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父亲离过一次婚，留下老家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过日子。
当年的老干部不少都这样过来的。土八路进城了，老婆土气了，城里的女人令他们眼花缭乱，心猿意马，于是便离婚娶个洋气的姑娘。父亲的好多战友进城后又重新组成家庭，结果前一窝后一窝，麻烦不断。我的父亲没有找城里女人，而是找了他的战友，我年轻美丽的土八路母亲孙志刚。我的二哥于成奉那时谈起来耿耿于怀，说父亲进城后生活腐化变质，喜新厌旧，我的母亲是第三者插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无怪他从北京石油学院专程跑到齐齐哈尔糖厂批判父亲！接下去父母不再理睬我们，又谈起厂里运动的形势。办公楼和大棚里贴满揪出父亲的大字报，除了文化大革命中常见的大帽子之外，罪状由保老婆升级为叛徒、特务，说他是一只混进革命队伍里披着羊皮的狼，历史的罪行要得到彻底的清算！
污蔑父亲是叛徒、特务，屈膝投降，卖身求荣，是因为他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
那时候部队急需军火和药品。为打破日本人的封锁，党利用一位上海进步资本家的关系购进大批军火和药品，打着青岛丝绸公司的旗号贿赂海关，秘密装船运出上海，半途再转向山东抗日根据地卸载。父亲曾在大连的商行学徒，有做买卖经验，上级派他潜入上海执行这项特殊任务，公开身份是青岛丝绸公司驻沪分公司二掌柜。一次，日军巡逻艇在海上截获公司偷运军火的船只，船老大架不住严刑拷打叛变了，日本宪兵立即根据叛徒提供的情况包围父亲的公司，将大部分员工都逮进监狱杀害了。我的大哥和二哥当时正和他们的母亲去上海看望父亲，匆匆见过父亲一面就失掉联系。公司仅有几个人死里逃生，其中之一就有父亲。
那天夜晚，警笛声惊醒正在宿舍睡觉的父亲，他扒着窗口往楼下一看，日本宪兵的警车已封锁住公司大门口。父亲顿觉形势不妙，当机立断将床单、被套撕成长条连在一起抛出后窗，迅速滑到楼下，借着夜幕掩护溜出包围圈。党千辛万苦建立起的秘密机构被破坏了，一时又查不出谁是叛徒，父亲只身逃出虎口，辗转十几天才逃回解放区，自然受到组织上的审查。上级不再安排父亲在后方工作，派他上前线去经受战火的考验。父亲凭白无故蒙冤，浑身是嘴说不清，人家的怀疑也不无道理，别人都已牺牲，为什么单单他能活着回来？又有谁证明他没有问题？父亲的心情非常苦闷，打起仗来没死没活不管不顾，说好听点儿叫勇敢，说不好听的是莽撞。其实，他是想以战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似乎只有战死沙场，才能一雪前耻。父亲的入党介绍人苏一萍伯伯时任行署专员，听说过父亲的情况拍案而起：“我相信于渭生，你们不要他，我要！”一直到查出叛徒水落石出，父亲再也没离开苏伯伯一步，跟着他转战山东各地。
1954年，华东局派出大批军队转业干部支援东北，“背靠沙发”建设祖国重工业基地（“沙发”，是苏联援建我们的代名词）。父亲那一代人热血沸腾，纷纷报名奔赴东北参加轰轰烈烈的生产建设。父亲的一个同事说：“于渭生，咱们不都梦想建立苏联式的大工业么，再不报名，过这村就没那店啦！”父亲才告别苏伯伯，北上来到黑龙江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