1910年
巴黎的浪漫不是突然出现的，也是有迹可循的，从巴黎人民的革命精神变化看最为明显。
如今乳法段子网上很流行，实际上法国人民的好战反叛精神是富有历史传统性的。法国人民在十字军东征时候参与最多，以至于初期军队被称为“法国人”。
可是二战时候为什么如此拉跨？我们可以从巴黎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和奥斯曼主义中看出来。第三共和国期间，塞纳区行政长官奥斯曼男爵主导了这次巴黎改造工程，他看重城市建设的实用性，自比内科医生，疏通动脉，他戏称自己是拆迁艺术家，大刀阔斧从城市中心地区开始改造，颁布法令强行购买房地产纳入整体改造。也努力与以前的巴黎历史切割，抛弃了一些有历史意义的小街道。将市容市貌的改建项目延伸到城市边缘，建绿地，关注食物供应，建成运输网络，给现代化巴黎奠定了基础。但在这场改造中，35万人搬离了中心地区，也实际的防范了武装暴乱的发生。长期不断的迁移，策略性的削弱了巴黎民众的好战性，压制了巴黎人民广泛的激进主义。奥斯曼自己也说过：我们拆除工人阶级住宅区，是在清除老巴黎暴乱和街区反抗的根源。巴黎最具反叛传统的几个街区都被分割成块，易于单独控制。巴黎人民的社区习惯确实随着城市转型确实遭到了破坏。这一点，在后期发生的战争中得到了验证，巴黎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确实是受到了压制，但这在法国二战进程中影响的深度还是有争议的。
值得一提的是奥斯曼主义甚至影响到了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新改造。当然60年代以后的建筑更加有颠覆性和创新性，突出代表是蓬皮杜艺术中心，它身处古城区却与周遭肌理格格不入，仿佛在挑衅其他建筑，此时巴黎建筑已经不仅仅是国家功能承载了，还是法国国力体现的宏大叙事。
我们身边能感受到奥斯曼主义的影响是，巴黎路边那些很普通的雕花围栏、灰色折线屋顶、乳白色外墙的6层公寓，也可以在上海市中心的老城区找到类似建筑。而现今楼盘如塞纳澜湾、巴黎左岸等类似名字，显得小区洋气又好卖，还有一些衍生的红浪漫洗浴什么的也是生意兴隆。
战时受到压制的革命精神在战后终于可以在各个社会层面表现出来，而此时已经是和平时期，巴黎人民除了经常罢工停产似乎精力无处发泄，部分反叛精神也只能内化成了如今世界闻名的浪漫主义。
著名表演艺术家于荣光曾说过一句名言：“一个月几百块钱，你玩什么命啊！”但是巴黎人民就是这样，几百块都不要也要上街示威。在表现1968年法国学运的电影《戏梦巴黎》中，同为表演艺术家的伊娃格林女士完美的诠释了巴黎的革命斗争运动是如何与浪漫结合得天衣无缝的，恰如他们那广为人知的运动口号：Faire l"amour, pas la guerre！
《巴黎传》读后感(三)：用皇皇历史来说明它是全球宜居城市的最佳选择，没有之一？
不得不说，巴黎真的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城市，否则怎会吸引那么多人为它书写，用尽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去描绘它的模样。
浪漫，是公认的形容巴黎的词汇。
文艺、梦幻、多元和流动，其实也可以用来描述巴黎的其中一面。
那么，历史呢？
科林·琼斯（ Colin Jones）曾于2004年出版过Paris: Biography of a City，现被译成中文版《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正如译者董小川所介绍，这本书虽然讲述的是巴黎的历史，但涉猎范围相当广泛，能看到总统和乞丐的身影，能看到大都市和红灯区的不同社会环境的模样，甚至还能站在巴黎的角度，看到法国的历史面貌。
不过，科林认为，巴黎的历史难以尽述。如果按时分秒来记录巴黎从诞生以来到现在的一切，怕是上千页也不可能写完所有。他在书的开头就举出先锋派作家乔治·珀雷克的例子——珀雷克曾尝试记录巴黎某处的24小时的一切，结果记述内容就花了将近60页。当然，我们不可能去比较出版物的字数、行数和纸张大小，来对比珀雷克笔下的60页和我们手中这本《巴黎传》的将近700页有何不同，这里面其实也说明了另一个科林和董小川想表达的问题，那就是，历史如果只是记述，那么巴黎发生过什么与巴黎没有发生过什么，其实没有任何差别。所以，书写者若要写好巴黎的历史，他就需要做好而不只是做到如何剪裁历史。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把握不好，就容易让读者们走进书写者的“记忆之场”而不是真正的有着深厚历史沉淀的真实的巴黎。
《巴黎传》把巴黎的历史分为12个时期，每个时期凸显巴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所以时间段并不完全都一样，但总的来看，巴黎的发展进程同样经历过重大的起起落落，重生、革命、城市规划与建设也都是它的关键词。
那么科林所理解的和他书写的巴黎，是真实的巴黎吗？他认为一直以来大家所称的那个19世纪已经是现代化城市的巴黎是被神化的，而事实上巴黎应该是一座历史与现代并行的城市。再者，巴黎的出圈并不是因为它的典型，而它，也“没有典型的巴黎人”。这个典型的意思是，巴黎不需要被刻意建构成什么与众不同的形象，并且“在巴黎历史上，纯粹土生土长的巴黎人是少数”，科林指出，参与巴黎历史的并且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更多的还是外来者。
在这里似乎埋下了作者的一个彩蛋。他写下这本颇具学术味的巴黎史书，却只希望能赢得读者们给这本书有一个如《米其林指南》般的推荐：值得一读。而在结语处又再次强调，巴黎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宜居的最佳选择。这就有点像，科林也有意让这本书成为非巴黎人手中靠谱的巴黎指南，最好也是非巴黎人成为巴黎人最佳说服手册。
其实巴黎也不完全如科林所说的宜居，而科林自己也在书中提到，巴黎也曾是一个民众暴力、血腥屠杀和政治恐怖之都，也曾是一个藏着政治恐怖的潘多拉盒子。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巴黎的城市规划与建设，让巴黎成为19世纪就已经是现代化城市的神话的原因。而没有读过这本《巴黎传》的读者或许万万不会想到，巴黎现代化城市建设工程竟然与奥斯曼主义有密切联系，并且影响至今的巴黎城市发展。
不过，此奥斯曼主义非彼奥斯曼主义。巴黎的奥斯曼是那位在1853年被任命为塞纳区行政长官的男爵，尽管改造巴黎由波拿马率先提出和开始，但实用性的城市风格并且将规划加以实施的，是奥斯曼，他倡导巴黎“安全、生动与健康”，所以他秉持的这些风格与理念，都被科林称之为“奥斯曼主义”。
改造巴黎，是从城市中心开始。首要是扩宽交通和主要道路，规划街道与房屋，美化城市。这里还需要注意的，科林指出，奥斯曼在规划巴黎城市建设时，有一个更为突出的特征，他试图“将最理想的交通走向与站在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上进行眺望的视觉美相结合”，且“使每一条路都能够经过一座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这一点最经典的案例便是当今的戴高乐广场。
试想一下，如果自己所居住之处，随便怎么走都会到达一处巴黎的历史建筑物边上，那是多么浪漫且让人兴奋之事！但是，如果巴黎没有这么多丰富的历史，历史中的巴黎人没有有意识地建造和保留那么多历史建筑物，奥斯曼又从何谈起这样理想化的城市规划与改造？使巴黎城市现代化的奥斯曼主义无疑是成功的，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并不是那么容易，改造城市自然需要庞大财政支持，而这也是奥斯曼的政敌将其挤下台的最有利条件。但后来的执政者都不否认奥斯曼的城市规划，因而我们也得以在现在也能看到奥斯曼主义留在巴黎的痕迹。
科林要诉说的巴黎历史，自然不止上述。他也不得不承认，在为巴黎立传的过程中，篇幅被扩大到他计划之外。许多细节都被科林尽可能放置其中，他是多么地想让读者在他的文字间，更深入地了解巴黎这位女神，她丰富的内涵和她的魅力。
若要前往巴黎，或许可以带上科林的这本《巴黎传》，不嫌它厚重的话。
《巴黎传》读后感(四)：“任何人与巴黎都不是初见，而是一再重逢”
意大利作家爱德蒙多·德·亚米契斯（《爱的教育》作者）在1878年写下了这样的句子：“任何人与巴黎都不是初见，而是一再重逢。”
该怎么理解这句话呢？科林·琼斯在《巴黎传》一书中有精彩的阐述：以巴黎为背景的文学作品不计其数，相关的著名戏剧也一再上演，即便是从未踏足巴黎的人，也已经通过这些作品了解了巴黎方方面面的细节。
恰如一些游客所承认的，“他们的想象力已经被文学作品对城市的描述准备好了，所以有时很难体验巴黎的原本面貌。”
英国伦敦大学历史学教授科林·琼斯在其著作《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中多次引用亚米契斯的那句话，借以证明巴黎在世人心中的地位。
科林认为，相比于其他欧洲历史名城，“情感似乎与巴黎的历史认同更加不可分割”，许多作家都将最美好的词汇献给了这座城市： 歌德说巴黎是“这个世界的头脑”；雨果说巴黎是“文明的焦点”；巴尔扎克则认识到，许多人将巴黎视为“极大的奇迹”，对巴黎的赞誉还存在于海明威、凯鲁亚克和米勒等人的文字中。
当然，我们必须客观地承认，巴黎同样也有让人失望的一面，伏尔泰就认为，巴黎“一半是黄金，一半是垃圾。”
人们用一种复杂的感觉来表达对巴黎的感情，而这种复杂的感情则来源于巴黎复杂的历史。这正是科林·琼斯想要借《巴黎传》告诉我们的。
我们拥有的关于巴黎城市历史的第一份一手资料来源于罗马皇帝尤利安。尤利安在358年和360-361年曾居住在一个叫卢特提亚的小镇，这是巴黎的罗马名字。
尤里乌斯·凯撒在公元前1世纪征服了现代法国的大部分地区，将其置于罗马的统治之下，凯撒也成为第一个把巴黎命名为卢特提亚的人。
科林还指出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在任何时候，巴黎人口的二分之一到四分之三都不是巴黎人。也就是说，巴黎人口的增长主要依靠外来人口的迁入。早在罗马征服之前，巴黎已经是一个大熔炉了。这是巴黎的一个长期历史特征。
从卢特提亚到巴黎这一名称的转变并不很漫长，到公元4世纪早期，这座“巴黎人的城市”就已经被叫做巴黎了，4世纪末期，名称的转变彻底完成了。
但巴黎城市规模的扩大要比名称改变花费更久的时间，一直到12世纪末，巴黎成为了基督教世界最大的城市，同时也是文化和思想中心，巴黎的经济也迅速兴起，成为当时欧洲最富裕、生产力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
从那时起，巴黎成为了全法兰西的首都。科林解释说，巴黎的兴起与987年在逆境中建立起来的卡佩王朝有关，巴黎的发展反映出卡佩王朝的成功。
在这一阶段，后来以哥特式闻名的建筑风格也为卡佩王朝带来了国际声誉，将哥特式风格发扬至极致的无疑要数巴黎圣母院，这座教堂始建于12世纪60年代。在此后的一个世纪，哥特风格影响到了整个欧洲的面貌。
接下来的两个世纪巴黎的优越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它是当时基督教世界最大的城市，聚集了西方最多、最富裕的消费者，甚至在学术上也居于当时欧洲的首位。
科林借14世纪初的一篇颂词道明了巴黎彼时的地位——巴黎是“所有城市的母亲和女主人”。
巴黎几个世纪的顺风顺水都与卡佩王朝紧密相连，然而和任何王朝一样，卡佩王朝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巴黎也因此在14到15世纪世纪迎来了其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
科林用一项数据直观地说明了这种“黑暗”：从14世纪20年代到15世纪20年代，百年间巴黎人口下降了50%以上。巴黎将自己与外界隔离了起来。
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不仅在于卡佩王朝的王位争夺问题，还与国王大部分世界不住在巴黎、不关心巴黎的发展有关。
巴黎的“漂泊”状态持续了近两个世纪之久，一直到15世纪末，才再次迎来“重生与改革”，在这一时期，瓦卢瓦王朝积极促进城市发展和经济增长，将王宫迁回了巴黎。经济增长的事实再次捍卫了巴黎作为欧洲最大城市的地位。
随后，亨利四世、路易十三以及路易十四在16与17世纪的统治让巴黎进入了“伟大的世纪”。
科林在书里写，“太阳王”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的庇护使得巴黎的科学、思想、文学和艺术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这一时期的一位军事工程师沃邦说，“巴黎是王国真正的心脏，全体法国人共同的母亲，是法兰西的缩影。”
然而紧随“伟大的世纪”而来的，是“伟大的衰落”。在17世纪后期，曾经困扰巴黎的“王室离开”问题再次出现了。
1670年2月10日，路易十四在一个雨夜离开了卢浮宫，而且被证明是永远离开了。1683年起，凡尔赛宫成为了波旁王朝的永久驻地。
这也就意味着，在路易十四统治的最后几十年时间里，巴黎一直面临着王室离开所带来的的问题。在国王疏远巴黎之后，巴黎人们只能自己创造历史了。
在路易十四去世之后，刚继位的路易十五曾短暂地将驻地迁回巴黎的杜伊勒里宫，但很快又迁回了凡尔赛，波旁王朝从此就在那里扎了根，此后的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都不再想把宫廷迁回巴黎。
一直到1789年，在长毛和刺刀的逼迫下，路易十六不得不短暂去往巴黎。但为时已晚。
然而讽刺的是，在18世纪，巴黎的发展并没有因为王室的离去而受损，书中说，“18世纪的巴黎作为一个无国王的首都城市，是其城市历史上最有影响力和最有活力的时期之一。”
巴黎的人口和贸易蒸蒸日上，它仍是国家司法和财政体系的中心，还成为了欧洲强调理性的启蒙运动的中心。科林意味深地说道，巴黎的伟大在于它是什么而不在于它曾经怎样。
然而启蒙运动时代的巴黎也有其黑暗的一面，在旧制度的最后几十年，巴黎的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卢梭评论说“像巴黎这样的城市，与其说是文明的灯塔，不如说是人间地狱，不满和不幸由此而生。”
享乐主义加剧了巴黎的贫困，一直到1789年的大革命开启了巴黎激烈的政治变革进程。
但即便成为“政治动乱传统的载体”，巴黎在方方面面依旧是欧洲诸城的翘楚。当时的人们认为，巴黎是真正的现代生活方式的代表。1846年的一本《旅游指南》将巴黎描绘为“欧洲的心脏，文明的首都”。
在二战结束后，巴黎失去了国际绘画中心的地位，但法国文学再次撑起了巴黎在国际上的地位。
到了20世纪70年代，结构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的“法兰西理论”维持着法国思想创新的国际声望。
于是我们可以理解诗人泰奥菲勒·戈蒂埃这句话的含义，“巴黎，魔力般的名字，无论是戏剧、歌剧，还是书，只要描写它总是确信能够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