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老公弟兄四人加上两个姐姐，除小叔尚未婚娶外，其余都有三个以上的子女。因此一路上我都在猜想，现在家里面的人，即便是缺席几个，也一定不少吧。因为在我的家乡，每到过年的时候，只要家中有老人的，哪家不是热热闹闹的？
在我的记忆中也是这样，一年之中，爷爷奶奶家，或外公外婆家也是数过年的时候最热闹啦。因为每当这个时候，无论是平日里忙得顾不上回家的，还是在外地工作路远回不了家的长辈们，都会千方百计地想法子回到家中来同老父老母、兄弟姐妹欢聚一堂的。
可万万没想到，这时的婆家却是静悄悄的，家中只有公公、婆婆。而且大哥、二哥也象是完成了任务似的，放下了我们的行李之后，就各回自己的小家去了。老父老母都健在的婆家大年三十不吃团圆饭，这太让我不可思议了。不仅如此，在整个过年期间，尽管大哥、二哥的家就在同一个村子且距婆家非常之近，却没有吃过一顿全家人的团圆饭，甚至都没有哪一家来请老父老母去吃一顿过年饭。相反的，我们千里迢迢带回去的年货，婆婆几乎全部分给了他们，留下不多的，哥嫂们也叫自己的小孩来吃光了。对此，婆婆一点怨言也没有，还整天乐呵呵的，而嫂嫂们却仍然嫌我们带回去的东西太少。
不过说实在话，我们带回去的东西也确实不能算多。这是因为我参加工作才几年时间，而每月工资也只有几十块钱；老公呢，因其老父亲肺病多年加上家里又是多事之秋，自打开始拿工资，每月除了买必须的日用品外，几乎都寄回了家里，直到我们认识并准备结婚以后，他才暂时停止了向家里面寄钱。因此结婚之后，我们剩余的钱就很有限了，除开购买回去的车票和我们那月生活所必需的费用外，我们也只能给二老留下七百块钱，这是其一；其二，我也确实想象不到婆家的情形会是这样，本来以为可以够上一大家人吃团圆饭的年货，现在却被一分而空，老父老母还不得一尝；其三，侄辈们太多，我们哪有能力给他们发压岁钱呢？面对嫂嫂们的抱怨，我们除了委屈，也就只有抱歉了。
这次的婆家之行，让我感到新奇的事情还真不少！婆婆正在为小叔子张罗婚事，让我有幸第一次见识到了现实生活中象电影里面一样的媒婆。当然，她们说什么我听不懂，只看见媒婆在那里手舞足蹈地神吹，婆婆听得心花怒放，高兴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儿；尤其是媒婆在吃饭时，把那近似一公分厚、半个巴掌大的肥肉几片几片地往嘴里塞，弄得那来不及咽下的肥油顺着嘴角往外流，直看得我目瞪口呆，倒了味口。几天后我就看见了那个将做新媳妇的姑娘，她是跟两个姐妹一起来的。没有跟任何人打声招呼，悄悄溜进小叔的房间里，打开了一口大箱子，边看里面的东西——我猜想那应该是彩礼，边叽叽喳喳地说着话，不一会儿就盖上了箱子，又悄悄地走掉了。此后，我没再见过她，因为假期有限，我们等不到小叔子结婚的黄道吉日就打道回府了。然而，对小叔的婚事却不能无动于衷，实在无奈我们只好从准备给父母的钱中抽出两百块钱作为给小叔的贺礼。
大姑姐就嫁在小镇上，所以我们去了她家。大姐家也象嫂嫂家一样，准备了许多的鱼肉丸子和油炸的糯米果子。我也看见村里的好多人家都有这两种食物，并看见他们相互的送来送去，也许是这里的习俗吧。鱼肉丸子好象就是把尽可能剔出骨头后的鱼肉用刀剁碎而制成的，营养应该不错，但吃起来的口感很不好，时不时的就可吃到碎刺；而糯米果子跟我家乡的差不多，但不知是不是因为多是给别人吃的原因，制作的质量比起我家乡的就差远了，很容易咬到沙子，弄得本来很喜欢吃这道点心的我只好推说自己不怎么喜欢吃而免使好客的主人难堪。
那时，我的家乡还没有耍龙的，所以镇上舞龙的特别吸引我的注意力，虽说没有电影里面的精彩，却也很有情趣。我们去镇上的那天正赶上舞龙大会。所有的舞龙队伍在镇上一个空地中集中表演，大约有一个小时。散场后，舞龙队伍就成了散兵游勇，一人或者两人一组，在正在营业的商店门口舞龙，一直要舞到店家主人有所表示方才罢休。不管店家乐不乐意，但只要有人在店前舞龙，最终店家主人都会面带笑容地拿出一个红包——红包里面或多或少都会有一定酬劳，这时舞龙人往往会说些恭喜发财之类的吉利话，谢过店家后再去下一家。后来，我的家乡也出现了耍龙的，但给我的感受却大有不同。也许是店家认为耍龙人就是为了要钱，所以多不太愿意有人在自家店门前耍龙，也有有所表示的，但更多的是给耍龙人一顿喝斥赶走了事，很是没有节日的同乐气氛。
这次的婆家之行，还有一个情况也令我思想准备不足，那就是语言交流障碍的程度。虽然行前我就清楚与那边的人交流起来会有一定困难，但我认为既然小镇地处广州至湛江的公路干线上，交通这样的方便，那里的人应该有很多外出或与外来人打交道的机会，至少年纪轻一点的人和读书的人会说普通话吧？实际情况却是不仅老年人不说，就是年轻人和读书的人也不说，而且还不仅仅如此。那时村里没有几家人有电视机，大哥家有一台，那天我们去大哥家时，一屋子的人正在津津有味地看珠江台的春节文艺节目，他们边看边笑边议论，好不热闹。大哥知道我听不懂，就换成了中央电视台的文艺节目，却再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了。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他们虽然眼睛还盯在电视屏幕上，神情却有点心不在焉，尤其是当电视上的观众发出笑声时他们脸上反而露出莫明其妙的表情，让我感觉到他们好象不太听得懂普通话，或者说对于普通话只知其音不知其义吧。为了不扫大家的兴，我们很快便告辞出来了，随着关门声落，屋子里又响起了开心的笑语。我终于弄清了他们不讲普通话的原因，既然如此，我也只好克制住自己想与他们对话的欲望，而是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他们了。
我的公公是唯一能讲、可能也只会讲几句普通话的老人，尽管这并不能使得我与他有更多的交谈，但我心里明白这是公公在以他独特的方式表示对我的欢迎，为此我衷心地感激公公。很多年以前公公曾是一名教师，后因响应政府回乡务农的号召回到了家乡。弃教回乡，公公心里是否有过后悔，我不曾问过，但我知道公公的内心深处肯定在殷切地希望着他的子孙能有好好读书的人，所以当他听说我们有了儿子，就给还不曾见过一面的孙子起了一个含义深刻的名字——“咏章”。
尽管儿子的正名并没有用咏章，但我从儿子记事起就告之他还有一个爷爷为他起的名字，告诉他爷爷起这样一个名字的用意，并时常提醒他不要忘了爷爷的希望。
公公体弱多病、话语不多，生活饮食极有规律，并没有因为我们的回家而改变多少。我为公婆包了一顿饺子，公公多年来第一次破例吃了许多，弄得婆婆还为此担心他犯老毛病，结果什么事都没有。人呢，只要心情愉快，就吃什么都香，还吃什么都容易消化。从公公那不多的言行中，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公公对我这个三儿媳妇的认可。
而我跟婆婆的交流就必须得靠老公做翻译了。婆婆是个老式得不得了的农村妇女，十三岁就进了夫家，二十多年里共生育了四子二女，生育战线拉得很长，生幺儿时几乎是与长媳同坐的月子。从进入夫家直到我们回去那年，离小镇不足两小时路程的县城，婆婆也只去过仅有的两次。而且在奶奶——就是婆婆的婆婆还健在的时候，一切都是奶奶说了算。据说奶奶是个很强壮、很有主见又很有魄力的人，奶奶从来没有离开过农活，走的时候八十三岁，当时正在地里干活，一头栽下去就没有再醒过来。我估计是脑溢血。奶奶走后不久，已成婚的大哥、二哥就分开另过了。我老公那时早已在部队，家中就只剩下公公、婆婆和小叔子，也许也就是从那时起婆婆才真正有了自己做主的时候。一个想有自己主张却长期受到压抑的人，一旦得到释放会有怎样的作为？一个几乎无知的人却要固执地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会出怎样的结果？这些，我都从来没有考虑过。
我们预期踏上了返回的路程，因有在佛山的表叔的帮助，我们这次买到了坐票。不巧的是上车那天广州下起了不大不小的雨，本想利用上车前的几个小时逛逛广州城，让雨一淋，什么心情都没有了，只想找个歇脚的地方。可是，整个火车站的客运大厅以及广场上能躲雨的地方都被人挤得满满的，哪有这样的地方？唯一盼望的就是尽快上车。
然而火车却晚了点，而且晚了近四个小时，好不容易挨上了火车，又发现我们乘坐的那节车厢的地面到处都是湿淋淋的，说是漏水，车厢怎么会漏水呢？我正感到奇怪，突然觉得皮鞋好象进了水，果不其然，袜子都湿了，真是“屋漏偏遇连阴雨”。车到了成都，还是雨，马不停蹄地赶上了最后一班回家的汽车。回到家中的感觉真是好啊！终于可以脱下那早已变了形的漏水鞋，把又出现水肿的双脚高高地放到舒适的位置上。
多年后的今天，我才重新回忆起这趟旅行，对自己在一趟旅行中就遭遇那么多的为难事，好生奇怪，是老天爷在考验我的耐性，还是在暗示我什么？联想起当年由于受到《两地书》的感染，把那种日夜期盼飞鸽传书，字里行间传感情意，好象永远都在恋爱里的两地生活想象得既浪漫又幸福而无限的憧憬，心里不免感到庆幸。
也许老天爷知道我的那些想法是多么得不切合实际，又不太愿意看到天底下又多一个对生活失去信心的人吧，所以才把我的另一半送到我的身边，所以才用这样的方式来提醒我，要我懂得：想象可以增添生活的情趣，但仅凭想象去生活，常常会事与愿违。遗憾的是我当时并没有去进行这样的思索，以致真的做出一件事令自己到现在仍无法释怀的事情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