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个创业者和他们的复工计划
受访者之一王晓东的社区团购配送team
疫情封控之下的上海，5月1日，上海的六个区社会面基本清零，我们也在期待着复工复产的到来。
上海的创业者，在持续一个月的特殊时期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面对几乎断掉的现金流，很多人在经历一次“生死大考”。
我们采访了不同领域的6个创业者：
有艰难争取到一张保供资质
积极开展社区团购的餐饮老板；
有转向线上自救的小店店主；
也有疫情前提前准备预案，
分散经营压力的设计师……
百业沉寂时，他们尽心做力所能及的事，
此时，也列出了自己的复工计划。
4月份以来，王晓东三天两头接到催缴房租的电话，租国有资产商铺此时有减免政策，但王晓东开在某些商场里的餐饮店，租金一点得不到减免。
如果能拿到一张保供资质，无疑是救命稻草。资质要经过市商务委批准，王晓东把朋友圈翻遍了，通过人脉找，难度极其大，最后通过上海餐饮协会才办下来。
拿到保供资质已经4月13号了，只配了一辆车的通行证，王晓东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员工宿舍给他们送吃的，“这是最着急的事”，3月中旬宿舍就封了，三四百号员工，分布在上海不同区的宿舍里，有些人锅碗瓢盆都没有，一辆车跑了三天终于把食物全都送到。
员工工资让王晓东压力巨大，现在账上只有几百万，正常工资每月就要几百万，只能勉强发一些生活费用，“餐饮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员工工资约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再有三分之一是房租，三分之一是食材，净利润是很低的。”
位于奉贤区的中央厨房有较多的食物库存，4月16号，王晓东通过申请打开了中央厨房，有什么卖什么，原本这里是40个员工，剩下10个员工是处于防范区，可以回来住店，但不允许配送范围超出奉贤。
在市商务委拉的保供资质的群里，王晓东到处求助，“可能是不堪骚扰，终于又申请到多一张通行证”，他利用位于浦东区的外部仓，每天从苏州发货过来，服务上海除了奉贤以外的各个区域，做社区团购。
团购的物流、采购、销售、售后服务，每块都要跟随一个工作团队，只能把店里原先的服务员、厨师赶鸭子上架，难免错漏百出，晚上九十点，大家都要一起复盘今天发生的问题，更新第二天的团购菜单。
这20多位员工的工作，养活着三四百号员工，“绝对养活不了的，但是杯水车薪的事，你总归要做”。
王晓东预见在封控结束之后，依然是新的挑战，首先基层员工会大量流失，因为他们很多是“月光族”，熬不过这段时间，就会选择回老家、离开上海，那人力价格会相应上涨，疫情后原材料短期内还可能会涨价，老百姓也就吃着更贵的东西。
2020年经历第一波疫情之后，王晓东为了规避风险，关掉亏损店铺，开发了一个新的品牌，他手头原来的品牌“掌柜的店”，每家开起来需要几十个员工，投资几百万，新的品牌“当家水煎包”开一家只需十个员工，投资几十万，就会侧重这种轻资产的模式。
尽管如此，王晓东和周围餐饮圈的朋友仍觉得“今年可能废了”，餐饮的净利润不高，12个月如果一个月停掉，一年都会缓不过来。
王晓东家中库存还有不少酒，缓解焦虑的方法是喝到微醺，跟几个好友云对话，“餐饮人感性的多，它是个‘勤行’，你会为了员工、为了老顾客的信任焦虑，一手一脚做起来的品牌舍不得。”
和王晓东的规模不同，Vivian做的是小型餐饮。
“今年的想法是坚决不躺平”，认识Vivian，是在一则她自己做的视频里。她不久前遇到车祸，门牙还缺着一块，但仍化好妆容对着镜头，自述疫情下创业的经历。做视频，是她自救的方式。
在家做直播的Vivian
Vivian在上海有5家门店，3月下旬，她的餐饮店的一位员工感染新冠，传染了两个员工，所有搭过班的人都要去隔离，几乎全军覆没，为了减少损失，她一个人带着兼职店员，每天跑三家店，坚持把店开到封控前最后一天，3月31号。
原本预测在家封闭七天，一开始是淡定的，但每天早晨一睁眼，看下新增感染人数，封控看不到尽头，她坐不住了，房租和员工基本工资摆在那儿。
焦虑烦躁中冒出很多想法，甚至想过去注册当一个跑腿，以一己之力养活团队。还第一次尝试直播，预售门店套餐，接下来一年之内都可以来消费，因为从来没有面对过镜头，说得很磕巴，她定了一个小目标，坚持播完一个小时，幸好有闺蜜留言鼓励，但最终也只有闺蜜一个人全程陪着做完直播。
2020年遭遇第一波疫情时，Vivian的店停工停产了两个月，她回想起来很遗憾，没有主动去做任何事情，这一次，她决定无论如何要找新的出路。
“我强迫自己平静下来，去查很多餐饮店主从线下转到线上做预售、沉淀客人的做法”。
既然不擅长直播，那就从录视频开始，可以反复重录、剪辑。Vivian觉得自己最擅长的就是开店，那视频内容就可以是分享开店踩过的坑、创业的经历等等，用输出内容的方式吸引粉丝，“都不用花广告费”，即便写不出东西的时候，也要强迫自己去写，每日更新。
7年前，Vivian25岁时，从原先干了3年的4A广告公司裸辞，准备了5万块钱开始创业，营销写故事原本就是她熟悉的。Vivian的店偏向网红风格，2018年，上海的纯日式咖啡馆并不多，Vivian租下的铺子格局不太方正，她从日剧《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中得到灵感，开出一家小而气质温馨的店，迅速成为打卡地点。
咖啡馆所在的永嘉路一带，Vivian近年见到过无数小店的关门，一家店活下去越来越难，“最关键看数据，看它的客单价、人流，估算出每个月的业绩，看你有没有利润。”
等封控结束之后，Vivian坚定地还是要把线上这块继续做。“这个行业就是一波一波在淘汰人。疫情之后，线下开店都会控制成本更谨慎地开，一定要开的话，总要找分摊风险的方法，比如线上的出路。”
王晓东的复工后计划
1.把中央厨房（做食品粗加工、初加工、料汁、预制定制菜）的效能发挥更大，让门店更容易标准化、节省人力；
2.和甲方物业协商申请减免租金，不然真的撑不下去。
Vivian的复工后计划
1.把现有几家店稳定好，再看看市场上有什么捡漏的机会，比如有些要转让的店；
2.有些店铺是租的个人、公司的房子，尽力争取租金减免；
3.开拓线上新业务，自媒体持续生产内容，实现线上销售。
古西是时尚摄影师，他的工作室就在上海浦东。3月开始，疫情抬头。最初，算上他在内，8人左右的小团队分为两班赶拍摄进度，轮流在办公室里打地铺。再往后，每隔几天，团队里就多一位无法出门的伙伴。
4月1日大家全“封”前，他们好歹“抢”完了3月的工作。
坐在家里，对摄影师来说，近似于“手停口停”。古西算了笔账，将4月固定的办公室房租、人员工资、杂项支出等平摊到每日，大概日亏4000元左右，这还没有算4月的原定拍摄取消之后的损失，“档期原本已经排到5月，但大部分工作得取消。我们好多服装行业的客户，他们的广告物料有季节时效性，等不了。春天，原本也是我们的旺季啊”。
2020年，疫情刚爆发时，古西很忙。那年春节前，他正为一个大项目收尾，2月14日，又从上海飞伦敦，伦敦时装周上的十余天拍摄结束后，他幸运地顺利回国，在家自我隔离一阵子，后面的工作陆续接上。“20年时，我们的人更少，人力和房租的负担轻许多。”
虽然2年来，工作室规模不收反扩，但要养活团队，古西明显感受到“温度”的变化。
他2013年来到上海，喜欢时尚商业类摄影，但没有基础和方向，就从婚纱、儿童摄影做起。存了些钱后，转而为时尚摄影师做助理，那段日子收入少，但“纯粹”，他和工作伙伴齐心协力，“花最少的钱去做最大的事”。慢慢地才自己执镜，2018年左右开了工作室。
古西曾经在社交平台上，讨论摄影师是否应该逐年“涨薪”。但疫情来了，不少客户先纷纷缩减了预算。“钱少了，拍摄的质和量却并没有变。越来越多的广告以线上方式被投放，短、平、快，”他说，“疫情下，摄影这个东西，不是必需品。我们商业摄影师，经常是产业链底端的最后一个环节，很容易被代替。”
做老板的，更不能随着性子来。用古西的话说，首先必须有全年的布局，否则根本扛不住一两个月的停滞；其次，工作室太小，又是初创，没法在选客户上太过挑剔，先保证团队伙伴的生活，让他们有钱挣，还不能忽略他们情绪上的需求。
4月1日开始封控在家的古西，很少安排线上会，但会分享解封之后的具体计划，鼓励员工打起精神，多去图片网站分享自己的作品，同时建议开始学习运营知识和新的图像技术，并且完成后续部分工作的拍摄方案。“先把内在的、别人无法替代的东西修炼好，”古西说，“我觉得短期内，这个行业都是僧多粥少的局面。希望每个团队成员走出去，都能独当一面。”
几天前，他看到一个不知道放了多久的紫甘蓝，发觉变了颜色的叶片分外好看，拿出相机，咔了几张。“我想拍一组食物的图片，新鲜的，腐坏的，解封后做个展，得对这段日子，留个纪念。”
古西的复工后计划
1.开拓北京的工作机会，将来也许能往返于北、上之间，“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吧”；
2.提高自己作为时尚摄影师的知名度，获取更多溢价空间，为更注重品质的客户服务，“要么往高了去，要么像一般的电商用图那样，走量。中间路线，在我看来，往后是最难的”；
3、继续提高运营能力；
4、学习新的图像技术，修内功，练心法……
和Zemira的简短聊天是通过文字完成的。前阵子，她泡在一个又一个的电话里，指挥线上服装订货会，哑了嗓子。
2015年，TUBE Showroom启动于上海，Zemira是创始人。Showroom，是独立服装设计师走向消费者、被业内与大众所知晓的一个重要通道。而上海聚集着一群年轻的本土独立设计师们。对他们而言，每年的三四月本该是异常忙碌的时候，不仅事关春夏服装的上新、宣传、销售，还是一个重要节点：上海时装周。
Zemira回忆道，20年疫情初爆发时，距离时装周还有一段时间，团队成员们也是通过无数的紧急电话会议，和设计师、买手商量对策，最后才幸运地实现了线下订货，但还是比原定计划推迟了2周。
但今年的挑战超乎想象。疫情刚有苗头时，Zemira就开始计划应急机制，做了五六个方案，但最后只能将订货会搬到线上。“大家没法亲眼看到服饰，触摸面料的质地。封控之下，物流停滞，许多设计师的服饰素材有缺失，有些设计师没有衣服在身边，即便有衣服也无法发货。这都是线上订货所面临的挑战。”
四月中，线上订货会和直播的筹备阶段里，Zemira每天吃完早饭，就要投入到和设计师、团队、合作伙伴们的会议里，为了节省时间，中餐省略，但开好会、做完饭、洗了碗，常常就到了半夜，有时还得一边开会、一边盯线上彩排、一边跟踪小区群里的团购消息。忙到没时间抢菜了，幸好有伙伴搭把手，送饭送菜。
“我们团队从3月中下旬就开始居家办公了，这段日子都处于特别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中，我给大家发放了疫情补助津贴，其实能做的非常有限，只能隔空打气了。”
最近，Zemira尝试着早起后瑜伽，她说，越是在艰难时刻，大家越能关注到生活和家人、朋友，感受共同协作努力的可贵，复工后，时装行业需要多久来恢复，不好说，“但是，人们一定会对能激发情感共鸣的设计与生活方式，有更多向往。”
而在深圳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南油时装原创中心”内，一直关注着上海时装周的两位90后创业者也体会着她们的苦与乐。林冬和pipi的父母，都是深圳的初代打拼者，在华强北依靠批发生意，获得了财务自由。两个姑娘也很有生意头脑，2019年5月，她们成立了林冬设计，决定从有设计感的服装批发做起，先赚钱，再慢慢转型做自营品牌。
“19年计划着大干一场，没想到疫情来了，仓库里压了一万多件衣服，我们知道了心脏‘梗塞’的滋味，一度压力大到睡不着。后面，4家门店也缩减成1家，但好在活了下来。”pipi说。
今年3月，深圳短暂封城前夕，她们又尝到了类似的滋味。“发布封城消息时，我们不在深圳，当时就想着，先不回去，观望一下。我们的生意，是实打实的，衣服卖出去了就能挣钱，卖不出去，就是资金压力。”好在深圳很快解封，政府也对企业给予了一定补贴。
但复工后，车衣服的师傅，又延迟了两三天才来上班。“因为面料还没送到，他们到公司了，也无事可做。只有设计师是可以在家办公的，车衣师傅这类手工活的工种，上游没到位，下游就得手停口停。”
这两年多里，她们的团队虽然只有二十多人，却能构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从设计师、缝纫机上的师傅、销售团队到生产线……
pipi解释道，对供应链多一些把控，就能降低一些风险，因为上游的每个异动，都会传导至最末端。21年，对她们来说，原材料在涨价，而物流时间也越来越慢。“去年采购羽绒的时候，发现价格翻了一番。因为当时石油暴涨，加上工厂大面积限电，对我们所需要的原材料生产造成了极大影响。而疫情中，服装供应链上的任何环节都可能为了降低这类风险，而选择少备货、不备货。这种稀缺就会导致链条上各个环节涨价，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完善供应链，虽然有风险，但如果不能生产，全公司都要喝西北风。”
当然，“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不会改变的，”她补充道，“服装批发行业在萎缩，但它实际在往更有序的方向走去。像我们父辈那样，能用信息差赚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的钱太难挣，但整个产业都更需要专业力。”
Zemira的复工后计划
1.积极筹备解封后的线下订货会；
2.不论在线上还是线下，为好的设计发声，让它们被看见、感知。
林冬&Pipi 的复工后计划
1.服装行业会提前半年做研发，比如说4月已经把秋冬款做好了，但互联网时代，人们的需求改变很快，我们想把这“半年”的时间差再缩小一点；
2.服装业是传统行业，但我们希望尽力用互联网的工作思维，比如细腻的数据管理、流程管理，让看不见的工作可视化，减少错误；
3.批发市场正在萎缩，做出有自己审美的服装品牌才是未来。计划在“自己喜欢”和应对市场的批量生产之间，加大“自己喜欢”的比例，慢慢“养蓄”自己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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