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讨厌造反派，倒不是没有造反的资格，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它是酸的。关键在于他们不讲道理，也不讲怜悯，动辄盛气凌人地发造反派脾气，打倒砸烂一切。
保皇派倒是些有正义感的好人，虽不得势却重感情，不管明里暗里一味帮助老领导。尽管其中不乏一些“反戈一击”者，一开始不敢参加造反，看到形势大变，造反成了最安全的选择，便转过身来大打出手。大部分保皇派还是很得走资派的赏识，“文革”结束后，基本上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重用。我最喜欢逍遥派，他们总是宽待走资派，极富同情心，从不打人、侮辱人。比如在批斗大会上，逍遥派也随大流喊几句口号，看到哪个走资派撅得受不了，就暗示你上厕所休息一下。遇到有人用皮带打你，就主动接过皮带让打手歇会儿，自己干咋呼不动手。再比如，造反派头头让他去勒令哪个走资派来“小会帮助”，他会推说你正在患病……强迫你劳动改造的时候，他会分配你干些轻活儿，对你的“磨洋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不就干脆视而不见。
我看糖厂有一半职工是逍遥派，他们逃避运动，对周围的事情不闻不问，自己从来不想这些事情，也不许孩子惹是生非。每每上学前，家长都叮咛孩子千万不能打老师，下课早早回来帮家干活儿。因为彬子的父亲当过伪警察，铁南的祖母是俄国人，明利的祖父是地主，他们都没有资格当红卫兵。唯有春节和朋久根红苗正能加入红卫兵组织。我的伙伴们大多继承父辈的秉性，有自己的生活准则，即使我是糖厂头号走资派的狗崽子，他们也重哥们儿义气，从不歧视、嫌弃我，照样和我在一起玩耍。
我常去春节家串门，除讨厌那两只大鹅喜欢他家所有的人。
春节的父亲面黄肌瘦，和蔼可亲，是糖厂三楼单身宿舍的管理员。他很少管家里的事，唯一的爱好是喝酒。夏天不当班时，我常见郭叔叔和朋友蹲在三楼旁的大杨树下喝酒，大家摆上碟咸菜，倒上大半茶缸白酒，一喝就是大半夜。郭叔叔喝酒的手势很奇特，他从不握茶缸把端酒，而是张开拇指和无名指扒住茶缸的外沿，伸长食指抠住茶缸的内沿，探出中指抵死茶缸底，把那个用不上的小指翘成莲花指，捏起茶缸送到嘴边呷上一口，嘴里发出满意的吧唧声，再吃上一小口咸菜下酒，这便是他赛过活神仙的时候了。
在我的印象里，春节的母亲郭婶儿身体强壮，吃苦耐劳，是典型的山东女人，整天围裙不离身。尽管有一个贪酒的丈夫和六个孩子，生活窘迫，家徒四壁，郭婶儿却任劳任怨，乐天认命。她总是拿出水萝卜、洋柿子给我吃，一边忙着家务活儿一边说：
“小艾平，咱们是老乡，操他奶奶的，一个没文化的老娘儿们，谁管得着。告诉你妈来串门，别老一个人在家里憋出病，说说话，心里痛快痛快。”
母亲让我捎话：
“谢谢你郭婶儿，我不想给她找麻烦。”
郭婶儿在家属服务站拉氧气瓶。每天天一亮，她早早给家人做好饭，穿起一件深蓝色的大围裙，拉起铁架子手推车去市里的氧气供应站运回四瓶氧气，就算完工了。若在厂区碰到母亲，必唠一会嗑，逗得母亲笑逐颜开，她才拉起手推车离去。
“郭婶儿和你唠嗑，看你劳动的造反派不管么？”我问母亲。
“女人家的事，他不好意思听。”母亲微笑着说。
“都说什么？”
“有一次你郭婶儿告诉我，她拉氧气走到黄沙滩，想小便，见前后左右都没有厕所，人憋急了，索性用围裙蒙住脸蹲在马路边上就尿。吓得行人都不敢走道了，一直等她尿完才过去。你猜她怎么跟我解释的？”
我猜不出来。
“她说活人还能被尿憋死，管他呢，我一个大老婆子怕什么羞。我把脸一蒙看不见别人，别人也就看不见我了嘛，他认得我是谁。尿他奶奶的，谁怕看见，就绕着走！”
春节家的大院动物园一样热闹，有一条狗、两口猪、两只鹅、几只鸭、一群鸡。晌午头，郭婶儿下班回家，一进院门家里就炸了锅，猪扒着圈嚎，狗围着她摇尾巴，鸡鸭鹅追着屁股叫，所有的家禽都伸着嘴巴管女主人要东西吃。事情一大堆，得忙着干起来，眼是懒蛋，手是好汉。郭婶儿顾不得休息，放下葫芦拿起瓢，喂饱它们，孩子们也喊饿了，她又烧饭做菜，侍候一大家人吃午饭。按理说郭婶儿拉着四个氧气瓶子一来一回走二十多里路，吃完午饭该休息了吧，不能，她还要洗衣服、做鞋、买菜，准备做晚饭。一天到晚陀螺一样转个不停，如此这般，周而复始。用郭婶儿自己的话说：“待着也是待着，干活儿累不死人，省得锻炼身体了。”她张开双臂，两手往衣襟上一拍。“我没见哪个干家务活儿的人累死，倒见过不少人闲出来病的！”
我虽常去春节家玩，却不敢吃他家的饭。
有一次，邻居家的猪身上长满黄豆大小的囊泡，邻居怕传染“米猪”病，将病猪拖到铁丝网外的菜地里挖个坑埋了。人家前脚走，郭婶儿后脚就赶去挖出猪来。她给死猪放过血，扒去内脏埋掉，扛起猪身子回到家里，大卸八块用高温煮过，一家人吃得有滋有味。母亲说咱不能吃，吃了“米猪”肉，人的身上容易感染绦虫病，从此我不敢吃他家的东西了。其实母亲是偏见，大字不识的郭婶儿却英明无比。“文革”期间买什么肉都凭票供应，唯有“高温肉”不要票，排一次队每人允许买一斤。所谓的“高温肉”就是“米猪”肉，我们无一例外吃得很香，至今也没有感染绦虫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