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二哥，是我插队时的好友。
我是“老三届”的“知青”，我家所在的小镇工农杂居，我们家是城镇户口。当时学生不让念书，只有一条路——“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因此，我在初中混了三年，就在离我家最近的生产队插了队。我家和二哥家本来是世交，我来到生产队后，很快与二哥成了好朋友。
二哥中等身材，一双像鹰一样的黄眼珠透着机敏，高高的鼻子，要是扮演美国兵绝不用化妆，因此他有一绰号叫“张大鼻子”。一张常年风吹日晒成黧黑的脸，经常让酒染得紫红。只是二哥自小吃林中的控山水长大，得了当时东北山区普遍流行的大骨节病，走路一瘸一拐的，手指短粗，关节膨大。
别看二哥走路一瘸一拐，可翻山越岭，一般人还真撵不上，因此，他还有一绰号叫“神瘸张”。更别看二哥的手指又短又粗，那可是一双远近闻名的巧手，诸如扒炕、苫房、杀猪、宰羊、做豆腐这些农村中的细活、巧活，他样样干得来。至于扶犁、赶车、扬场、簸簸箕更是样样精通，是个典型的庄稼把式。二哥还是个热心肠，无论谁家有事，都愿意找他帮忙，二哥是随叫随到，从不推辞。
二哥还娶了一个能干的媳妇。二嫂是山东人，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遇上灾荒，同家人逃荒来到这里，经人介绍和二哥结了婚。二嫂长得白白净净，身材矮胖，圆圆的脸、圆圆的鼻子、圆圆的眼睛虽然不大却十分精神，自来发黄的头发扎成粗粗的两根短辫，未曾说话先要笑，笑起来嘎嘎脆。美中不足的是，二嫂尽生丫头不生小子，一连生了四个丫头（那时候还没实行计划生育）。本想已经够一桌了，这回该生儿子了，可谁想这回二嫂一努力，竞一胎又生了俩丫头。按说，这是挺上火的事，但二嫂却一点儿也不上火，听母亲说，二嫂刚生下孩子，就一口气吃了三十个鸡蛋，又喝了一水瓢小米粥。奶水充足得两个孩子都吃不完，还一个劲地顺着奶头往外流。
二哥更没上火，一边哼着小曲儿，一边给二嫂煮鸡蛋、熬小米粥，笑哈哈地对前来下奶的人说：“一个姑娘一缸酒，我现在有六个姑娘，我有喝不完的酒喽！”
二哥最爱喝酒，可那年头人们生活清苦，像张二哥家孩子又多，在生产队里一年到头见不着几个钱，想天天喝酒是办不到的。但由于经常有人请二哥去扒炕或苫房，特别一到杀年猪的时候，大家都排着号去请二哥，因此他平日喝酒的机会就比别人多。我很喜欢二哥的为人，于是就隔三差五的，揣着一瓶酒到二哥家去和他一起喝酒闲聊。
那时，下酒菜是不太讲究的，扒个白菜心儿、切点罗卜块，再加上几棵大葱、一碟大酱就是很好的下酒菜了。二嫂做的大酱是我们这一片儿最好吃的，我也最爱吃二嫂做的大酱。二哥是生产队的豆腐倌儿，他把豆腐皮儿都珍藏起来，自己从来舍不得吃。我来时，二嫂时常切上一盘，拌上点白菜丝，越嚼越香，好吃极了。
有一次，二哥家养的一只正下蛋的大母鹅，被车轧死了，二哥喊我去吃肉，我到供销社装了二斤酒，又买了半斤糖块，乐颠颠地去了。离二哥家好远就闻到了浓浓的香味。二嫂把一盆香喷喷的鹅肉端到我和二哥面前，她和孩子们却谁也不吃，我以为二嫂为正下蛋的鹅心疼，不忍心吃，就夹起鹅肉给孩子们，可孩子们都躲得远远的，二嫂忙说：“你快吃吧，我们家都不吃鹅子肉，要不是听说你爱吃，我早就把它扔了。”我这才相信：原来这么好吃的东西，也有人不吃。我掏出糖分给孩子们后，就大吃起来。二哥也拿起一块试着吃，从那以后，二哥就开始吃鹅肉了。二嫂见我吃的香，又说：“恁爱吃，明儿二嫂再给你剁一只。”我连忙摆手说：“可别，可别！”可别小看那几只鸡、鸭、鹅，当时庄稼院儿全指望卖几个鸡、鸭、鹅蛋，去换回针头线脑、火柴咸盐呢。
在那个总也见不到荤腥的年月，一顿大鹅肉让我终生难忘，直到现在，我还对炖大鹅情有独钟。可就是总吃不出当年那个香味，又一想——可也是啊——这一，人已经不像当年那么熬困；这二，谁又能把正下蛋的大鹅炖来吃呢。不是正下蛋的大鹅，是绝炖不出那种香味来的。
不光我爱去二哥家喝酒，队里的年青人都爱去凑热闹。或春天在泡子里淘一桶蛤蚂、或夏天在大河中摸一筐河蚌，都愿意抬到二哥家，让二嫂炖来，大家一起饮酒狂欢。二哥二嫂家，给我们原本贫乏孤寂的插队生活，平添了许多色彩和乐趣。
如今，吃腻了一样又一样的佳肴，可就是忘不了二哥的豆腐皮儿、二嫂的大酱和二嫂锅里炖的那飘着浓浓香气的大鹅肉。而我和张二哥之间的友情，又犹如一坛陈年的美酒，越是岁月久远，越是绵甜醇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