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驾车离开医院，在第一个路口等红灯时，我打破了我对露丝许下的两个最重要的结婚誓言：第一，我以一个医生的口吻和她说话；第二，我欺骗了她。
不能讨论的秘密
从牛皮纸信封里取出X光片，只借助车顶上方微弱的灯光，我便已知道露丝体内发生了什么。但我一边发动车子，一边说：“嗯，我什么也看不出来，我们还是回家去咨询专科医生吧。”我当然是在佯装，我是肺癌专家，即使对妇科领域不是很在行，但只一眼我就已经看出，露丝的癌症已经扩散。
露丝的X光片很快被传到纽约的癌症中心。我在这家癌症中心当医生已超过10年，2008年，露丝也是在这里首次查出乳腺癌。回到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住所不久，电话就响了，是露丝在癌症中心的主治医生打来的。
她的医生用了很多我无比熟悉的词，比如转移、紧急放射、下一步要注重“生活质量”而不是治疗等等。我无法再顾及露丝的感受，直接使用了专业术语，“她会发展成脊椎压迫吗？”我问，露丝则在一旁茫然失措地看着我说：“那是什么？”
对方没有采用掩盖事实的委婉说法，也没有小心翼翼地刺探，他坦言道：“目前你的病情还是可控的，我们还可以采取很多措施，说不定你还能维持很多年，但治愈是不可能的了。我们现在的目的是延缓癌症扩散，尽可能给予你更有质量的生活。”
这些话的潜台词就是，从X光片上看，露丝的日子不多了。 我意识到现在我们夫妻之间有了一个不能讨论的秘密。
暂时的胜利
手术一个月后，她有所好转，可癌症并未消失，只是从某个威胁她的部位被暂时铲除。
接下来，露丝的医生开始给她用荷尔蒙类的药物，这在许多女性癌症患者的病例中是常见的治疗方法，因为她们体内的雌激素助长了癌症。他乐观地表示，如果这种药物管用，露丝要吃上一阵子，甚至可能吃上几年。
我们的生活渐渐恢复正常，只不过对一些小事变得格外珍惜，比如一块儿去海边看日落，把脚趾浸在水里，感受海水的抚摸。
有些日子，露丝心情不错，可有些日子，她心情会很糟，但不管怎样，只要我们还能彼此相守，我就很满足了。
当露丝从手术和放疗中恢复过来后，她又重新回到银行上班。
初秋时分，露丝的医生告诉我们，她的“肿瘤标志物”连续两次上升。当这些血液中的化学物质上升时，意味着癌细胞可能在增长，也意味着治疗已经控制不住癌细胞了。
医生给露丝开了新的处方，也就是所谓的“二阶治疗”。但内行都知道，从一阶、二阶到三阶，每一次治疗方式的变化带来的是更多的副作用，正面效应其实微乎其微。
二阶治疗还是吃药，但这次露丝从一天吃几颗，变成了一天吃几把。
露丝的医生表示，化疗也许根本不管用，或者即使管用，它带来的副作用很快露丝就将无法承受。所以，我们有了另外一个目标——看露丝是否能在病情不加重的情况下，承受住大量的药片——那就是我们在通向失败的道路上取得的暂时胜利。
赶上过新年
11月中旬，露丝出现了一种新的并发症：腹部肿胀。 当腹部肿胀到露丝无法承受的地步时，医生们开始给她消肿，以帮助她保持行动能力。这一措施叫穿刺术。
第一次看露丝接受穿刺术时，我的心都要跳出来。当液体流出时，它是浑浊的，不像因肝衰竭产生的液体那样比较干净。这意味着，虽然癌症仍消耗着露丝的生命，但这一致命的并发症仍在掌控当中，我第一时间感受到了希望。
我的医学知识告诉我，这些浑浊的液体很有可能是淋巴液，这意味着露丝的淋巴管被堵住，需要植入一个分流器。
那是一个1米长的硅胶管，从腹腔进入人体，沿着皮肤下面伸到锁骨，再回到心脏上方的循环系统。这是一项大工程，存在极高的风险，包括肠内出血或破损，任何一种情况都将要了露丝的命。
露丝的医生在圣诞节后给她做了植入，她几乎去了鬼门关。
一旦腹腔液进入血液，她的血小板就开始内耗。一个正常人的血小板数量从15万到40万不等。在做植入前，她的血小板数量超过20万。植入后，数量降到5万，低于这个临界值，内出血的风险便开始迅速上升。
每天早上，医生们会来查房，他们兴致勃勃地宣布接下来的治疗，尽管每天的内容都一样：监测血小板数量，看是否能保持平稳。期间露丝会问好多问题，我则安静地坐在一旁听着，不是出于礼貌或尊重，而是因为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的一切。
走出病房，医生们会在走廊里讨论，会相互道出实情：对这位病人来说治疗方案已经穷尽，什么都不管用了，她已进入晚期。
经过数日相同的例行检查后，我们带着分流器回了家，正好赶上过新年。
最后一句话
一天，我和露丝坐在一家咖啡馆里，光线正照在她的身上，我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露丝的眼睛变黄了。后来露丝自己也发现了，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我也不清楚，得问医生。
这当然又是一个谎言。病人的身体泛黄，首先是眼白，之后是皮肤。泛黄本身不重要，但它意味着人体内部正在恶化，它还意味着，露丝的大脑里将很快布满毒素，她已经接近生命的尽头。
几天后，露丝变得神志不清，行动摇摇晃晃，她想去医院问问主治医生，何时开始新一期化疗。
我答应第二天带她去医院，转身就像个出轨的丈夫，走到另一间房的角落，拿出手机，偷偷给露丝的医生打电话。
“我不能再让她接受化疗了，她太虚弱，那将致她于死地。”医生说。
“是的，我知道。”我回应道。
第二天，当露丝坐在医生面前时，他按照前一天我们在电话中商量好的办法，告诉露丝说，最好再等两天再进行化疗。而我这个“阴谋”的参与者则坐在露丝身边，一言不发。
两天后，露丝在我的怀里安然离世，她最后一句话是：“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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