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晚年饱受肺心病折磨，多次住院都报病危。生老病死不可抗拒，我们兄弟姐妹商量着为老人家买块墓地，几次提议他都断然拒绝，说：我不需要墓地，死了骨灰不用留，撒到滇池里就行。态度坚决不容质疑。我们知道父亲说一不二的脾气，他认定的事很难违拗。话虽这么说，但作为子女感情上却无法接受。恰在这时听说昆明西郊的金宝山陵园开辟了一块墓地，专门用于安葬去世的军人，名为“军魂园”。我们慕名而去，入园处只见迎面一道墙壁上，巨大的军人和八一军旗浮雕烘托出雄壮的氛围，使本应肃穆宁静的陵园平添一股涌动的豪情，让我们这些有军人血统的人禁不住心潮沸腾，已经安息在这里的长辈们，很多是父亲曾经的领导和战友。回去把所见所闻对父亲描述，他竟一改初衷欣然同意把自己的墓地安置在那里。我知道是这块军人专属墓地的特殊性质最终打动了他，因为他此生最难割舍的就是对军队的爱恋情怀。
记忆中，父亲最爱给我们讲述的是他如何历尽艰难寻找共产党八路军的经历。他出身贫寒，从小就离家谋生，在做学徒的工厂里接触了一些进步青年，受其影响萌生了救国救民的志向，于是开始到处寻找共产党。一个贫穷潦倒的青年，身处战乱年代，茫然无助，仅凭满腔热情，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整整半年时间里，足迹遍布河北，河南，山西几省，不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难，甚至遭遇过命悬一线的惊险场面，始终没有退缩，终于在地下党的帮助下找到八路军太岳军区的部队，从此把自己的整个命运与这支部队紧紧联系在一起。在父亲的历史中这是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也是他一辈子军旅生涯的开篇。所以他格外珍惜，只要有机会他都不厌其烦地讲述一遍，我已经记不清听过多少遍了，几乎已经能够背诵其中的每一个细节。但每一次我都静静地认真地听，看着他满足的神情，我觉得与任何钱物相比，这才是他希望的最大孝心。
自从投入军队的怀抱，父亲便把这身军装溶入自己的生命，不离不弃无怨无悔，几十年来无论受到怎样的挫折，遭到怎样的屈辱，别的都可以舍弃，唯独不能脱下军装。文革后期，由于各种复杂的政治原因，父亲曾受到过不公正的处理，当时上级部门摆出两条路供他选择，一是脱军装转业到地方，二是调到位于思茅的生产建设兵团，虽然可以保留军职，但不能干他的老本行---政治工作，只能到后勤部门降职使用。面对如此苛刻的条件，父亲毅然选择了第二条路。我当时正在思茅的部队当兵，赶去第一眼见到他时，忍不住的泪水差一点夺眶而出。父亲变得苍老了很多，但精神依然一如既往地乐观大度，反而宽慰我说：建设兵团也是现阶段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总得有人干嘛。既然是军人就得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到哪儿不是党的工作？初建的单位物质条件非常差，因为弟妹还在上学，母亲不便随父亲前往，父亲孓然一身住在用竹片和毛毡搭的临时房里，每天拿着碗筷到食堂打饭吃。其实物质的匮乏父亲并不怕，他这一生吃过的苦比这多得多。更难忍受的是某些人鄙视的目光，在他们眼里，父亲就是犯了严重错误被处分留用的干部。建设兵团是半军事化单位，军地干部混杂，基本没有军队的作息制度和纪律条例约束，但父亲始终保持着军人习惯，按时起床，跑步锻炼，准时上下班，无论何时都是一副严整的军容。每到我去探望他的周末，他都会买点菜，亲手给我做几个拿手的菜肴，常常边做饭边回忆抗日战争反扫荡中，自己所在部队生活上的一些趣闻逸事，仿佛又回到那个艰苦而充实的岁月。一切郁闷烦恼都烟消云散，此刻是父亲最开心的时光。
七十年代初，国家把进口的一套现代化天然气设备安置在云南，工程建设指挥部简称“云天化”。由于缺少政工干部，省里向部队求助。父亲被派去担任指挥部的政工组长，以自己踏实的工作作风和丰富的政工经验，广受群众和领导赞扬，也为军队干部赢得极好声誉。两年的筹建工作顺利完成，父亲和其他军队干部都将各回原单位，即将成立的“云天化”总公司党委书记力邀父亲转业留下来，担任总公司的政治部主任。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遇，因为父亲当时已年近六旬，在强调年轻化的部队已经注定没有发展空间了，而“云天化”作为省里的重点工程又是朝阳企业，前途不可限量。以父亲的能力和敬业精神，在这里完全可以大有作为，或许还会就此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父亲何尝不明白这些道理，经过一番考虑，他还是婉言谢绝了党委书记的挽留，默默无闻地回到当时任职的，地处边远的昭通军分区。与别人的疑惑不解不同，我非常理解父亲的举动，知道这是他必然的选择，如果以脱下军装离开部队为代价，任何发展机遇他都会毫不犹豫抛弃。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无论父亲对军队怎样恋恋不舍，终有不得不离开的一天。八十年代初，已满六十岁的父亲接到离休命令，忍痛离开心爱的部队。那段时间父亲情绪异常低落，脾气也变得特怪，动不动就发火。有一次我们兄弟姐妹在饭桌上无意间聊起一本书，描写抗美援朝战争后，志愿军战俘的不同命运。谁也没留心父亲的脸色在慢慢变化，只听“啪”的一声，他把筷子拍到饭桌上，勃然大怒：胡说八道！解放军从来就没有俘虏！我们本想争辩几句，但一看他气得满脸通红，怒不可遏的样子，谁都不敢再吱声。其实，并非父亲偏执到不明事理，事后他也对我们说，他只是在感情上容不得有人当面诋毁他热爱的军队。
后来，父亲原先所在的42师121团写战史，请他担任写作组主要执笔人，他欣然应允。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三年多时间里，写完121团战史写42师战史，写完42师战史又协助写14军战史。这几年是父亲离休后最忙碌的日子，每天早出晚归，整个身心沉浸在那些刻骨铭心，惊天动地的历史波澜中，他以这种方式重新使自己找回一个军人的感觉。艰苦的写作没有任何报酬，书橱里一排装帧精美的厚厚的战史，是父亲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
部队恢复军衔换装时，父亲最大的不满就是离休干部被排除在外。他说：离休干部名义上仍属部队编制，我们不希望给评个什么校官将官，只希望能给一套军装，当了一辈子兵，至少让我们穿着军装离开这个世界。
如今，父亲已长眠在“军魂园”，送他走的那一天，我们特意给他穿上一套旧式军装，终于让他以一个完整的军人形象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伫立在他坟冢前，依稀觉得矗立的墓碑就像他生前挺拔的军姿。环顾四周“军魂园”里已是墓碑林立，宛如一支雄壮的军队。我欣慰地在心里说：爸爸，你可以安心了。你将永远与自己熟悉的战友，生死相依的军队在一起，从此再不分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