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生于1919年农历9月21日，今天是老人家的百年诞辰。
我能活到此时，有机会纪念和缅怀慈父，是做儿子的一大幸运。
父亲的生日跟我很接近。我的生日是按阳历算，10月20日。今天是阳历10月19日，我的生日跟父亲只差一天。我特地查了一下，有许多年份，我和父亲的生日差不了几天，有的甚至只差一天。还有两个年份，我和父亲的生日是在同一天！这是1970年和1989年。
1970年，是我们家处境最艰难的时候，母亲被关进“五不准学习班“，父亲作为“反动技术权威”、“特务分子”被押在矿井下推矿车，工资被扣，每月只有10元生活费。我和三个妹妹都作为知青被下放农村。这一年父亲51岁，我23岁。我们都不可能过什么生日。
1989年父亲70岁，我42岁，那时父亲已退休多年，我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父亲在应城，我在武汉，我们不在一起，生日是怎么过的，我没有一点印象；也可能就没过生日，就这么糊里糊涂过去了。现在想来，遗憾万分，却没法弥补。
从今天往后，再过8年，到2027年的10月20日，正好是农历9月21日，我和父亲的生日又在同一天。那时我正好80岁，父亲108岁。我想，就冲着这，我也应该努力活到那一天，就为了再和父亲同一天过一次生日。
父亲高寿95岁。这是一个生命的奇迹。他自小生活清苦，10多岁就寄人篱下过活，连多吃一个馒头都会遭受白眼和讥讽。年轻时染上肺结核，还有支气管扩张，作为流亡学生在大学读书时，因为营养不良两腿发肿、不能行走而休学一年。30岁因支气管扩张而大咯血。以后此病多次发作， 45岁那一年情况尤其凶险。止血后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动了大手术，全麻，剖开半个身子，拿掉一根肋骨，切除一叶肺和其上的支气管。尽管这样，此后咯血的情况仍有发生。
好在几次出现凶险病情时，都堪堪避过了那可能致命的境况。30岁那一次，家里遇到了贵人夏老师一家，他们不但帮忙照护一两岁的我，让母亲安心在医院照护父亲，还不断地给母亲一些钱，让她在几乎身无分文的情况下可以交上医药、住院费和维持日常生活。45岁那一次，正好逃过了“三年大饥馑时期“；如果早两、三年发病，恐怕很难活过来。82岁那一次，咯血发作时正在南京开往无锡的列车上，我去接他们，母亲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爸爸咯血了！“我二话没说直接打的去了医院。由于救治及时，病情很快得到控制。我从小最怕的一件事就是父亲咯血，那是一种天塌下来的感觉。母亲到老都记得很清楚，一旦父亲病情发作，我就会惊惶失措地对她喊道：“姆妈，爸爸又咯血了！”
父亲去世并不是因为咯血，其实最后那些年他的病不再发作。父亲是自然衰老而去的，并不是因为某一种特殊的病，所以真正可以说是“无疾而终”。
除了支气管扩张外，父亲并没有其它慢性基础疾病。到了晚年，也只有前列腺肥大能对他造成身体上的不适，但长期服药，效果还是不错的。他血压不高，血糖、血脂一直都是正常的，而且能吃能睡。他睡觉从来不需服用安眠药。烟早就戒了，酒也不喝。这是他得以长寿的重要原因。
我觉得父亲得以长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爱情婚姻生活十分美满。父亲和母亲67年来互敬互爱，相濡以沫，他们真正找到了自己的那一半。父亲年长母亲9岁，且工作担子更重，身体又有病，所以日常生活中都是母亲在照顾父亲，特别是到了晚年，在母亲心目中，活着的唯一意义就是照护父亲。母亲把父亲的病当成必须攻克的难题来对付，自己研究中医，寻觅甚至创造适合父亲的良药，硬是把支气管扩张这个病魔消灭得无影无踪。母亲对父亲的照顾无微不至，甚至是以牺牲自己的身体健康为代价。父亲是一个幸福的人。
父亲大约有三年时间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被强制劳动和接受批斗。他能够咬着牙坚持下来，除了母亲的不离不弃，就是我们四个子女对他的信任和忠诚。现在想来，我们最大的也许是唯一的骄傲就是，我们从未背叛过自己的父亲，从未揭发过他，从未想到要跟他划清界限，也从未因为他的问题不能被招工而怨恨他。有子女如此，夫复何求！这是父亲得以在非人的凶险境况中生存下来的重要原因。就我而言，对父亲的理解和信任是比较简单和容易的，因为我看的书或历史资料比较多，清楚知道那些整父亲的人加给他的罪名完全是莫须有的。说他是特务分子，所谓的事实不过是，他读高中一年级时，一次集中军训，教官宣布全体学生加入复兴社，军训结束后学生各自回校，再无任何其它活动，父亲从没把这当回事，早就忘记了。这算什么特务分子？ 至于“反动技术权威”，“技术权威”说明父亲是真正的采矿专家，没有这样的权威，你这个矿开不开得下去，还是个问题。技术跟个人政治表现有什么关系？何谈反动？而三个妹妹对父亲的信任和忠诚，则更多地出自于感性和本能，她们无法想象父亲是一个坏人，因此在对抗外来邪恶势力的威逼利诱时，更为艰难一些。想到此，我这个当哥哥的要为她们当年的坚守点一个大大的赞！特别是老妹（小妹妹），当时她还未下放，驻学校工作队的头头要她在开会时发言揭发父亲的罪行，她回家见到父亲（那时对父亲的批斗刚开始，父亲还能回家），哭着说了这事。父亲要她去揭发批判自己，这是怕女儿遭罪。后来学校逼着她喊“打倒黄立生（父亲的名讳）”的口号，她就是不喊，为此被学校组织全班同学对她批斗长达半个月之久。对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来说，这是多么的不易！
现在想来，在那个非人时代对父亲的信任和忠诚，固然是我们姊妹四人对自己做人底线的坚守，其根本之处还在于父亲自身，他是一个真正的好人，一个纯粹的人。
“知父莫若子“，我自以为对父亲是很了解的。实际上父亲平素极少跟我聊天，几乎没有思想上的交流。他跟母亲倒是无话不谈，谈的时候并不避讳我们，所以才籍此知道他的一些想法，但仍然不能深知。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为人正直，生活极其俭朴，一心扑在工作上，责任心极强，待人谦和宽厚，有长者风。这些都是不错的。同时也觉得他老人家有些怕事，性格有些软弱，不像母亲那样敢作敢为；而且在决定一些重大事情时有些糊涂，往往对己不利，常常吃亏。现在细细想来，这后一种印象倒是我错了，错的原因有二：一是父亲的许多事情其实我并不知晓，二是我看事情的角度跟父亲不一样，父亲是一个纯粹的人，而我却不那么纯粹。
父亲的性格看似随和，甚至有些柔弱，其实他柔中有刚，要是倔强起来也是十分厉害的，一点都不软弱。从母亲的回忆录中得知，父亲考上初中时，寄住在他二哥家，二哥二嫂嫌学费贵，不想让他去读书，他跟他们争吵起来，大发脾气，甚至气得昏倒在地。他在坚持自己的权利时，也是不含糊的。
在上大学时，父亲是系学生会总干事，即主要负责人。他带头想了巧妙的办法，和同学们一起，赶走了那位因嫉贤妒能、玩忽职守而激起学生公愤的系主任。他自己却因此被学校的三青团视为危险分子，甚至被怀疑是共产党而受到监视，处境十分凶险，最后导致他在即将毕业时未能拿到毕业文凭。这也是从母亲的回忆录里才得知的，父亲从未给我们讲过这些。看来父亲也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为了大家的事情，为了正义，敢于出头，敢于对抗有权有势的人，而不考虑个人利益是否会受到损害。至于年纪大了以后，经历的磨难多了，言行上自然不会锋芒毕露，但骨子里的这股正气仍在，到一定的时候就会喷薄而出。父亲本来是离休待遇，但由于他在职工代表大会上给当时的矿长提了许多意见，还当众指出其人生活作风有问题，这是其他代表都不敢说的话，对方怀恨在心，采用不正当手段，想方设法取消了父亲的离休待遇，改为退休。不过父亲对此毫不在意，并不后悔自己的做法。
工作走向是人生最大的事情，而且关涉到整个家庭。五十年代中期父亲面临两次选择，每次都选了生活环境和生存条件更差的地方，使得我们家由武汉到黄石，再由黄石到应城。母亲为此少不了埋怨父亲，我们做子女的虽然没有直陈父亲的不是，心中也是埋怨的，觉得影响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现在想来，父亲这样选择自有他的理由，我们不能说他不对。他是以事业为重，不考虑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年轻时报考大学，他选择的是矿冶系，心中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第一次工作选择，他本可去大学教书，却仍然留在煤矿负责技术工作，是对这理想的继续。其实他身体有病，在矿区工作是不相宜的，而到大学教书倒更合适。他看重的是自己的事业而非身体健康。由源华煤矿调到应城石膏矿，是因为那里生产技术更落后，更需要他这样的专家去迅速改变其落后而险恶的状况。
在黄石时，一次源华煤矿因工人吸烟将井筒烧着，造成重大火灾，死亡15人，还有不少职工未能出井，情况十分危急。父亲当时是另一个单位利华煤矿的工程处副主任。利华与源华两个煤矿属不同单位，但井下是相通的。火灾发生时，利华的许多职工在井下去源华那边营救，他们的生命也危在旦夕。这一天父亲支气管扩张发作，正在咯血，已请假躺在床上。利华的矿长别无他法，来找病中的父亲。父亲听了这种情况，不顾自己的病，立即起床，详细了解灾情，通过认真分析，大胆而慎重地提出一个“反风”的办法来解救井下人员。抢险指挥部经过研究，同意采用这一方案，最终井下60多名两矿职工全部获救。在这一事件中，父亲充分展现了他的专业技术水平和临危处置突发事变的能力，就像一个带病上阵、指挥若定的将军。如果没有父亲这样的“技术权威”，这60多条生命就难以保全。这恐怕是父亲愿意留在条件艰苦、对身体健康不利的地方，而不愿去比较舒适安逸的大学的根本原因。
父亲退休后，应城市有人想以高薪待遇聘请他负责开矿，被他坚决推辞了。他曾经为整个应城石膏的开采作过总体设计和规划，地下石膏的分布情况在他是了然于胸。但他不愿意让别的人来开采这些矿产，觉得如果这样做了，就等于为了自己得一点好处而出卖这些矿山，这对不起他工作过的应城石膏矿，尽管这个单位的人残忍地、惨无人道地对待过他。他这是真正的以德报怨，甚至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德”，而是必须按照自己的原则去做。
退休后很长一个时期，不断有企业的人来找父亲帮他们解决生产技术上的难题。父亲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有问必答，而且还要做一顿像样的饭菜招待他们。这些人来找父亲，也就带点土特产上门，即使请父亲去现场解决问题，也最多给一笔三两百元的车马费，而他们要父亲解决的问题，往往关系到企业的存亡，是一个矿区能不能存活下去的问题，而这样的矿区建成的费用少说也得数千万元。
一次，一家大理石矿的人找上门来，带来的礼物是两箱猕猴桃罐头和一壶食油，请父亲给他们解决生产上的一个大难题。父亲去了现场，为这个矿制订了开采方案，在以后的试验过程中又去了多次解决遇到的具体问题，最后这种开采方法获得成功，它在国内属于首创。这个矿请父亲主持对这一项目的鉴定会，参加的专家学者一致通过了这一方法。而该矿给与会者的报酬是每人500元，父亲也是500元。然而后来该矿向另一单位转让这一开采技术，却收取了数十万元的转让费。
这样的情况看得多了，我心中很是不平。我对父亲说，提供技术咨询和服务应该收取合理费用，不应该是完全免费的。我为父亲申办了一个技术咨询服务部；我对父亲说，如果有人再来找他解决技术问题，就让来人先找我，签订了相关的咨询服务合同后再提供技术服务。结果这个服务部是白设立了，父亲根本就不配合，一次都没有用过。只要人一来，他就立即接待；如果有车接，他就跟人家去现场解决问题，什么报酬不报酬，他根本就不考虑。在他看来，别人来求他，是尊重他，看得起他，他的价值已经得到充分体现，这就够了。
不仅对单位，就是对个人，父亲也是一心为对方着想。一家企业为了感谢父亲对他们的帮助，指派了一个职工陪着父亲和母亲去庐山游玩。临去前这人却对父亲说，他家在农村，正是农忙时节，他要回去帮家里割谷插秧，是否可以不去。于是父亲就同意了这人的要求，不去庐山而径直回家了。然而母亲还从未去过庐山，就失去了一次游览的机会。这真是“君子可欺以其方”。这人陪伴父亲去庐山，是单位指派给他的工作；如果不陪父亲，他就得干别的工作，单位决不会批假给他回家干农活。他是利用了父亲的善良和待人的宽厚，哄得老人的同情，来谋取不该有的利益。
就这样，父亲所有的技术咨询和服务都几乎是无偿的，他和母亲的生活来源完全靠他们的退休金，到后来，这点退休金仅能维持日常生活。由于可报销的医保标准极低，他们看病吃药的钱大都得自己另外掏，然而他们没有钱，都是由我们子女为他们承担。而且有一段时期石膏矿发不出退休工资，他们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如果没有子女的接济，他们的生存都成了问题。即使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父亲仍然坚守自己的原则，一如既往地为他人提供无偿服务。
其实父亲内心总是坚守着一些东西，只是我们有时不太明白而已。大约是1972年或1973年，上面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有所松动，父亲结束了被监管劳动的生活，被指派到生产科上班。这时我们姊妹四人都在农村，一个都没有招工出来。虽然按照政策，我们可以被招工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去求那些掌握政策的人发发善心、网开一面，我们还是招不出来的。于是母亲除了工作，几乎所有的空余时间都用在这种到处求人的事情上。一次母亲对父亲说，已经联系好了一个管事的人，要请那人吃饭，但对方提了一个要求，希望父亲作陪。父亲不想去，母亲坚持要父亲去，后来父亲竟流下眼泪，哭了起来。这是我第一次见父亲哭，内心的震撼无可名状。大概父亲觉得这样去求人，是十分屈辱的事情，他实在难以承受。他一辈子都是凭自己的本事吃饭，绝不愿求人。当然最后他还是去了，这是为了孩子。
父亲的屈辱就是我的屈辱。在父母低三下四、百般求人的情况下，在农村呆了近5年的我被招出来了，但我一点都不高兴，因为这是以严重伤害父母的自尊和人格为代价换来的。这种屈辱感导致我不甘现状，拼命向前，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在1980年以优异成绩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和东北师范大学同时录取为研究人员和研究生。父亲看到中国社科院的录取通知书时，高兴地说：“这不是中翰林了吗！“我感受到父亲那发自内心的喜悦和自豪。不过当时觉得父亲的这个类比在观念上是否有点陈旧，但后来看到一篇文章中提及一件事情：50年代毛泽东问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如果不设学部委员，也不改设院士，那么改设什么好；郭沫若的回答是”翰林“，毛泽东听后愣了一下，然后大笑起来。看来父亲的认知水平不见得比科学院院长差。
以上所说的这些，完全推翻了以前我对父亲有过的那些错误印象。父亲是一个纯粹的人，在儿子的心目中，纯粹得近乎为神。这种纯粹指的是什么？我在父亲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文章中其实已有提及：“想想父亲这一生，就像鲁迅说自己那样，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和血。”不过那时还未能把这跟“纯粹”这个词联系在一起。
我曾在母亲的一张照片背面题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仰之吾母何其高，景行行止愧不肖。”对于父亲我有同样的感情。我说“景行行止“，我说自己”不肖“，我说有“愧”，是因为我没有父母那么纯粹，所以有时会误解他们。但既然认识到这一点，我终究是他们的儿子，骨子里跟他们是一样的。父亲去世前不久，一次在通话中，我说了一些事后，父亲喊了我一声“好孩子”。这让我惊讶不已，因为六七十年来，包括很小的时候，父亲都没有这样称呼我。“知子莫若父”，这是父亲在他头脑完全清醒时，最后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用语言表达自己对儿子的爱和肯定。
有父母的目光看着我，有父亲这一句“好孩子”的声音，我总不会变得太坏吧！如果能这样，他们就后继有人，他们就活在我身上。这是我此时最想对父亲和母亲说的话。
写于2019-10-19（农历9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