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过五十，会有很多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人和事。但是，当编辑约稿的那一瞬间，我脑海里最初闪现的，便是本文的题目。
我出生在南市贫民窟，一家十口全靠蹬三轮的父亲和两个姐姐做童工维持生计。１９４７年，在我三岁的时候，左脚得了骨结核。当时，除了锯掉，没有别的办法。一天，父母抱着我来到英租界的“贾大夫医院”(现在的公安医院)，找大夫治病，不一会儿，两位护士小姐推进来一架小车，车上豁然摆着一把银光闪闪的不锈钢锯。母亲问：“给孩子治病怎么还用锯呀?”护士说：“对，一会得锯他的左脚。”母亲大惊失色：“啥，锯脚?”护士说：“你还不知道啊，孩子的爸爸已经签过字了。”说着就要抱我往手术床上放。母亲一把推开护士的手，抱着我就往门外跑。护士拦住：“这种病的感染是控制不住的，现在只是锯脚，往上就得锯腿，再往上这孩子就没命啦!”性情豪爽的母亲斩钉截铁地说：“我这儿子，从小就好胜要强，锯掉一只脚，还不如让他死在我怀里呢!”跑遍了天津大小医院，反反复复地开刀刮骨治了五年，我虽没死，病却越来越厉害。此时刚刚四十出头的母亲，已然是银发满头，深纹刻面了，即使如此，她也从来没动摇过给我治好脚的信心。
到了读书的年龄，母亲每天背着我去学校，她老人家虽然身高体壮，可却是缠过足的小脚，学校离家不远，路上也总要气喘吁吁地歇上四五次。班里同学知道了，便轮流来背我。这时，有个叫王文祥的同学说：“你们都别管，我背!”因为家境贫寒，王文祥１５岁才上小学一年级，是班里的老大哥。后来我才知道，他每天天不亮就起身，先到八里台一带钓鱼，把钓来的鱼拿到鱼市上卖完后，回家把钱交给妈妈买棒子面，然后再跑步背我上学。他一天不卖鱼，全家就要挨饿。他每次来背我，我总是看到他后脖子上挂满了细碎的汗珠儿。一次我问他：“你这么爱出汗哪?”他笑笑说：“毛病，从小养成的毛病!”就这样，不管刮风下雨，还是冰天雪地，他整整背了我三年。
这时候，从“贾大夫医院”传来消息，说有一种叫青链霉素的进口药，能治骨结核，但要两袋白面一针，必须连打十针才能根治。二十袋白面!我的天，那时候的我们家，每年三十夜才能吃上一顿白面饺子，哪里去弄这天文数字的钱?母亲高门亮嗓地说：“愁什么?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没钱，借!借不来，卖房子卖地!房子地卖不出钱，我就带你们去要饭!就是砸锅卖铁也要给孩子治脚!”
不久，我的脚病果然被青链霉素治好了，可是母亲还是放心不下，时时担心我的脚病复发。中学时我喜欢踢足球，母亲说：“用那只好脚踢，别把病脚踢坏了。”奇怪的是，我的左脚技术特别好，传球到位，射门也准。后来我考上解放军艺术学院到北京读书，寒暑假回天津，母亲见面的第一句话总是问：“脚没事吧?”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酒泉卫星发射基地，每封家信都少不了嘱咐我：“西北的天气冷，别把脚冻坏了。”最有意思的是，我转业一到天津人艺，在话剧《九一三事件》中扮演林彪，剧中有一场戏“林彪”在下场之前绊一跤，旁边的“吴法宪”连忙趋前搀扶，以表现这位空军司令讨好副统帅的奴才相。母亲看罢演出，回家就问我：“脚疼啦?”我笑着说：“那是导演安排的动作!”母亲听后哈哈大笑。
背我上学的王大哥，早已失掉了联系。四年前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小学同学的电话：“在电视里看了你写的《蛐蛐四爷》到台湾演出，才知道你在人艺当院长，我们大家都想见见你呢!”我立即说：“到我家来，我请你们吃饭，能联系上王文祥吗?”同学说：“试试吧。”聚会那天，久违的王大哥果然来了!一见面我就热情地抱住他：“王大哥，小时候你一边钓鱼卖，一边还背我上了三年的学……”王大哥一脸茫然：“钓鱼换棒子面我忘不了，可我怎么不记得背你上过学呢?”刻在我心里让我终生难忘的恩情，他不仅没有索要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感情回报，竟然忘得一干二净!我的眼睛潮湿了。
分别时，我送给王大哥一双皮鞋：“三年，磨坏了你多少双鞋，算是老弟的一点补偿吧!”王大哥开心地笑了：“寸不寸，今天我也给你带来一双鞋，不是皮鞋，是运动鞋。小时候你的脚不是打石膏，就是缠着白纱布，不记得你穿过鞋，给你这双鞋，是希望你事业步步登高，还希望你锻炼身体，长命百岁!”我的泪水终于控制不住地从眼角滚落下来。
作者：许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