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爸爸，两个不同的称谓，表达的却是同样的意思。
对世人来说，称父亲，敬的意思重一点；称爸爸爱的成份多一些。
我更愿意称他作父亲。在我将近三十年的人生中，他不仅给了我深沉的父爱，而且，他光明磊落的人格魅力，将影响我的一生。
我从小跟随奶奶长大，直到五岁那年，我才回到父母身边。因此，我那时对父母的感情很淡漠。记忆中最深的事，就是那时我身体很差，常常生病，而且发病总在晚上。每当我晚上生病，痛得在床上呼天喊地时，父母都很着急。特别是父亲，很有几次，夜半三更，背起我就朝乡卫生院跑。那时正是寒冬腊月，寂静的路上只有“呼呼”的风声和我断断续续的啼哭。父亲的额角淌满了汗，焦急地去敲医生的门，口里还要不停地哄我。直到值班医生给我服了药，打了针，他才松口气，又背着我回家。
等到我们三姊妹陆续上学了，父亲才渐渐地从繁琐的家务中脱身出来，专注于他的事业（他那时是一名普通中学语文教师）。那时的他，总是早早地赶去上班，等到别人都下班了，他却还在办公室加班。母亲常常有些生气，总是吩咐我们仨中的一个去叫他吃饭。每次我去的时候，总看他伏在办公桌上，认认真真地工作着。别人下班打牌（那时也兴打牌，但不赌钱）、闲聊，他却把没有做完的事又带回家里来，晚上照常在家里上班。这个习惯，他延续了几十年，无论工作的变动。
母亲忙着一些琐事，无力关心我们的学业。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的功课越来越糟糕。特别是数学，我连最简单的加减乘除都不会，一上数学课就想逃课，自己也越发没有信心。忙得昏天黑地的父亲忽然严格起来，下班后，他就把我关在屋子里，不许我出去玩，逼着我在屋里练加减乘除。那是夏天，关上门，空气更加闷热。姐姐、妹妹，还有学校的其他小朋友趴在窗前给我递眼色，惹得我心里痒痒的，恨不得飞出去和他们一起玩。然而父亲严厉的声音马上又把我拖回现实中来。就这样，整整坚持了一个学期，我的成绩渐渐地有了起色，学习兴趣也渐渐地浓了。父亲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很少再过问我的学业。
初三那年，我们全家随他工作调动搬到了县城。我进了一所中学，但由于环境的不适应，我的成绩一落千丈，最后勉强考上了高中。正当我犹豫着准备上高中时，班上有几个同学动员我去复读。年少气盛的我，幻想着能考上中专，远离家人去闯荡一番“事业”，于是背着父亲去复读班报了名。父亲知道了非常生气，命令我去退报名费，无奈我死活不肯，并向他保证，一定考取中专。见事已至此，他没有再多说。
那一年，我履行了自己的承诺，在复读一年后考上了中专。
我入学那天，他去送我。我看见他微微发福的身子，吃力地帮我提着那口大箱子，汗水直往下掉，一如当年背我上医院的情景。我不由得很感动，而更多的是能脱离他和母亲管束的自豪。我读中专的四年，他常常给我写信勉励我好好学习，只要出差，必定来看我，给我带些东西。现在想来，我那浑浑噩噩的四年，真的有愧于他的关心。
毕业后，我回到他身边，人随着环境变得世俗，沾染了许多浮躁的习气，对父亲渐渐有了看法。
父亲是小城公认的老实人，他身边是那种正直、讲究原则的人。姐姐初中毕业，本来上了中师的分数线，只是分数不高，如果父亲打一声招呼，便可以录取，但他没有，结果姐姐又复读了一年才考进中师。姐姐毕业后，作为教育系统干部的他，只要稍稍走一下后门，姐姐便可留在城里，但他也没有。姐姐在乡下教了许多年，才慢慢调回城里。而因为他的正直，也得罪了一些人。这令许多人不解，包括我们全家人。母亲和我们经常在他耳边嘀嘀咕咕，但他并没有因为环境和家人改变自己的信念，依然故我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工作、生活、待人处事。
小时候，父亲很少关心我们的学业，工作后，也甚少过问我们工作的事。他在家的时候，一般都很沉默，往往坐在房里看书，或是做他那总也做不完的工作。但对来找他调动工作、评职称的人，他总是很耐心，不厌其烦地给人家讲道理，一起分析问题。我老是奇怪他为什么有那么多合情合理的话语和理论。而对我们，他的话总是少得可怜。大家也怕听他讲话，因为他对我们讲的，全是一些“革命理论”，应该说全部正确，但基本上与今天这个社会的实际脱节。每当他讲的时候，大家都装着洗耳恭听，听过后又都忘到九霄云外了。
父亲年纪渐渐大了，头上长出了白发，马上面临着退休。
有一天，母亲说起从前在乡下生活的艰辛，讲了一件事：那时候，物资匮乏，什么都要计划。有一次父亲攒足了肉票，想买一对猪蹄给全家改善伙食，食品站卖肉的那人却想把猪蹄卖给他的亲戚，气得父亲和他大吵一架，差一点动手，终于买到了那对猪蹄。
大家都忍不住想笑。
今天的我们已很难想象父亲会为了一对猪蹄与人争吵，但我丝毫不怀疑母亲话语的真实性。
因为，近三十年的相处，我渐渐接受了父亲做人的原则：襟怀坦荡，顺其自然。只有这样，人生中无论贫富、得失，才能坦然面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