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中国的人口大爆炸，实行计划生育，对国家来说已刻不容缓。一九七四年，在中国农村终于开展声势浩大的计划生育运动。在农村凡属已经生两胎的育龄表年男女，均在计划生育范畴之内。田间地头，断垣残壁照写满了标语口号：‘计划生育光荣、多生超生可耻！’‘世界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不过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可不好做。几千年来的“养儿防老，积谷防饥”观念，根深蒂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国粹传统，不是一下子说改变就改变的。生了三四个女儿的说什么也要再生一个儿子，他可是不管你男女一样不一样。譬如我们队的生产队长老嘎已经生了五个女儿，死活也要生第六胎，希望是个儿子，可是结果仍然生了女儿，政策紧了，才没再生。民主小学的校长老田是党员，已生有两个女儿，爱人躲过了结扎运动，后来又怀上了三胎，队里看他只有两个女儿就开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他爱人生了三胎。那天老师们在学区开会学习，他妻子生了，叫大女儿来报信。对他说：“爸，娘生了！叫你回去。”他问：“你娘生的什么？”我们都好笑，难不成他爱人会生怪物，有这么问话的吗？他女儿停了一下才说：“嗯，生了两个是双胞胎。”他高兴急忙问：“是男孩吗？”他女儿轻轻答道：“两个都和我一样的。”老田的脸马上枯下来，对女儿说：“你回去，告诉你娘我们要开会，不能回家。”其实，别说生孩子，就是平常谁有点事照常去，学习不学习有谁在意？又不是开中央常委会。
农村计划生育工作不好做，公社就组织了专门的“计划生育学习班”。那个妇女怀了孕，那些已经生了两胎的妇女，一律由大队妇女主任或民兵营长将名单统计上来。不答应动手术的就由民兵营长派民兵将两口子都送到公社来办学习班，自带口粮，到公社由专人负责安排白天做工，晚上学习，派民兵监督。那天思想通了，那天放回去。不去的，由民兵营长派人捆起来，送到公社。越到后来，政策越紧，手段越凶，标语口号也改了：“头胎刮、二胎扎！三胎四胎算犯法！捉到就要扎，扎了还要罚。”“思想通不通，三分钟，不能耽误大家工。”一位公社干部私下给我说过：他们到一个公社学习计划生育经验，那个公社计划生育的特别扎实。有偷着超生的家里养的鸡呀、猪呀全部杀光，粮食全部挑走，供搞计划生育的队员大家吃。木房子点一把火就烧了，砖房子就用炸药炸掉。邻县一个偏远乡里，一对夫妻跑到外面躲计划生育生了，大队派人将他父亲捉去，关到大队部，一把火将他的房子也烧了，他父亲关了两天就在大队部上吊死了。他听到消息后，晚上偷偷跑回来，摸到大队书记家，用斧头将大队书记劈死了。后被捉住，判了死刑，全大队人都为他求情，没有用，还是被枪毙。
农民不愿计划生育，除了传统观念外，也有些客观原因。主要是农村生活来源主要靠男劳动，女孩子出嫁了成了别人家的人就不可能再照顾自己父母，她自己那一家人老的小的一簸箩都顾不上来，那里还顾得上父母，再说还要得丈夫同意，只要看一下农村那些孤寡老人晚年景象就都清楚了。还有在计划生育手术过程中，由于当时初搞，许多技术不过关，要动手术大家都有顾虑。男人结扎，怕影响身体，成了太监，不长胡子，丧失劳力，更怕从此雄不起来，女人会跑掉。村里有位嫂子就说过：“我为什么要跟你守活寡，你不行，我就到外面去偷人，给你一顶大大的绿帽子。”她得捍卫自己的性福！而有些妇女动了手术后引起腹痛、腰痛这些后遗症的也不少。因此计划生育工作叫“天下第一难”，搞计划生育工作干部是了得罪人的事。同时宣传工作也片面，从来就没公布过政策与群众见面，许多政策也没有传达，让社员心里不踏实。
我那时已有了三个孩子，同时妻子又怀了孕，有七八个月了，眼看就要生了。计划生育我并不反对，其实我早就感到孩子生多了家庭确实负担不起。大人吃尽亏，孩子也作孽，吃不像吃，穿不像穿。大人没奈何，自己没本事，已经是这样了，没办法，孩子们可没什么罪过，为什么也要他们跟着受折磨？只感觉计划生育提晚了点。加上那时生产队口粮分配，孩子多的人粮食勉强够吃，全是劳动力反而吃不饱，见别人敝开肚子生，自己也年轻，控制不住自己，四年生了三个。以前想不生了，可是连什么避孕、结扎听都没听到过，作人工流产还得到公安局搞证明，还怕你是乱搞男女关系得的孽种。现在突然来了个计划生育运动，心里也没有准备，早搞几个月，我肯定没意见。如今孩子都怀了七八个月了，不怀怀成了，不染染蓝了，要现在打掉，确实心里不愿意。那时实行一元化领导，上级颁下来一个命令，不执行都不行。没有开大会，没有宣传，反正大队召开生产队妇女队长开会，符合规定的报上来，然后由民兵营长通知到每个人，命令X月X日必须到公社集合动手术。男的不动手术的就动女的，女的不动就动男的。我心里不乐意，就说我不动。过了两天，大队民兵营长通知我：“你不愿动手术，公社通知你明天到公社学习班学习。你不去，公社说掏（捆绑）起来送到公社去。”我牛劲来了说：“国家有政策掏，你就掏吧！掏可以，但你要解绳子总得给个说法。我就不相信政策准掏人！”当天晚上，公社信用社主任王金平被毒蛇咬伤，到公社卫生院治，公社卫生院治不了，别人就给他说：“鱼塘知青小全是治蛇伤的好手，当地已经治好了好几个，老寨老破、鱼塘德成包包都是他治好的，快去请他。鱼塘德成还是被五步蛇咬伤的都给治好了。”当天晚上王金平就派人来请我，我跑到他家里一看，是被腹蛇咬伤的，脚肿起来老高，他说痛得厉害。我说：“不痛就要紧，痛就不要紧。”其实被毒蛇咬伤感到痛那是被血液型毒蛇咬伤的，不痛则可能是神经毒毒蛇咬伤的。对于神经毒毒蛇咬伤的我还真没有治过呢，对于血液毒蛇伤到是有把握。乘打着手电到各处田坎上扯了些半边莲、辣蓼子、犁头草、苦蒿子之类的草药，捶成汁，内服外敷忙了一阵子。想回去，已经半夜了，老王又担心我治不治得好，就要我留下来在他家住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他已经感到不大痛了，脚肿也没有增加。我说：“再有三天就全好了。”给别人治痈疽疱疮等外伤我从来没有收过别人一分钱，治蛇伤也一样。师父说：“这些都是举手之劳，做好事，修阴功，收钱就不灵验了。”但乡下人有句话叫“输工不输饭”，给别人帮工不收钱，饭还是要吃的。到他家吃了早饭喝了点酒，就想到头天民兵营长说的话。我总不能真让别人捆起来送到公社吧？那多没面子。于是就走到公社想找公社书记去问一下计划生育政策。公社书记是高我一届的同学，对我倒是很客气，正喝着茶说一些今天天气哈哈之类的话时，还没扯到正题，大队民兵营长就喊：“坏了坏了，老全昨天浓更三夜跑了。”我背对着门，他也没想到是我。公社书记立即制止他再说下去说：“乱讲！没见他坐到这里吗？”弄得他很尴尬，只好悻悻地走了。我这才讲起了我的具体情况，我只是来问问具体的政策。计划生育政策任何人也不敢反对，但具体到孩子已经七八个月了，现在打掉，我心里确实很纠结；要是在政策出台后，已向群众传达，我不遵守规定，怎样处理我没意见，问题是现在才传达政策又要立即执行，“不教而诛谓之虐”这句话我不敢讲，关键是这已经是一条人命，不比三五个月尚未成人的只是个血团，不知这类情况政策是如何规定的？我想制定具体政策的人不会如此冷血吧？我希望这个孩子能保下来，但如果政策规定必须打掉，我也无法，有道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何况民乎？书记也不知道具体政策，只说等县里手术队进公社后再问具体政策吧，不过要求县手术队到公社后要我和妻子一起到公社来。一个星期后，县计划生育手术队进驻公社，在河坪塔了简易帐篷，全公社所有必须动手术的妇女都被各大队妇女主任和民兵营长分批送到手术队接受手术。轮到我妻子时都到下午了。我向手术队的伍院长讲了我的理由，问她具体政策，并向她保证，孩子出生后一定动手术。实际上那时有政策，怀孕满七个月以上的孩子可以不流产，但这条规定上面并没有传达下来，也有可能传达了，但下面瞒着没执行，也有怀孕七个月以上强行流产的。估计伍院长也不好回答，看了我妻子的情况后告诉民兵营长：她不久即将生产，不必要现在动手术，建议等小孩出生时，同时结扎，我和妻子都松了一口气。
农活
队里干部去大队天天开会有工会，我们在家总要做点工才能得工分，队里就安排 烂保董、老糯和我三人天天去犁田，往往是我们三人同时犁一丘田，犁完后彭老大把田耙平，冬季没别的工夫，我们四人将田犁了一趟又一趟。水田的水一般都灌得很满，犁水田时要将满田的水放掉大部分，要让犁田时翻出来的泥胚稍稍露出一部分在水面，这样犁田时才不至于漏犁，田犁得就平，耙田时泥胚易烂，田也平整。再怎么混工会，一天一个人犁不到一亩多点田也不好意思拿工分。只是放水时要一定时间，等你将水放到恰好位置再开始犁田时间就来不及，评工分时倒说你出工不出力，要刮你工分，没办法，为了工分，只好惟心的边放水边犁田，直接结果就是犁田犁出的泥水顺水流走，田犁的次数多，流失的泥土量越大，田就越瘦，栽秧时不得不加大施肥量。化肥施的越多，田越板结，到后来不大量施肥，根本产不出粮食。施肥越多，本来就欠缺的生产资金更加紧张，为了产粮不得不向信用社借生产资金贷款，生产成本无形中增高，到年终贷款一还，工分值越低，成了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栽秧季节，上级指示搞什么小苗带土移栽，就是旱地育秧。不宣传不解释，社员抵触情绪很大，到秧苗长到一寸长时就开始摆到田里。头天犁好的田施上肥用耙耙平，第二天要摆秧又将田里的水全部放干，再将秧苗摆到放干水的田里，水土肥流失更为触目惊心，耙田时没有水，田根本耙不平，但摆秧时秧太短，不放干水也不行。这些都由公社干部安排指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一切都要按上面指挥的做。栽秧时大家调侃：今天你什么时候来的？马上有人抢答：‘鸡裤子没穿’。便有人问：‘今天功夫好不好做？’会有人齐声说：‘岩上加尖（尖就是指楔子）。’你吃得什么？答：‘老麦子焦干。’有什么菜？酸菜垒尖。放工早晏？星子满天。便有人问：‘你明天还来不来？’许多人会答应‘：我日发卵癫。’话虽如此说，其实天天都会来，生活天天都差不多。还要种双季稻，山区山高林密，日照不足，清明不断雪，谷雨不断霜，气温低，上面也不管你气候条件适宜不适宜，反正：人定胜天。早稻“保五·一”，晚稻“保八·一”就是早稻一定要五月一日前插下去，到了八月一日当地谷子还没成熟，只要成熟了七八成就得收割，并要保证在八月一日前插下晚稻，不然晚稻就算插下了也是没收成的。晚稻品种又是什么“农垦五八”，吹的可神了“亩产八百八，气死鸡饿死鸭，麻雀老鼠看到都无法。”到了古历十月间，天已经很冷了，谷子还没成熟，打下来，打又打不落，早稻晚稻加起来亩产到不了五百斤，多花了劳力、化肥、人力，双季稻赶不上种一季，米质又差，饭又不好吃，社员下面骂娘，干部听到骂娘装聋，三十里骂知县，反正上面听不到。第二年又来个新花样，还得照着办。今年规定稻谷种什么品种，土里种什么都有统一规定，据说别的地方种了大丰收，你不种就是破坏农业学大寨，你种了别的有干部下来检查，你得扯掉重新按指示的栽。田里栽秧必须将绳子拉直沿绳子栽，横看成排、竖看成行，通风透光，美观好看，以便领导下乡检查。社员唱山歌：‘大田栽秧行对行，一行浮萍一行秧，只见秧苗向上长，那见浮萍长过秧？’那时没除草剂，田又一干一湿，田里杂草疯长，尤其牛毛针、浮萍长的某风快，用人工手扯脚拱根本无济于事。
统一种某个稻谷品种的后果是秧苗一发稻瘟病和虫害，所有田都发生，一田有病，全公社都得打药，滴滴涕、六六粉、乐果、滴滴畏、杀虫螟、稻瘟净从秧苗到秧田开始生长起打药开始直到稻子收割都得打药，无病防病、有病治病，不打药颗粒无收。刚下乡那几年犁田时还能时常犁出来黄鳝、泥鳅这些东西，捉起来带回去，给孩子们解解馋，哄哄孩子，有一次我甚至在“沙坎脚”捉到一支甲鱼，孩子们算是平生吃了第一次甲鱼，高兴的长大了也说的津津有味。到看来别说甲鱼，连黄鳝、泥鳅都无踪无形，虾子、螺丝都死光光，死绝种。不过大量的施用农药也有一个好处，使得田里的蚂蝗也断了种，倒是值得我们高兴的事。以前田里的蚂蝗成群结队，下田的人见了十分恐怖，有的田连牛都不敢下去，一下去脚上就缠满了蚂蝗，直到将人畜的血吸得滚圆鼓胀才滚下来，一田的血水令人畜防不胜防。这种东西，你要是捉住它，将它用石头砸成肉泥，放进水中，马上成活变成成千上万支小蚂蝗，是打不尽杀不死的东西，不想到终究被威力强大的农药给灭了种，而农药对稻田的病虫害倒是无能为力。
犁田也是我们几个比较自由的时候，天冷的厉害，要犁田时先在田埂上用稻草、杂树枝烧上一堆大火，烤得面红耳热，作好热身运动，将牛赶的飞快，下田后用最短的时间犁出一片田来，然后将牛放了吃草，我们坐在田埂上边烤火边烧烟，烤的暖和了再下田犁一阵，估计一下今天犁了一亩多就可以放工了，但是不能回家，因为时间还早，得装出忙了一天就只能犁这么多的样子，骗别人，也骗自己。那时没有什么打发时间，我也学会了抽烟。烟是自家自留地里种的当地的土烟，市面上也要一块多钱一斤，买烟抽是十分奢侈的事，将烟用报纸卷成细长的一条，我们叫喇叭筒，社员们调侃：干部吃的“满山红”，社员吃的喇叭筒。“满山红”的香烟已经很了不起了。边抽烟边扯谈，老糯孩子多，只他一个人劳动，家里生活很困难，老婆生活上精打细算，稍好一点的东西还要将就孩子，老糯只能做最苦的工，吃最差的食物，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吃饱饭，能吃上一吨有点肉的大米饭。他无奈的感叹：“能害场病也是好的！”问他为什么？他说：“害病了，你大婶就能让我吃我想吃的东西。”听了令人心酸。几个处境大都相同的人在一起谈的大多是感叹人生命运的不同，生产队干部们可以在大队边烤火、边扯谈，工分比我们多。我们还得挨饿挨冷到田里犁田，天天开会能多打粮食还是天上能掉下钱来？碰到落雨天连火也烧不成，只好犁一阵子田后将牛放了吃草，回家假装吃中饭，吃中饭去时彭老大就唱：“吃了中饭得半天，过了六月得半年，长工只望月月满，短工只望太阳偏。”也是当时社员劳动热情的写照。到了下午，估计队里的干部要散会了，要吃夜饭了，才赶牛回来，有道是婆娘怨丈夫、社员骗干部，其实生产队的干部 也只能开开会，少参加点劳动外，年终分配并没有比社员多多少，有些劳力人多的家里同样和社员一样困难，就说大队书记江武癞子家里只有他和妻子两人劳动，他虽然到大队出工，但家里仍然很困难，兄弟分家后没有房子住，还是大队派义务工给他起的，为此引得一大队人愤愤不平。生活就这样周而复始，心情在苦乐哀愁中轮回。我差点忘了自己曾读过书，还认识字，那时每个生产队都要订一份当地的党报《团结报》，大队必须订《团结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报纸我是严禁拿回家的。那时每张报纸上都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照片，我最怕孩子们不懂事，不小心将报纸撕烂了，撕坏了毛主席的照片，那可是杀头的罪名，我不可愿遭这无妄之灾，叫敬神灵而远之吧。叫人想不到的是老糯后来终于病倒了，什么都吃不下，吃什么吐什么。之后到县医院检查，结果是得了食道癌，人饿得瘦成了猴子，只剩下三根骨头四根筋，什么东西都吃不进去，看到食物又饿得慌。他说：“只要让我能饱饱吃一餐，死了我也落心了，偏偏一口也吃不下。”他对我说：“这个世道比解放前都不如，解放前凭本事吃饭，发财讨米全凭自己。如今，上面让你吃多少，你就只能吃多少，还不能说。”我劝他安心养病，能多活一天是一天，那样的话说了也不起作用，全国都这样。不到两个星期，他活活饿死了。老糯是个小市民，他是我下乡后的第一个老师。社会让他当了农民，但他的生活哲学，仍然是小市民思想。一生活的卑贱，逆来顺受，没有过多的奢求，想往小富即安的生活，同情弱者，对任何人都想和平共处。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给过我十分珍贵的关爱，在苍茫的黑夜中那微弱的萤光，仍让人十分感动。
每年秧苗都要治虫，我差不多是队里专门的治虫员。这个工作比做其它农活要单纯，也轻松些。但问题是与药物打交道药物毒性大，不小心也容易出问题，邻队就发生过治虫员农药中毒的事件，人晕倒在稻田里，幸亏发现的早，不然人就死了。不管怎么说，农作物治虫防病，关系到全村人一年吃饭问题，我总得尽心尽力。对于全队秧苗我都了然于心，那些田是什么病，什么虫，严重与否；二化螟、三化螟什么时候出，什么时候打药，也是要仔细观察分析才能发现的。药打早了是浪费，打迟了达不到防治效果，虫长大了，抗药性就强，病情严重，用药量必然大，对自己也有害，费工费时伤身不讨好。线虫，尺蠖发生与天气变化密切相关，时晴时雨最易发生。稻田最怕稻瘟病和火蜢（稻飞虱）。有些稻谷品种抗稻瘟病能力弱、易感染，全公社就发生过全面性的稻瘟病，同一个品种差不多减产一半，惟一的办法就是发现早，早治防扩散。稻飞虱，当地火蜢在稻谷成熟期危害最大，三两天功夫，整个稻田将会颗烂无收，一定要给稻谷分行、通风、打药，一点都大意不得。在我治虫期间，用药量要比别人少，我一个人负责治虫、看水、防旱，尽职尽责。可因为我用药量少，生产队长倒说我工作偷懒，别人用药量多，我用的少，不是偷懒是什么？当上生产队的治虫员江炎、土匪（绰号）我们经常在一起治虫（因田土搭界），听到生产队长如此讲，火来了，拿起我的药瓶甩手就砸在沟边的石头上，药顺沟流，河沟里的鱼虾死光死尽。他们说：“这一下该不会再讲你偷懒了吧？今天不干了，和我们到中溪沟翻螃蟹去。”拿他们没办法，只好和他们去翻螃蟹，反正药没有了，想治虫也没法了，总不能回去讲他们把药瓶砸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