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哥哥的金钱富贵梦比我早了三十多年，从小我就跟着他们挣钱我当帮手，却没有学会挣钱的门道。
惊蛰过后，入夏时节。柳絮也飘舞了，花儿也兴奋了，墙头的甜酒花也熟了，地生的虫儿强壮了以后也想恩爱了，两个哥哥也早准备好了手电筒和小铁桶想挣钱了。
晚饭后我们哥仨出门很快，母亲知道我们有行动就不用洗碗了，父亲也知道我们有行动就不用练武了。两位哥哥一人一只手电筒我则提着小铁桶，他俩在前面手电筒探路沿着墙边弯腰低头仔细看，左看右看，上看下看。看看墙角，看看墙缝，看看门后，看看潮地。时不时地还要伸手指头抠一抠，一不留神惊动了蜈蚣，用力太猛惹怒了蝎子。我就紧跟在跳动着的光线后面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上石阶下陡坡，树干挡门框碰，过湿地跳水湾，跌跟头忙爬起。大哥一叫，迅雷跑去接收战利品。二哥一喊，新浪滚来快拿新果实。怕的是一不小心摔个跟头，千辛万苦捡拾来的药材爬得满地都是，当场就可能挨揍。最怕的是这哥俩走在前方判断出现分歧意见发生冲突不在一条街上同甘苦共命运分了道，扬了镳。这可苦了我了，我不识路，俩哥哥闹不和，我是跟谁啊。党啊，给我指条明路吧。如果站错了队，排错了位，回去后这俩“给给”不是笑话我就是威胁我还能踢我。要了命了，临走之前妈妈是怎么嘱咐的，这俩家伙，别看答应的很好，一自由就想民主，他俩把公平一分，说我没有投票权。
许多时候都能装满大半桶，回家后迅速倒到大铁盆里，我一边看着这些爬虫们急急火火纷纷扰扰地四面乱爬，一边喊“拿开水，快拿开水”，当一壶开水浇在它们身上后，一会儿就平静了，有的虫子尾部还带着“籽”。
第二天就把它们平放到盖帘上，举到厦子顶上晒几个大太阳，如果几天不干会臭的。
总要攒几次，大哥二哥才会高兴地大喊：“卖——土鳖去了”。那个“卖”字声拖得特别长。
我记得特别清楚，这个收获的仪式我仅参加过一次。那天，他俩把晒干的土鳖装好，忘记是我非要跟去还是他俩主动叫我一起去得了。出了家门，上了街，奔向小十字口，过了食堂理发馆照相馆，从大十字口向东路过菜组，经过了市立医院还有土产商店，再走几步就到了路南的中药铺。这是一幢两层旧楼，两扇高大带门板的玻璃自由门，门框上的是枣红漆，进门东侧是一溜药盒子，盒前写白字。前面是玻璃柜台，有药丸膏药之类的中成药。一中年男子梳分头戴眼镜身着白大褂，熟悉地与哥俩打招呼，然后抓了抓晒干的土鳖，又捏了捏。上称一称，唱了重量，收好土鳖，旋即看他哗啦哗啦地数钢板，一五一十，一五一十，随后把钢板在右手排整齐往柜台的玻璃面上一闯：哇，哇塞，这真是一桶土鳖一桶金啊，十五个五分面值的钢板一共七毛五分钱齐刷刷地如高纵入云的大厦般立在我们仨面前。
我没有参与分钱，他俩也没有邀请我参与分钱，我没有想过他们是否会忘记我，不会故意忘记吧，我们是兄弟，我们是膀子，你们先来，这是应该的，你们急需，你们年龄比我大。
我想我的劳动我的付出我的贡献我的牺牲这个大家庭知道我的父母知道我的共和国知道我的五千年文明史和未来的子子孙孙也会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