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我老想起一个地方:梅花村。梅花村在离广州很远的地方,靠近潮阳棉城,在大北山对面的一个坡上,跟大北山对望,中间是广汕公路,靠村一头是稻田,四、五月,稻田青悠悠的,在阳光里,披露一些故乡的味道。靠山一头是梅花石场,一条土路连着广汕公路。土路在斜坡上,路脊背突起,青石子白石子粒粒可数。路两侧被拖拉机车轮碾出了深沟。路两边有稀疏的荔枝树,病态,叶子耷拉着在赶往死亡的路上,其间青草和苦艾繁盛茂密不可落脚。草里有一座梅花农场废弃的平房,石场拿来做了宿舍。直往上,到山前,往右上一狭长的窄坡,就是梅花石场。石场的正面依山砌有两丈高的平台,安装粉碎机。百十斤的石头扔进粉碎机的铁嘴,一阵嘎嘣嘎嘣的声响后,棱角分明的石块成为二指大的碎石,从铁皮槽里溜下来,装进在下边的拖拉机车厢。风钻的气压机和发动机等设备,搁在离粉碎机两三米远的一个小铁皮屋里。铁皮屋朝公路两边都敞着口,无遮无拦。放炮的时候,石场的工人就从炮口跑进小屋子躲着,听炮响,看满天的石头像鸟儿一样飞。
这里的工人有来自梅州的客家人,潮阳的本地人,也有来自福建龙岩乡村的,还有来自贵州、四川、安徽的民工。石场领班是个装了假眼的客家人,负责点炮。估计他的假眼,也是拜飞溅的碎石所赐。在石场里,可以看见他带着助手抱着风机钻炮眼,风机发出阵阵“哗哗——呜”的声音,石粉从钻头那里迸出,一个炮眼打出来,头发、眉毛、鼻子里的毛、衣领上,都挂满白色的石粉。他并不在乎,只要许可,还闲出一只手趁机点上一支烟叼在嘴上,大声呵斥自己的助手,说他没力,昨晚打“手枪”了。他的助手那个年轻的后生听了骂,也笑着,估计已习惯了听领班这样的训斥。在他们的身后,是一班锤手,用铁锤将石头改小。这也是体力活,每天抡几千次八磅锤、十六磅锤,将抱不动的大石头改成可以抱动的石头。
这些人中有中年人,也有年轻人,都清一色男人。在五月的阳光里,穿着被汗水打湿过无数次结碱无数次已硬得像盔甲的上衣,随着铁锤而仰起和俯下身子。那前倾的姿势,让人想起雕像。他们的皮肤黑里透着紫,像用黑漆渲染过的铜。叮叮当当的敲打声,就是他们跟山的交流。山因为他们而坍塌,他们因为山而生存。山给了他们姿势,他们给山灵魂。没有他们,这山,像下面坡上的荒地,是断然无人理的了,更不会聚集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壮男人。
我当时在他们的旁边,是石场唯一的湖南人。
我是阿刚介绍来的,阿刚是贵州人。
我们负责清理现场,把放炮轰下来的土块装车运走。两个人装一车,拖拉机司机就给每人发一个游戏机币,下班拿去老板那里数,一个游戏机币代表人民币两元。土块多,来的拖拉机多,我们口袋里换得的游戏机币也多。最多的一天,我和阿刚合装了六十多车,赚了石场120多块。有了钱,阿刚就会买一包好一点的烟,向有自行车的本地人借了自行车,到和平镇去看老乡。我无处可去,也不想去领班的房里看电视,就一个人窝在床上,就着15瓦的白炽灯看从旧书摊淘来的《郁达夫选集》。看得眼花了,就放下蚊帐,昏昏睡去。睡觉中听见有人语,醒过来,是阿刚和一个陌生青年,在用贵州话交谈着。估计这青年刚从家乡出来,还没找到事做,阿刚把他带了来,明天问老板,是否可以给一个事做。
我虽是阿刚介绍来的,但我跟他并没有多少交情,我不喜欢他的话把,他跟人说话,张嘴就先来一句“你妈X”的贵州土话。潮州人或许一时听不太懂,而湖南人却是能听明白的。或许阿刚无心骂人,但吃饭的时候,开口一句“你妈X,吃饭”,吃完饭了又来一句“你妈X把我的碗也洗一把”,去上工了还来一句“你妈X干活路了”。随时随地,只要他在,就能听见他的一句“你妈X”的脏话。因为他,我几乎都怀疑起所有贵州人的素质来了。阿刚见我枕头脑边放著书,说:你妈X还是去大城市,这里是我们的。他还没说完这话,我就想揍他。
石场里只要两个人装泥土,阿刚的老乡来,那只有我离开。虽然我讨厌阿刚,但一旦离开石场,我又没了吃饭的地方,也是一件很让人心惶惶的事。终于可以不再听阿刚那句“你妈X”的口头禅,觉得也是一种解脱。离开的时候,阿刚递给我一只烟,说“你妈X个人走了,我不送你了,找到好事莫忘了我”。我扔了他的烟,说“你妈X以后别开口就你妈X啦”。他怔了怔,说:又不是骂人。我不再跟他说话,怕他一出口有来一句“你妈X”。
离开石场后,我在双凤工业区找了一个活,呆了下来。这里也有贵州人,我也见过两次阿刚。一次是他送一个女孩来,一次是来闲逛,还给我散了烟,开口一句“你妈X到这里找到事了?恭喜你啊。”我不答他,点了烟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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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最末的一天,路过梅花石场,看到路边的青草,几个亭子,没有见到一个人。只是远远的看了一眼石场,然后随车飞快地离去。我也想起过领班,想起过阿刚,想那些成年累月在石场里埋头苦干的壮男人们,他们把男人的耐力和阳刚已在石头上发挥得淋漓尽致。只是想想,却因为阿刚,想起来就生气,于是也就没了上山去看那些昔日工友的兴趣。这事逐渐淡忘,一个黄昏,人家店子里的灯光把路面映射得影影绰绰的时候,我们厂门前聚了一堆人,我见到了阿刚送来的女孩,招呼了一声,问出了什么事?那女孩说:阿刚昨天在石场被炮轰死了。我立马想起了那个说话瓮声瓮气,眼睛前突,身材精壮彪悍的一个黑脸汉子来,也记起我们曾嘲笑过他的脸洗不干净的事来。那女孩说:阿刚带去的那个青年,躲在铁皮屋里,炮响了,探出头来欣赏满天飞得像鸟一样的石块,阿刚要拉他进去,不知道自己也伸出了头,被一只拳大的石头打中,顿时把一颗头打稀烂了。而另外的人安然无恙。来的这帮人,是阿刚的亲戚,刚从石场讲价钱回来。石场开始只赔两万安葬费,见去的人多,怕闹大事,现在又答应多赔一万,要求就地埋了……
断断续续听了这么多,我就离开了。
石场的宿舍打的是通铺,两根长杠,上面铺一层模板,一个人一块,当床。阿刚当时就睡在我的旁边。我除了一只做枕头的挎包,还有一顶朋友送的蚊帐。阿刚只有一顶蚊帐,他的枕头是两块红砖头,用报纸报了几层,表面十分的油腻。我当时笑他这么硬的枕头,要把脑袋睡扁了,他当时回道:你妈X的你晓得个逑,枕头硬脑袋才硬。没想到,昨天,他的那颗硬脑袋终究没能硬过石头,像被扔进粉碎机铁嘴里,嘎嘣声响之后,只有碎片了。
经过石场宿舍,那宿舍竟已坍塌了一角。
那通往石场的土路上,也在软泥多的地方,长出了一蓬一蓬的蒿草。
再往上看,大平台上的粉碎机已不见了。
我的那些工友走了,为什么走了,我不知道。但依稀能听见一句:你妈X的……,心里又有一种不祥之感,是不是在阿刚之后,石场又遭遇过一场重大变故,终将石场推进了崩溃的深渊?我不知道,也不敢深想。风凄凄地吹,山坡上苦艾草尾轻轻地摇。而一边的田野里,却是一片金黄的稻浪。梅花村在阳光里,想一个脏兮兮的孩子,在高天流云青山下,像我一样,寻找着一种叫魂的东西。阿刚没有它,做鬼也回不了贵州,我没有它,只能在路上寻找,在生活里去寻找,在故事里去感受,在未来的岁月里去收取了。
又要过年了,还有四天,就是除夕夜。
我不在梅花村,我到了阿刚说的大城市广州。
我想起了梅花村,那个叫阿刚的年轻汉子,和那些曾经像雕像一样立在阳光里的石场工人。时间过去了不是一年,而是快二十年了,他们依然鲜活。二十年我依然在路上,这个年,依然回不了家。他们呢?那些已经杳无音信的人呢?我想,我们这来自五湖四海的一代人,注定了在路上,在生死上,安了一个家。这个家就像时代上面结的一朵小白花,既纯洁,又悲哀,为让这个时代醒目,千里万里奔波,也不肯轻易在他乡路上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