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读初中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系列政治风波。一时间引起了全国人民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担忧。大家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多是口口相传，间或广播。才刚刚平静了十年的中国，难道又走不出历史周期率？局势似乎越来越不利，父母亲很是紧张，担心“运动”重蹈覆辙，物价飞涨，倾囊买了几百盒火柴，买了几百斤食盐藏在家中。关键时候，中国政府对政治风波采取了断然措施，维护了社会稳定。这年九月，我在众多竞争者中，考入镇一中读初中。家里的钱都被父母用来搞战略物资储备了，我和哥哥、姐姐一个学期一个人三十多元的学费差点交不起。
国家还没有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所有小学升初中的学生要经历“小升初”考试，达到录取线才能读初中。如果“小升初”考试不是语文帮忙，把总分拉上去，或许那年就榜上无名了。
每个始于农村的“读书人”，共同的使命是出乡村进城市，而这条出村之路并不平顺，仿佛通关游戏，有人不堪暴击，有人禁不住诱惑，有人心理不平衡，没坚持住就走上了另外的人生道路。
同班同学中，有一半的人读完六年小学就被“选拔性”地回家种地了。小升初考试中，他们黯然失色；也有很多成绩不错的同学，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辍学了，开始外出谋生。我和他们的不同之处仅在于一直坚持上学。
初中课程门类比小学多，看看课程表，我差不多快惊呆了，除了语文、数学，还有英语、历史、地理、生物、政治、物理、化学……多得让人感到可怕，这些课程从没接触过。很多知识，差不多是从头学起。课程内容逐渐系统化和深化，课程难度大多了，学习任务也比小学重，学习不再是老师说什么就做什么的被动式。上课时或是老师讲得太快，或是我听不进去，失落、迷茫相伴。老师不会再在课堂上抽出时间来辅导作业，所有的作业要在课后独立完成。再有的感觉便是紧张，学习的竞争相当激烈，稍不留神就会落在队伍后面。
学校在离家三公里远的一座山下。离家近，只能走读。好多同学离家远，有五六公里，还有的十多公里，要求住校不能走读。学生宿舍的房间很大，上下两层大通铺，能住三四十人。
读书是一件辛苦的事情，不仅是读书本身，也包括每天早出晚归地徒步。
我每天清晨在天色蒙蒙亮中起床出村，急急地沿着一条由河谷地带通往山顶的马路朝学校奔去，午时在学校吃饭，天黑下晚自习再赶回家里。
不管走读还是住宿的同学，早饭前和晚饭后都要到教室自习。早晚自习和早操不能缺席，有值周老师到宿舍和教室查点人数。早自习之前，也就是起床后，七点二十分左右要出早操。每天早晨六点半，大喇叭准时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十月二十九号，星期一，农历九月二十一，北京晴，十五度到三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许多人在播音员富有磁性的声音中，起床出工，下地干活，收拾书包上学堂。
从村子跑到学校，需要半个小时。边去学校的路上边听新闻。到学校又再次加入到同学们的队伍里，一边跑早操，一边听新闻。全校师生沿着学校到粮管所、镇政府、小桥的公路跑步，跑到小桥时，再折返回学校。《新闻和报纸摘要》声音时有时无。
在学校里，除了上学，还有一项义务，每天到两公里以外的山上为老师找猪草、挑水。不是“勤工俭学”，而是为老师做义务劳动。
可渡小学、杨柳镇一中紧挨在一起，虽处大山脚下，历来吃水都不宽裕，一直靠岩缝挤出来的水和收集的雨水生活。夏天，大山脚下的大水塘已经没有水了，每个同学的洗漱用水、学校食堂的用水、任课老师家的供水靠每个班级的学生轮流用扁担挑。每个人床底下都摆着一个塑料水壶，每天中午或晚饭后，同学们提着水壶一边找水，一边帮老师家找猪草，水找到了，猪草也找齐了。
花季的年龄从不缺少快乐，整个田野上空弥漫着银铃般的欢声笑语：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哦，大风从坡上刮过，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我低头向山沟，追逐流逝的岁月，风沙茫茫满山谷，不见我的童年，我抬头向青天，搜寻远去的从前，白云悠悠尽情地游，什么都没改变……”
东风吹，战鼓擂，要拉歌，谁怕谁。这个山头上的同学唱完，那个山头上的歌声又起。就连记载我们青涩岁月、压抑柔声的“我想唱歌可不敢唱，小声哼哼还得东张西望，高三了，还有闲情唱，妈妈听了准会这么讲，高三成天都闷声不响”，也被各个山头上的同学唱得豪放粗犷澎湃激昂。
喂饱了老师家的猪，晚自习的铃声响了，我们又急匆匆地跑进教室。下晚自习钟声敲响的时候，已经是十点了。我和几个伙伴打着手电筒，在漆黑的夜里往家赶。回家路上要经过一块坟地。坟地里稀疏地站着几棵乱七八糟的野树，在电筒灯光的掩映下，阴森恐怖、影影绰绰，似人又似鬼。夜色沉重，阳气衰减，阴气上升，从几座坟墓中间走过，仿佛浑身的汗毛和头发都竖了起来，好像真有许多鬼影在前后左右闪动。
学校连着周末上两个星期的课，下一周的周五上完上午的课开始放假，不论远近，全校同学都要回家。一是能吃饱些，二是往回“背粮”。周日下午，返回学校的时候，要从家里背上够吃十二天几十斤的苞谷面交给食堂，换成学校印制的饭票就可以在食堂就餐，继续下两周的学习生活。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每个同学都有一个背篓，用来背伙食。
太阳很大，风儿很轻。火热的太阳炙烤着大地，河里的水烫手，地里的土冒烟。道远无轻重。十多斤的苞谷面背在肩上沉甸甸的，气喘吁吁，肩膀都压红了，一路上不知要歇多少次。爬上半山腰，再次仰视，感觉离天空越来越近了，天气闷热得要命，一丝风也没有，热气不断地从地表往上透，脚底又酸又热，动弹不得。豆大般的汗珠从脸上滴落下来，像洗桑拿一样。一步，两步……汗水打湿衣背，疲惫爬满全身。
除了交给食堂的面，有的同学还会带回来一罐头瓶油辣椒。家庭条件好点的，在辣椒里拌入若干火腿末一起炒，辣椒浸在油里，色泽鲜艳，让人垂涎欲滴。家庭条件差的，只见辣椒不见油，黯然失色，也有家庭拮据的同学，没有粮食交，就从家里背回很多馒头、土豆、咸菜来吃。没有加热的工具，这些馒头冬天在宿舍里摆上三四天，变得坚硬无比。用力啃上一口，硬邦邦的，冰冷得像是咬在钢板上。唑开一个口，面屑纷纷往下掉，吃到口中所剩无几。夏天情况更糟，从家里带到学校的馒头变馊了，长出青绿色的毛，一咬扯长丝，却也不舍得扔，将就着吃下去。有时候饿得受不了，在校外的围墙下面、庄稼地边，用三块砖头，架起锅灶烧洋芋、煮阴包谷（新鲜嫩玉米用水煮熟，然后晒干，可以长期存放，吃的时候也可以用油炸）吃。
尽管这样，每个同学背的粮食仍然不够吃，但是吃多了，家里又没有那么多粮食。菜呢，多是大白菜、洋芋等，而且是汤菜，一人一勺。无油无盐，吃死不甜。食物中植物纤维过剩，脂肪蛋白奇缺。清汤寡水，人特别能吃，也特别容易饿，肚子瘪得贴到了后脊背。饿着肚子最难忍的时候是开饭前那段时间。下课铃一响，不等老师喊下课，教室里不绝于耳的锅碗瓢盆声响成一片。无论男生女生，大家忙着从课桌抽屉里取饭碗，叮叮咚咚饭碗撞击声让老师无法拖堂匆忙下课。教室门一开，大家像溃堤的洪水一般，以无法阻挡之势争先恐后奔向食堂。
由于没有新鲜蔬菜和肉食，同学们大多长得干瘦蜡黄。
每次学校放小周末，在母亲的张罗下，把正在上学的几个哥姐还有我早早地叫起来，帮忙把苞谷、小麦背到别的村子去磨面。望山跑死马，望树跑死牛。山谷到山顶，从下往上爬，地势一步步升高，步履一步步沉重，肩膀上的负重仿佛千斤压顶，额头的汗珠像雨点一样往下坠。每当走不动时，就一步一步地数，数步数成了一路上的寄托。盘山的道路在一片白茫茫的世界中蜿蜒曲折。背到磨面地点，磨坊主还在睡觉。也不敢叫醒人家，只好在门口熬着，等到睡觉自然醒。磨完面再顺着羊肠小道一步步背回家，这是用脚丈量土地，用汗水浇灌生命。
那个时候最害怕的事是走路。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一切生活的开始靠双脚。拥有一辆自行车就变得相当奢侈，能当上一名司机足以让人羡慕至极。对拥有一辆自行车地渴望，犹如鸟对落粒地寻找，犹如饿兽在荒野中沿着牛蹄羊痕满行。可我知道，自行车对于农村绝大多数的农户是多么奢侈，尤其对于我家，想买自行车无异于枯树结果、公牛下崽。对自行车的奢望，像一个农民站在干旱的田头眼巴巴地望着大山那边的落雨。最重要的似乎还不是这些，而是它满足不了我少年虚荣心的需要。
我去山上挖狗地瓜之类的中药材卖、去地里刨据说是当年从焦裕禄工作的兰考县引进的泡桐树的根卖给别人育苗；开始不断向父母要上几毛钱说学校要干啥用；到街上捡建筑工地扔掉不用的水泥袋，捆起来送到供销社的废品收购站去……可惜杯水车薪，好不容易存好一两元钱，用不了多久又开始挪作他用。后来干脆不存了。因为要存三百块钱才能买一辆自行车，以我的能力是遥不可及的事。
贫穷是会被耻笑的，包括同龄的孩子，孩子并不天真，以至于我从不怀念童年。
“春城一席红楼宴，深山十载贫家粮。”看到城镇居民、国家干部、工人餐餐吃白米饭，他们每个月都有二十多斤到三十多斤的大米供应，每月还有猪肉、红糖、豆腐、面条供应，我弄不明白，为什么种粮食的农民却不能吃饱肚子、吃上光滑香甜的白米饭？
话说家里买的那几百盒火柴，几百斤食盐最后怎么处理了呢？火柴生火做饭，用了若干年才用完。最后浪费了一些。时间久了，擦皮受潮，怎么也擦不出火花来，只好忍痛割爱，扔了；那几百斤盐呢？有一年父亲带我下地干活时，家里的肥料和食盐堆在一间屋里，装食盐的袋子是用装化肥的袋子二次利用的。“鱼龙混杂”，被我和父亲背到地里，父亲挖坑我施肥，全贡献给了地里的庄稼。施下肥去，庄稼没有节节拔穗，反而越长越蔫，越长越黄，这时母亲仿佛明白了什么，去房里找食盐，没有找到。想到庄稼的长势，确认都浪费到了地里。
为此，我和父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少挨母亲的喋喋不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