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存于器中”是一句很厉害的古训。在古代，新君王登基，总要想方设法从前朝上代（最好直接是老天）搞到个祥瑞的礼器，否则便有名不正言不顺之嫌。
这种礼器，三代神话时期是“河图洛书”，商周时期是“传国鼎”，秦汉以后，便是“传国玺”。
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朝代更迭，皇帝走马灯，每一个新皇帝都十分重视前朝“传国玺”的传承和授受。但这种“传国玺”的传承，脉络很乱，东汉以后，基本以造假为主。这种闹剧直到清初还在上演。
清入关前，只是山海关外一个少数民族军事化的联盟。经太祖努尔哈赤及太宗皇太极两代人的努力，版图不断扩大，势力逐渐强盛起来。由于关内的明朝内外交困，气数濒尽，雄心勃勃的皇太极产生了入关取代明朝的欲望。要取代一个政权，谈何容易，除军事外，还要照顾到政治舆论。皇太极也很有些发愁，哪里去弄个“天降祥瑞”的“传国玺”呢？
清太宗天聪九年（1635年）征剿察哈尔的贝勒多尔衮得胜回朝，自称获得了一方元代的国玺。据说这方“制诰之宝”是元顺帝被明朝赶进沙漠时所携带的宫中之物，后来不知下落。两百多年后，有人在山中放羊，发现羊三天不吃草，总是用蹄刨地，牧羊人好奇地在原地挖掘，得到了这块传国玺。后来，这方玺宝落入了元人后裔归化城土默特部博硕克图汗手中，后又被察哈尔林丹汗得到。这块玺为玉质，交龙纽，其文为汉篆“制诰之宝”四字。
清太宗皇太极对此天降符命十分重视，举行了隆重的受宝大典。
皇太极迎宝受宝的仪式，场面很是宏大：行三跪九叩大礼，燃香吹螺拜天，出师归来的贝勒将玉玺放在裹着红毡的几案上，跪献皇太极。皇太极传谕两侧众人说：“此玉玺乃历代帝王所用之宝。”官员们纷纷上奏，说：“汗顺天意合人心，获兴师镇国之宝，祯祥已见，历数将归。”
通过这次受宝活动，皇太极心理上得到了加强。次年，他依照汉族王朝模式建号改制，建国号为大清，年号崇德，并正式采用“皇帝”称号。此后一段时间内他发布的许多文书上都用此宝。
奇怪的是，这方重要的“传国玺”，入关后突然停止了使用，所有文件上都改用满汉合璧文字的“制诰之宝”。到了清中期，乾隆皇帝钦定宫中二十五宝时，在所谓祖先所传的四宝当中，竟不见有这方“制诰之宝”。乾隆十一年（1746年）被清理出来的原宫中保存的清初宝玺都被送往盛京凤凰楼收藏。但是盛京“十宝”中也不见有这方元代“制诰之宝”。
那方当年风光一时的“传国玺”哪里去了？一时朝野议论纷纷。
不久，乾隆忽又下旨从盛京“十宝”中撤去了“丹符出验四方”之宝，而换上了一方“制诰之宝”。朝野这才舒了一口气，原来“传国玺”还在。
但这个送到盛京的青玉“制诰之宝”，后来被证明只是那方元代“传国玺”的仿制品，无论大小尺寸及宝文篆法都与那方元代“制诰之宝”大相径庭。
乾隆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先是“传国玺”忽然失踪，而后又使了个障眼法，搞了个赝品欺瞒天下？
实际上，那个皇太极时代的“传国玺”压根儿就是个假货。我们知道，元代皇帝宝玺沿用南宋的“八宝”之制，元代史书上不见有“制诰之宝”名目。历史上“制诰之宝”的出现是在明代。难怪当年皇太极搞“迎宝受宝”仪典时，没有让一个汉籍官员参加。
那么，那方当年的“制诰之宝”究竟哪里去了？乾隆十三年内务府宫中活计档中，有这么一段记载：“乾隆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七品首领萨木哈来说，太监胡世杰交白玉制诰之宝一方（随锦盒一件，磁青纸金道册页一册，黑漆描金宝匣一件）传旨交启祥宫将宝上字磨去，钦此。于本月二十三日交司库郎正培持去讫。”
原来，乾隆皇帝将当年造假的证据一劳永逸地销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