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初年，一个叫卢行韬的小官吏，因受诬陷被免职，带着怀孕的妻子从河北燕山被流放到南岭新州（今广州新兴县），在一个小镇上定居。不久，妻子生下一个儿子。据说，儿子出生的第二天早晨，卢先生出门报喜，一开门就见一个和尚站在门口，和尚说：“恭喜先生喜得贵子，贫僧特来为孩子起名。”卢先生谢过和尚后，问起什么名字为好，僧人说：“上惠下能，可叫惠能。”卢先生问其原委，僧人说：“惠者，以法惠施众生；能者，能作佛事。”于是，这新生儿便叫卢惠能。
惠能长到一岁的时候，父亲得重病死去，剩下母子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因家中贫穷，惠能读不起书，从小就随母亲干活，等到长成大人，他每天靠砍柴卖柴奉养老母。
一年春天，惠能进山砍柴时路过一个寺院，听一位和尚念经道：“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惠能虽不识字，但聪慧过人，过耳能记，对读书人说的文言话，听得懂，记得住。他反复琢磨和尚的这句经文，似有所悟，但又不十分清楚其中的义理，便上前问那和尚，在什么地方学的经，和尚告诉他在湖北黄梅，从五祖弘忍法师那里学来的。于是他萌生了学佛念头，回到家里，他把想法告诉了母亲，得到了母亲的支持。
他将老母托付给朋友，便前往湖北黄梅，拜五祖弘忍为师。弘忍见他是个南方人，便说：“你是南蛮之人，何能学佛？”惠能立即反问道：“人有南北之别，难道佛性也有东西之分吗？”弘忍一时语塞，便说：“你虽然不识字，但根性倒也敏利，那就留下，到后院舂米去吧。”
惠能十分勤勉，每天听弘忍法师讲经和做完功课后，便到后院舂米。转眼一年过去，一天清晨，他看见许多僧人围在寺院的一堵墙下看什么。他也走过去，看到墙上写着一首偈子（偈，音jì， 偈子是用来表达禅意的诗、唱词），人人都夸好。他不识字，便叫人念给他听。偈子说：“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早晚勤拂拭，莫使惹尘埃。”这是弘忍法师的大弟子神秀写的。当时，弘忍有弟子六百多人，神秀是最优秀的，是大家公认能继承五祖衣钵的人。
惠能听了这首偈子，便说：“尚未悟道。”众人惊讶说：“你不识字，也懂偈子？”惠能并不辩解，对众人说：“我也有一首偈子，麻烦哪位师兄给我写在墙上。”于是，他念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众僧一听，无不惊叹，一位识字的和尚立即将这首偈子写在了神秀偈子的后边。
弘忍法师看到这两首偈子，没做任何评论便来到后院，他见惠能正在舂米，便问：“米白了没有？”惠能答道：“白了，但没有筛。”古时候，“筛”“师”两字同音。弘忍没在说什么，用手杖在碾米的石磙上敲了三下，然后背着手走了。惠能立刻心领神会，明白师傅是让他夜里三更从北门（后门）进去。当天深夜，惠能悄悄来到弘忍法师的禅房，弘忍法师听了惠能对墙上两首偈子的解说，十分满意，便系统地向惠能传授了禅宗要义。最后，弘忍法师将衣钵传给惠能，并告诉他立即离开寺院，免得因争夺衣钵而遭不测。惠能连夜出走，神秀等人知道后，曾派人追赶，但没有追上。
惠能离寺南归，长期辗转流徙于岭南四会、怀集等地，过着隐居生活。公元676年，他到广州法性寺（今光孝寺）观光法会，以“既非风动，亦非幡动，仁者心动耳”的禅语，折服了该寺住持，请他升座说法，奉其为师，并自此在该寺从事传教活动。翌年，他前往韶州住持宝林寺（今南华寺），并在大梵寺设坛讲经说法，为其后开辟“南宗”奠定了基础。惠能在宝林寺30余年，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宗旨，悉心传道，弘法不辍，形成了中国佛教禅宗的“南宗”。由于惠能继承了五祖弘忍的衣钵，被尊为禅宗六祖。他的弟子集录了他平日讲经的要义，编辑成《六祖坛经》一书，该书反映了惠能对传统佛教教义做出的重大改革，是禅宗进一步“生活化”“中国化”的重要标志，对中国哲学与佛教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与此同时，神秀也在北方传教，形成了禅宗“北宗”，当时人称“南能北秀”。“南宗”与“北宗”的根本区别在于：“南宗”倾向于“顿悟”或叫“顿修”，“北宗”倾向于“渐悟”或叫“渐修”。 所谓“顿悟”，就是认为“心就是佛”，人要觉悟佛性，用不着刻意读经礼佛，只要“直指人心，明心见性”就行了；所谓“渐悟”，就是认为，要修成佛性，就必须离弃世俗的影响和烦恼，通过坐禅、诵经来凝心、摄心，从而认识和保持“心性本净”，以求内心解脱。两相比较，“顿悟”显然比“渐悟”简单方便，对于想尽快修成佛性的信徒们来说，南宗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再则，“南宗”还强调“自悟”和“超时空悟”。“自悟”就是靠自己觉悟，不强加于人；“超时空悟”就是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可以超越时空去感悟佛性,未必非得出家做和尚，佛性就在你的生活中，从而使佛教进一步生活化、大众化。最令人称道的是，惠能说法，直接从人的生活经验出发，紧密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人的生活实际相结合，深入浅出，很具有感召力，也正因为如此，“南宗”禅学很快遍及全国，取代了“北宗”在禅宗中的主导地位，前往惠能门下学佛的人数以千计。
惠能于延和元年（公元712年）返归新兴定居，翌年圆寂于国恩寺，享年75岁。
作者感言：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国家图书馆，在世界享有盛名，为世界藏书的权威之地。在这座图书馆门前的广场上，矗立着十尊世界十大思想家塑像，其中就有孔子、老子和惠能三人，他们被全世界人称为“东方三圣人”，可见，惠能是世界公认的东方思想先哲。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领袖毛泽东去广州时曾说：“广东出了两个伟人，一个是惠能，一个是孙中山。”
作为世界级思想大师，六祖惠能的巨大贡献在于推动了佛教事业的发展。中国禅宗经六祖传教，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中国佛学史称之为“六祖革命”。其革命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革命性一：他将佛教理论浅显化、平民化，使广大民众向佛、学佛成为可能。佛教产生于印度，东汉永平年间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到隋唐时期已经进入繁荣期。但在惠能之前，学佛者基本是王公贵族和士大夫，平民百姓鲜有学佛的机会，即使学佛也难得要领。原因在于，一方面，佛经中有许多艰涩难懂的名词术语，平民百姓很难理解；另一方面，没有卓越的弘法才能，普通的僧人也确实难于将博大精深的佛学讲得透彻，讲得能为中国民众普遍接受。而六祖惠能则紧密结合中国民众的生活实践，深入浅出地阐释了佛学精华。比如，佛家讲“持戒”、“忍辱”“禅定”等，戒律很多，修行的法门也很多，一般人很难抓住精髓，经惠能大师一解释，问题立马明了：“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若能钻木出火，淤泥定生红莲。苦口的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日用常行饶益，成道非由施钱。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一首偈，直截了当，就把佛学的精华概括得差不多了。
革命性二：他将传统佛教生活化、世俗化，使更多民众得以向佛、礼佛。佛经中原本就有一部《维摩诘经》，专门讲居士在世间的修行理论。可佛教传入中国后，传法的高僧一般都远离尘俗，寄身山林，这就造成了世人的误解，认为学佛一定要出家，一定要出世。针对这种误解，六祖惠能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自家修清净，即是西方。”经六祖惠能大力提倡解脱不离世俗之后，禅宗乃至整个中国佛教便走上了既入世又出世的发展道路。“以出世之心，为入世之事”“身在红尘，心怀净土”等，便是这一佛学精神的反映。
革命性三：他强调自修自度，激发了向佛者的个人潜能。传统佛教强调法度师度，这一做法原本无错，高僧们讲经说法，就是为了“度众生”，就是告诉众人，只有按照佛的道理去做，就能脱离“苦海”，就会有幸福的人生。可这种做法让向佛者产生了误解，生成了惰性，认为佛既然能度众生，自己便可不用努力，只需给佛烧香磕头，求佛保佑就行了。鉴于此，惠能强调，佛性即自性，要靠自修自度。据《坛经》记载，五祖弘忍把衣钵传给惠能后，担心有人害他，就连夜把他送到江边。上船后，五祖弘忍把橹自摇，惠能说：“请和尚坐，弟子来摇橹。”五祖说：“合（应该）是我度汝。”惠能说：“迷时师度，悟了自度。度名虽一，用处不同。惠能生在边方，语又不正，蒙师教旨传法，今已得悟，应该自性自度。”五祖听后也说：“如是如是。”可见，自开悟之日起，惠能便确立了“自性自度”的佛教观念。
自六祖惠能以后，禅宗不仅为佛教中人所熟知，即便不学佛之人，亦对禅宗产生了浓厚兴趣。禅理、禅意、禅机从此成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文学、书法、绘画等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因如此，西方人称惠能为“东方耶稣”。
六祖惠能的佛教革命给我们这样一点启示：一种外来的学说、理论或宗教，要想在某区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就必须与该地的文化传统、生活习俗以及时人的心理需求相对接，实现本土化和平民化。佛教自东汉永平时期传入中国到唐代的五百余年间，历经波折，只在局部地区产生影响，自六祖创立“南宗”开始，才发展迅速，遍及全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六祖对传统佛教的革命性改造，他将佛理与中国本土的孔子仁学、老子道学紧密结合，并简化程序和进一步贴近中国人的生活实际、心理实际，实现了佛教的中国化和平民化。“人人都有佛心、佛性，人人都能成佛”“佛在心中莫浪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只须灵山塔下修”“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多情乃佛心”，等等提法，使佛教走出神秘的象牙塔，走进寻常百姓的生活和心里，并发挥着抑恶扬善、导人向善的积极作用。要想证得佛心、佛性，未必非得摆脱世俗，剃度为僧，终日打坐念经，只要有慈悲心、怜悯心、关爱心，努力向善和努力消除一切恶行和妄念，不管是僧人还是世俗人，不管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同样都可以证得佛性，脱离苦海。这些观点说法，很容易被普通民众接受。
我们说惠能学佛传教的故事，除了向世人介绍惠能的佛教革命及禅宗之外，还想借此聊聊“悟性”这个话题。
一个不识字的文盲，却成了千古思想宗师，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而惠能能够创造这一奇迹，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他有很高的悟性。他对佛学的认识和理解，具有很深的穿透力，直接透视了佛学的本质；他对佛学的改造，具有极强的革命性，为佛学发展开拓了广阔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悟性铸就了这座思想丰碑，是悟性成就了惠能的精彩人生。
那么，什么是悟性呢？这是一个很难确切回答的问题，只能就本人理解，给出一点想法。在我看了，所谓悟性，就是一个人的领悟能力，就是一个人对认识对象感知、理解、分析、感悟、觉悟的能力。它是一个人观察力、感知力、理解力和判断力的综合体现，它融感性的感觉、直观、表象和理性的概念、判断、推理于一体，是直接性与间接性、具体性与抽象性、浅表性与深刻性的高度统一，它是基于感性和理性而生成的一种具有穿透力直指事物本质的一种认知能力。说了半天，还是有些抽象，具体到某一个人，我们说他对某事悟性高或没有悟性时，我们心里是明镜的，但我们却无法具体表述，这也证明“悟性”这个概念具有“无法言说”成分，我们能够确切感觉到，但又无法确切表达。由此也说明，有的时候，语言也是贫乏无力的。
悟性的生成有先天机理，也有后天因素。先天机理是遗传，是智商，是聪明程度；后天因素是学习、是积累、是经历、是锻炼、是反思、是体验、是觉悟。就惠能来说，聪慧过人，过耳能记，是他对佛学有很高悟性的先天机理；对佛学的浓厚兴趣、潜心学佛和善于反思的为学态度、长期传教的实践体验和感悟，是他对佛学有很高悟性的后天因素，而且是关键因素。说后天因素是关键，这是因为，猝然开窍的豁然通达或醍醐灌顶，绝不仅仅是精明聪慧，更是日积月累的厚积薄发。“拳打千遍功自成”，所有的高悟性，都是对所悟对象长期关注和经历体验的结果。有史以来，还没有人对自身一无所知的事物现象表现出悟性，道理很简单，他对该事物现象一无所知，何谈悟性。
悟性是一种超常的直觉。悟性思维常常具有跳跃性、逆向性、发散性、立体性、非逻辑性等特点，其思维过程与思维结果同时呈现，其具体表现为“心有灵犀”“灵光一闪”“触类旁通”“突发奇想”“豁然通达”“柳暗花明”“茅塞顿开”“醍醐灌顶”的觉悟。而这种“觉悟”往往又无法具体言说，比如，我们外出观光旅游，常常会被眼前绮丽诡异的美景所震撼，赞不绝口，但要让你说出它到底好在什么地方，你又无从表达；再比如，在读白居易《长恨歌》时，其中有一句“梨花一枝春带雨”的比喻，读罢深为杨贵妃流泪时的美态所打动，但要简单译成“象一枝盛开的梨花带着春天的雨滴”，便索然无味，此语只能用心灵去体会感悟到，而无法确切说出来。在日常生活、工作和人际交往中，有许多类似的事情或现象，我们只能心领神会，却无法说明白。此所谓“只能意会，无法言传”。
悟性是一种智慧和自性。作为智慧，悟性不可能通过传授靠记忆获得，别人是教不会的，它只能通过个体的实践，在经历的过程中体验、体会而悟到。而体悟，永远是自性，是个人的事情。而令人惊叹的是，“悟”字本身就隐含“自性”。“悟”是形声字，“心”（ 忄）是意旁，表示与心理活动有关；“吾”是声旁，标明“悟”字的读音。可“吾”在古代汉语中是第一人称代词，表示“我”，“吾”在“悟”中标声兼表意，“悟”构字本身就含有“我心”的意思，它已经暗示了“悟”是自己的心性，得靠自己呵护。我们由衷敬佩古人的智慧！
悟性是转识成智的过程。悟性不是知识，不是经验，不是学养，也不是人格，它是基于知识、经验、学养、人格而生成的智慧。渊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深厚的学养和高尚的人格，是生长高悟性的沃土。因此，细致地悉心观察、勤奋地终身学习、执着地广泛经历，苦苦地研究探索、不懈的人格历练，是培养高悟性的唯一路径，别无选择。高悟性绝不是先天带来的，至于本文开篇提到的“惠能出生、和尚起名”之说，或许是六祖弟子们为褒扬六祖出身不凡而杜撰的。这是古人抬举贤明帝王或大德圣哲的身价而惯用的“伎俩”，如华胥氏踩了巨人的脚印而生了华夏的始祖伏羲，帝喾正妃姜嫄踏了神的脚印（神迹）而生周的始祖后稷弃（周部族因农业而富饶，故后稷被古人尊为农神，称神农氏），帝喾第三位妃子庆都与赤龙交媾而生尧帝，苦县曲里少女吃了河里漂来的一个连体李子而怀孕生了老子李耳，颜徵夜梦垂髫仙女牵龙送子而生孔子等等都是，均不足为信。贤明帝王或大德圣哲创造的伟业，非神明赐予，关键还是后天努力的结果。
顺便说一句，东方三圣人的三部传世经典《道德经》《论语》和《坛经》，只有《道德经》是老子所撰，其他两部均分别是孔子、惠能的语录，是两人的弟子编辑而成的。孔子一生主要是教书，没有撰写表达自己思想学说的专著，他依据鲁国史《鲁春秋》而编著的《春秋》、注释的《易》、修订的《礼》、《乐》和编辑的《诗》、《书》，都是作为教材使用的。惠能不识字，根本无法著书立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三部体现三人思想的千古经典，都十分精炼，《道德经》5284字；《论语》11705字；《坛经》有三个版本，敦煌版本约12000字，惠昕版本约14000字，契嵩版本约20000字。均非洋洋数十万言的巨著。由此可见，文贵精而不在多。
再顺便说一句，惠能学有所成，与五祖弘忍法师慧眼识珠关系密切。当初惠能求师弘忍，弘忍根本不像达摩那样，逼得慧可立雪断臂，也没有因为惠能不识字而拒之门外，只是感到其可造化，便接纳为徒。在选择接班人的问题上，他更是坚持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在不乏佼佼者的六百多名弟子中，他唯独将衣钵传于不识字的惠能，为惠能光大佛教奠定了基础。为人师如弘忍，可敬可佩可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