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们离开大房子，搬到小房子住了。
父亲借来辆铁架子手推车，一家人来来回回搬运一下午东西。
我想什么叫世态炎凉，母亲最理解它的含义了。往常我们家门庭若市，熟人天天见面，遇到运取暖煤、分秋菜之类的事，没等父亲出面就有人上赶着帮忙送回家，想拦都拦不住。母亲过意不去，打发我送些礼物略表谢意，人家不好意思收，少不了推托一番：“于厂长的事就是我的事，这点儿活儿算什么，外道啦！”母亲不肯让人家白帮忙，非礼尚往来送过去不可，害得我再次登门放下礼物转身就跑，现在父母双双停职反省，我们家门可罗雀清冷得要命，再没谁来帮忙了。
父亲披着雨衣，拉着手推车走在前面，母亲在后面推着车厢板，天气也像我们阴暗的心情。灰蒙蒙的细雨从早晨下起，仿佛随时可以雨过天晴，略停一停又比先前下得更大了。湿透的路面不再吸水，水顺着车辙流成一道一道小溪，我们三个孩子打着雨伞，拎着抱着杂七杂八的东西跟在车旁，走过糖厂大院雨后泥泞的街道，脚步沉重而又吃力。有人视而不见，有人拍手称快，有人老远见到赶快绕行，迎面撞见的人也都眼睛望着别处，淡淡打个招呼了事。我们的家具很少，只有两张双人床，两个箱子，一张写字台，两个书架，东西不多搬起来可真麻烦。特别是运取暖煤和木柴的时候，一旦沉重的手推车陷在泥坑里，父母的身子都弯成弓形还是拉不出来。实在不行，父亲便要我们放下手里的东西一起帮忙，一家人才勉强将车子拉出泥坑。
我问母亲：“怎么没人帮忙了呢？”
母亲苦笑：“我和你爸爸不都能干么！”
我不小了，对家里的冷暖更迭已有感受，也想分担些家务，减轻母亲的压力。糖厂的人家都没有自来水，吃水需要到一百米之外的公共水房子去挑，家家户户都备下一口大缸储存日常用水。我的膝伤养好了，身体完全恢复健康，能挑动少半桶水了。但扁担钩长，我个子矮，挑起两个桶必须卷起扁担钩，让水桶底将就着不蹭地面。扁担压得我肩膀生疼，走起道来趔趔趄趄，洒一路水才能挑回家。母亲说我是长身体的时候，怕压坏身子骨，不让我挑，可我要显示男子汉的能力，父亲不在家时一定抢着去挑水。
经过“大字报事件”之后，父亲很少露出笑容，嘴唇闭得紧紧的，肩膀也不那么挺直了，仿佛有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折磨着他的内心。我一直躲着父亲不和他说话，隔膜始终没消，几乎感受不到父爱。母亲等父亲酒醒后，狠狠数落他一番，要他赔个不是缓和父子关系。母亲说了也白说，父亲可以向母亲说不该失手，决不会向儿子道歉，那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我也决不会向他认错，那也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我不原谅他，恨他不是个好爸爸，以前从来没这样恨过他。我盼望自己快快长大，比他高大比他还有力气，也能像他逼我那样，命令他每天练五页毛笔字，让他动辄得咎，看不顺眼，就痛打他一顿教育教育他！
糖厂职工的生活很清贫，有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三大件就算富裕户了。一般厂领导区别于工人的标志是除三大件之外还有台收音机，工人区别于领导的标志是有能力捡碎砖块盖一座小仓房。我们的新家把一趟房东头，没有仓房，门前有一个木板障子围起的大院，院墙旁垂着几十棵沉甸甸的向日葵头。前面搬走的人家没舍得割，母亲给他们些钱，把向日葵和院墙都留下来，说等有时间在院里开块菜地，种上小白菜和大葱，秋天就不用买秋菜了。大院前有条三米宽的胡同，对面是与我们隔窗相望的平房，再往前走一直下坡儿，就是一片长满芦苇和菖蒲的西下洼了。西下洼里有一种傻傻的“老头鱼”，大肚子，黑细鳞，脑袋比胖头鱼还大。孩子们能轻易钓上这种鱼来，从初春钓到夏天，直到深秋上冻的时候为止。母亲说老头鱼身上有血吸虫，从不吃这种鱼。其实她是偏见，我吃过彬子家做的老头鱼，肉质雪白细腻，味道异常鲜美。
安顿好新家，母亲买回一脸盆鲫鱼“温锅”，有红烧鱼、糖醋鱼片、奶白鱼汤、干炸鱼。父亲也拿出一瓶茅台酒祝贺乔迁之喜，他给母亲倒上一盅酒后，对三个孩子说：“我想告诉你们一件事，你们还有两个哥哥。”
“他们在哪儿？”姐姐惊奇地问。
“一个在沈阳，一个在北京，都在上大学。”
我不可思议地瞪大眼睛，怎么突然冒出来两个大学生哥哥，家长却从来没跟孩子说过？我问母亲是真的么？
母亲点头。
“他们是我前妻生的，”父亲有些尴尬地补充道，好像做过什么亏心事，眼睛一直望着窗外。“你们是亲兄弟。”
“前妻是什么意思？”妹妹问。
“小孩子不要多嘴多舌，”母亲替父亲圆场，“以后人家要问，你们就说有两个哥哥，好吗？”
“好。”我欣然接受了。
“你们要好好向哥哥学习，将来也能考上大学，妈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让你们完成学业。”
我向往有哥哥，梦想有哥哥，羡慕人家有哥哥。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有哥哥就不孤单了，省得再穿姐姐换下的衣服，和她们玩跳皮筋儿，跳方格，过家家，姐姐总跟腚虫一样跟着我，一看我和男孩儿玩就怕打架喊我回家。妹妹更讨厌，动不动向父亲告状我又淘气了，同学们都笑我像个丫头片子。况且哥哥本身就是一种威慑力，打起架来哥俩一起上，肯定没有大孩子敢再欺负我。生活毕竟是美好的，有两个上大学的哥哥就更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