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父亲
一、
自从老爷子去世之后，一些对他比较熟悉的老人常常对我说到他：你的父亲做了一辈子的官，可他始终做官不像官。一个县委副书记，有车不坐，下乡就靠两条腿。住在农民家，跟腿上沾着牛屎的老头子睡在一张床上，谈得有滋有味……
这些老人对我们家的老爷子充满敬佩之情，言谈中表示了一种深深的怀念。
但也有人不以为然：一个1940年入党的老干部，1941年就在解放区做区委副书记，1944年做区委书记，1951年做到县委副书记，又到省政府工作过。以后呢？又回到这苏北的穷乡僻壤来了。他的战友、同僚，乃至部属、警卫员，差不多都是在上海、南京，或者在江南的其他城市，官位都在他之上。而他呢？虽说没有犯过什么错误，可也没看到什么进步。一直就是原地踏步。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他还是整天乐呵呵的往乡下跑，积极的很呢！结果又怎么样？“文革”后落实政策，连县委副书记的位置也没有了，只好到县人大当一个可有可无的副主任。这种人，少有的傻呀！……
对于这些议论，父亲在生前就听到过。他很坦然地置之一笑：我参加革命不是为了要做官！党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我就要好好干，为人民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二、
父亲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投身革命的。那时他在根据地的地方政府工作，没几年就做了党的区委书记，大小也算是一个“官”了。然而，在那战争年代，没有一个共产党的干部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官”的。他们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整天和群众在一起，与敌人做斗争。据父亲的一些战友回忆：父亲虽然是个读书人出身，但一点也不像一个知识分子。白天和农民一起下地，晚上和农民一起唠嗑。吃的一锅饭，睡的一个地铺。脚上有泥巴，身上有牛屎。从外表看来，谁也不会想到他就是让汉奸们闻风丧胆的共产党的区委书记！
战争年代，父亲这样做，大多数人都还能够理解。然而，解放后他还坚持这样做，不改初衷，在某些人看来，就有点不可思议了。
父亲依旧是我行我素。他始终认为，解放了，进城了，战争年代的危险没有了，生活条件也变好了。但是我们的农村还十分落后，农民兄弟的生活还很苦。革命还没有成功，艰苦奋斗的传统还不能丢。不但不能丢，还要更加发扬光大。
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从苏南到苏北，从这个县到那个县，只要下乡，父亲总是坚持靠两条腿步行。机关派车，他坚决不要。随行的人有些想不通，他总是耐心地说：到乡下就要和农民打成一片，农民才能把你当作自己人，才能对你讲真话。你坐车来，一路上屁股冒烟，农民就会和你拉开距离，心里话就不会对你说了！
做“官”四十多年，父亲对农民始终充满深厚的、真挚的感情。离休后，他还常常与我们说起他交往中印象最深的十个老农民的故事，并写下了一组《忆十老农》的短诗：“十个老农都已老，皮粗体瘦须发白。一个一个归天去，噩耗频传我心酸。”每当想起这些农民朋友，他总是深情地说：这些人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老师。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正是由于对农民的深厚感情，父亲没事的时候总爱朝乡下跑。脚底板下知民情，是他这一辈子最坚定的理念。农民心里想些什么，希望什么，反感什么，他总是一清二楚。在农民的心目中，他这个“官”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因此有话都愿意对他讲。他也总是为农民朋友不把他当外人而感到欣慰。在晚年的一组杂诗中，他这样道：
脚底板下知民情走村串户靠步行
爸妈给我两条腿我用两腿为人民……
三、
廉洁奉公，不谋私利，是父亲多年为官的宗旨，也是老百姓对他的一致评价。
战争年代的事情就不去说了。解放后，进城了，身为一个领导干部，手中多少有点权了，请吃送礼、求情办事的人就多了起来。父亲的态度一直是该办则办，不该办的坚决不办。至于有人送礼，他是一个不收，坚决拒之门外。几十年如一日，从未破例。久而久之，人们都了解到他的秉性，也就没有人送了。
父亲对自己、对家人一向要求很严。县里有些领导干部的亲戚、朋友来了住招待所，常常分文不付；而他的亲戚、朋友如果住招待所，他总是要去算帐付钱，分文不少。在物资供应紧张的时候，有些人千方百计给自己弄鱼弄肉弄木料；而他则把别人送上门来的鲜鱼、内销苹果推出去。有些人讲究吃吃喝喝，拉拉扯扯；他一碰到这样的场合，掉头就走。要是有谁跟他攀私情，拉关系，十回十不成。上级来了人，他从来不陪吃陪喝。如果下乡，他更是不肯接受特殊的招待。有一次吃玉米面，另外给他炒了一盘鸡蛋，他一筷子不尝。在盱眙县的许多地方，都有“张书记下乡吃饭不要菜”的传言。对于他的艰苦朴素和廉洁奉公的作风，在乡村的庄户人家中受到广泛的好评。对此，《人民日报》曾经在1979年7月18日的一篇文章中做了比较详尽的报道。
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父亲的面目是模糊的。虽然他工作的地方离家只有几十里路，他常常是两、三年中也不回一次家。有时难得回家一次，也是来去匆匆，住上一宿就走路。七十多岁的爷爷的生活，还有家中的一切农活，全是我母亲一个人在家料理。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全家吃糠咽菜是常有的事情。小时候我在家失学多年，直到十六岁才小学毕业。以后初中没毕业就参军到部队了。母亲一直坚持在家务农，直到五十七岁时，为了照顾父亲的身体，才把户口迁入父亲工作的地方。我的弟弟也是一直在家乡当农民，父亲从来没有动过把他调离农村的念头，总是教育他：当农民光荣，当农民同样为国家做贡献。要安心把地种好。不要怕苦，不要往城市里跑！弟弟听他的话，一直在家种地。后来由于父亲年老多病，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身边没有子女，许多困难无法解决。为了照顾父亲的身体，组织上才决定把已经四十多岁的弟弟和他的一家安排到父亲的身边。
父亲常常讲：若要正人，先得正己。做了“官”就要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以身作则。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与旧社会的官还有什么区别？还能叫共产党吗？
做了“官”，不忘共产党的宗旨。做了“官”，更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父亲这一辈子，
正如他自己在一首诗中说的：
平生有权没特权以权谋私不沾边
两袖清风来又去粗茶淡饭过一生……
四、
为官不论大小，只要做事就好。职位不论高低，关键是看你有没有作为。
十年“文革”，中华民族陷入一场空前的浩劫中。小小县城也不能幸免。县委瘫痪了。作为县委副书记，父亲多次受到“造反派”的冲击。虽然不能正常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仍然坚持下乡，坚持和农民在一起，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1971年6月，他被“下放”到龙山公社做党委书记。“下放”就“下放”吧，此刻的父亲对于“官位”的大小早就无所谓了，只要有事情做就好。复出后的父亲，锐气依旧不减当年。
职位再小，也有他的用武之地。
由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那时候的社会风气很坏。在“革命”的高调中，各种沉渣泛起。干部中吃吃喝喝的风气十分厉害。“小鸡直叫，烟囱直冒，鸡蛋壳儿直撂，洋河酒直倒。”这几句顺口溜，说的就是当时乡村干部的吃喝情况。事情也确实如此。大、小队干部开会，吃喝都要在集体的钱、粮中报销，农民怨声载道。这个问题不解决，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考虑再三，父亲决定就拿这个问题开刀。经他提议，党委决定：以后干部开会，一律自带干粮。机关或开会的所在地，只供应白开水。首先父亲自己带头执行，吃自带的饼子。开始干部们不习惯，有的没带干粮，结果就没得吃。几次下来，也就习惯了。
吃喝风被煞住了，这个地方的社会风气也有了明显的好转。农民们拍手叫好，对干部们的工作也大力支持了。干部们也都很高兴。他们觉得，工作比以往要好做的多了。
后来，父亲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感慨地说：官儿越做越小了，事情还是可以越做越好的呀！
五、
民是主人官是仆为民服务心要热
做官不能有二心以权谋私要不得
自古官场是旋涡历来仕途多坎坷
既然走上这条路为民做事莫蹉跎……
这是父亲晚年诗作中的一首，是他多年为官的内心独白。这说明，他在多年官场生涯中的所作所为，是有他的思想基础的。他不愿意把自己的精力无谓地消耗在那些送往迎来和各种矛盾的漩涡中。他没有野心，不想往上爬。他只想在自己的岗位上，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为国家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为了做一个共产党的清官、好官，他已经尽到了自己的心和力。
今天，对于像父亲这样的先辈，不少人已恍若隔世，很难理解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官本位的体制里，像父亲这样的人，是不是有点迂，太傻了？
父亲生前，我曾经就这个问题向他请教。他笑了笑，道：我本来就不想做官，我的理想是做一个教师，或者做一个学者。没想到参加革命，把我推上了官场，走上了这条路。做官也不是什么坏事，关键是看你怎么做。我的心愿是做一个清官、好官，绝不做庸官、昏官，更不做贪官、坏官。至于有人说我傻，我知道，但是我不在乎。人各有志，不能勉强。我做人是有原则的，有底线的。违反原则的事情，我绝对不干的！
接着，我们又谈到了今天如何看待做官的事情。
要多做事，不要谋官，更不能去跑官要官。父亲再三告诫我：中国历来是个官本位的社会。官做的大小，人们很看重。其实这是个误区。官做大了，不一定贡献就大。“四人帮”的官够大的了，有什么贡献？还不是身败名裂。雷锋是个什么官？照样青史留名，人们永远怀念他。要想的开。要站得高一点，不要羡慕那些官场上得意洋洋的政客。他们的人生毫无价值可言。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多做事情，把工作做好。不要去谋官，更不能去跑官要官。做了官如果不能做事，这官还是不做为好。千万不能去做削尖脑袋往上爬的事情。
父亲还说：要淡泊名利。名和利，是现在许多人的追求。有些人一要家财万贯，二要青史留名，就是不要踏踏实实做事，不要为人民服务。我们不能做这样的人。人生百年，一切都是过眼云烟。《红楼梦》里的“好了歌”及注，对这一切就说的很透彻。什么“高官厚禄，养尊处优”，什么“光宗耀祖，荣华富贵”，都是不能持久的。都没有好下场。多读点历史，对这一切就了然了。要淡泊名利，绝对不要做沽名钓誉的事情……
在父亲去世九年之后，重温这些往事和教诲，我的心里不禁心潮起伏。父亲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有着坚定信仰的革命者。从他一生的言行中，我看到了一个老共产党人那崇高的思想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