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的晦运连连而至，先是家里喂两头猪一下子全病死了。那时农民没有肉食供应，居民每月也只有半斤肉指标，凭计划供应。农民为能吃上点肉，就非得自己养猪，为的是过年时能杀上一头猪能吃上肉，剩下的就腌成腊肉，供一年细水长流，过年过节给孩子们解解馋，来人来客时炒点肉装装门面，还能有点猪油留下来过日子。只是政策规定，农村社员每家每户每年必须给“国家送一头派购猪”是死任务，不送“派购猪”的农户是不允许这年自己杀猪的，你得先送派购猪，然后家里才准杀猪，有生产队、大队管着呢！
“国家”收“派购猪”有标准，必须131斤以上才能收，称低标准，生猪每斤0.42元。151斤以上生猪每斤0.45元。你要是与供销社收购员人熟，不到131斤的也可以收，但收购的价格低，每斤0.38元。也有收购员看人来，看你不顺眼，故意压价，随便找个理由，称猪时扣你称，是常事。那时要想一头猪喂到151斤以上达到高标准非得家里人口多，粮食较充裕的家庭。头一年我就送了一头“派购猪”到公社供销社，本来在家里半月前就称了一下有130几斤，心想又喂了半个月再不长总不会倒缩回去吧？就请人送到供销社。早上送去的，那天送“派购猪”的人特别多，供销社的收购员叫张元发，摸了一下猪的肚子说猪喂的太多，要到下午才能过称。到了下午，我叫他称，他说还要等，直到快散场了，一个人都没有了，我又去叫他称，可能是忙了一天累了，火气大了就说：“明天再称。”我说：“你不是早上说下午称吗？现在都快散场了，为什么还要等到明天称？”他火了说：“你把猪喂的太多，肚里潲没消！”我说：“人还要吃两餐呢，那有上午吃了下午不吃的？又不是喂的是石头，怎么没消呢？凭什么要等到明天才称？那个人送‘派购猪’你是第二天称的？你不是故意坑人吗？”见我揭了他的底，他恼羞成怒，摆出一副领导派头，来个偷换概念：“我们替共产党办事，共产党从来不会坑老百姓。你要称也可以，扣十五斤称，不肯你抬回去！”借着为共产党办事，你就不会狐假虎威、挂羊头卖狗肉吗？我真想睹口气抬回去，可反过来想一想：“抬回去，以后还得送来，不送来，家里杀不成年猪，孩子们可是盼着的。你要是抗着不送，谁也找不到他头上。你和他有气，不能和政策有气，你也奈何不了他。你告到供销社领导那里，供销社是靠这事赚钱的，他为供销社赚钱，难道领导会批评他？看来不受气都不行，忍了吧！”其实像这样被逼扣称的也非我一个，只是像我这样将猪饿了一天还扣这么多称的确实很少，谁叫我得罪了他呢？到那里讲理去？认了吧！明天称，还得耽误一天。一天一夜，猪没吃没喝，连水都吃不上一口，不瘦十几斤才怪呢？称了以后只得129斤，按每斤0.38元计算价格，一头猪欠了二斤，少了六元钱，加上被扣的称，其实是被黑了去。一个劳动日不到三角钱，六元钱我得做两个月。之后，我宁愿多走十几里路将猪送到毛沟供销社，宁愿吃亏，只是为了不愿见到他那张脸。几十年后，他良心发现，就收猪这件事向我道谦。我假装大度地说：“我都忘记了。”看来这事他做得不地道，自己的良心也压迫了他几十年，说出来得到了解脱。人不能做亏心事，他是善良的人，所以还后悔。我想不到几十年了，他还记得，我真心的原谅了他。
家里喂两头猪本计划一头送“派购猪”，留下那一头过年杀吃。谁知一下子两头猪都死了。对于本身就十分困难的家庭来说无异于重大打击，一下子要再买两头猪并非易事，只好先凑合着买了一头猪喂着。“派购猪”是不能少的，你头年的“派购猪”不送，第二年都不许你家杀猪。以前家里都是大人，杀不杀猪，吃不吃肉无所谓，如今总不能让孩子们眼鼓鼓看到别人家孩子吃肉，自己心里好受吗？即使今年杀不成猪吃不上肉，总不能明年也让孩子们吃不肉吧。只是晦运来了你挡都挡不住。买来的替槽猪，没喂多久又得了病，差点又死了，虽然经过打针喂药，总算没死，只是再怎么喂它，它都不长，加上那时哪有粮食喂它？人还不够吃呢？光吃野菜，长的骨瘦如柴，卖了吧，不值钱！喂着吧，它不长！你有什么办法？
接下来，公社要修从白坪到巴科界上的公路，路在那个大队境内就由那个大队修。开始，大队按生产队分段修毛胚路。毛胚路修成后剩下的工程主要是炸掉毛胚路上的石头，扩宽到规定的宽度。这些炸石头的工程就由每个生产队抽出两个强劳力，每三人分成一组用钢杆在石头上打炮眼，然后在炮眼里装上炸药雷管、导线，利用人工点火炸石头。每到生产队出义务工，我理所当然地被派去。主要原因是别人不愿意去，在外怕吃不开，有道是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有家有业的，谁愿意在外面受凄凉。我呢？反正习惯了，一是我觉得在外面比到生产队自由，另外到外面出义务工，工分肯定要比在家高。为了自由，为了工分，在外出虽然比在家苦累，不管是到公社修桥、长潭河修电站、中溪沟修水库都比在家苦累，危险性也大，但我也只能认命，惟一的办法是自己小心，天下大可去的，这次修公路也一样，我和小麻子姑爷去了，他是因为无人去，只好自己带头。天天和别个生产队的青年人一起打炮眼，然后填炸药、装雷管、安导火线。这些工作危险性大，本来应该派专业的人员经过培训后才能做。只是那时不兴这一套，没有专业人员难道就不做了？大炼钢铁不是都没有人做过吗？结果还不是大家都去炼了，反正这事总得有人去做。只是别人都觉得危险，没有人愿意去搞这些，因此这类比较危险的事就轮到我和江贵的头上。江青人年青，也机灵，胆子也大；我一般也小心谨慎。因此装填炸药、雷管、导火线的事大都是我二人，人一多反而危险。填装炸药、雷管必须小心又谨慎，炸药不筑紧，没有爆炸力，岩石炸不开，筑得太紧，可能筑到雷管，雷管只要碰到25kg压力就会引起爆炸，后果不堪设想。雷管是套在导火线上的，导火线短了，点火时不等你跑开就会爆炸，太长了，导火线易受潮，成为哑炮，那更危险，你得将填在炮眼的炸药一点点掏出来，这时雷管夹在炸药之中，稍用力，雷管就会爆炸，同样十分危险。我和江贵在这一帮人中做得多，手脚熟练，只要有这类危险事大都是我俩做。至于点炮，危险性更大。点炮脚手要快，点好导火线后必须尽快跑开藏好，不然就有被炸死的危险。平常点炮也是我俩点，半个多月都没出什么事，一切平安，修路的进度也快。一天正逢赶场，过路的人肯定多。我们上午已打好炮眼，装好炸药雷管，准备早些放炮，好让赶集的人通过。这天共装了十三个炮眼，仍然是我和江贵放炮。其中有一个大炮眼，上面有一块巨石，巨石下面有一层簿簿的泥土，里面填得炸药是别的炮眼的两倍。因为根据经验，上面有泥土覆盖的炮眼，爆炸力要小一些，两人商议：我俩同时从中间点火，向两边分开，江贵点七炮，我点六炮，这样点完后便于躲藏。等公路两头拉好警戒线禁止通行，布置好警戒人员，吹起了警急躲避的哨子，别的民工都已藏好，我和江贵开始从中间点燃导火线。只是那天合当出事，平常我点火时，导火线一点就燃。而那天江贵已经点燃了三根导火线，我的第一根还没点燃。要是江贵都点完了我还没点燃第一根导火线那就坏事了，他那边一爆炸，我就跑不掉了。于是我放弃了点第一根导火线，迅速移到第二根导火线，一点燃了！第三根也燃了，直到第六根都顺利点燃了！跑开，刚藏好身子，炮身响了，我默默地数着炮响，一二三……直数到十二炮，没响了，一直等了十多分钟都没响。我心里想，还有一炮没响，一定是我开始点的那个大炮没点燃，所以没响。这时赶场的人都聚在警戒线那头，看到没有炮响了，吵着要过路。我怕出问题，叫大家千万不要动，我过去看看。按照平常经验，一般点炮后过了十五分钟还没炸，就说明是哑炮，得重新点火。看到时间已经过了十多分钟，虽没钟表，但凭感觉是超过时间了。另外我自己也清楚，明明第一炮没点燃，现在没响的那一炮，也是点第一炮的地方。于是我就走过去查看，还是小心翼翼的。到了那里，正弯腰准备查看时，突然从脚下石头缝罅中闪出像天上的闪电一样的电光，到处金光闪耀，现场绿阴阴的一片。我大叫一声：“娘呀！我上当了。”嘴里叫着，神志倒还清醒，电光火石之间我想到只要跳到路坎下，就会躲过爆炸。嘴里喊时，身子已动，提起身来往路坎下就跳，刚起身，如闷雷一声，炮口炸开了，一股强大的气浪从炮口中冲出来，别人看见正好撞上我刚提起的身子，将我冲起一丈多高，然后从空中摔下来又跌了一两丈远，摔在路坎下一块较平整的偏石板上。就在气浪冲起我升高时，头上已着了泥土和碎石，我知道自己必死无疑。我没有一点害怕和恐惧，也可能来不及害怕，这时大脑处于高速运转之中，像一台电子计算机，仅仅在这一二秒的时间内，想起的是老王在贾祖海死后对我说的那些话：“如果死得是我们，家中妻子老小怎么办？”那时没有作出答案，平时也没想这方面的事，也是心中不愿回答这个问题。而当此将死之时，脑海里马上作出判断：“我死了，总可算因公死亡，儿女们的生活生产队应该会负责，总会给口饭吃吧，父亲也会照顾他们长大；父亲已平反，我心可安；只是苦了妻子，她年轻，是否再嫁我也顾不得了，若不再嫁孩子们大了会照顾她的……”便失去了知觉。我终于有了临死前真实的感受。一个人临死前他最关心的是他认为最重要的后事，后事一了，了无牵挂。这也是我娘死时，一心牵挂我迟迟不肯闭上眼睛的缘故。她放心不下我，所以死不冥目。
我从巨烈的疼痛中醒来，已躺在公社医院简陋的病床上了。医院宋院长在为我作手术，医院仅三人，一个赤脚医生，一个乡村的草中医，再就是宋院长了。宋院长是原县人民医院的护士长，人善良，很细心，但医术确实不算高明，只是她年纪大了，不适宜在县医院工作，放了外任，当了三人卫生院院长。可能是老天垂怜，也许是我命不该绝，阳寿未尽，当气浪将我冲向空中时似乎又将我往左边一送，就在这时爆炸后喷薄而出的石块泥土像天上下了一声巨型的冰雹，满天的石块从我头顶飞过，铺满了公路路面和路坎下远处的地方。我所跌下来的偏石板上竟然没砸下一块石头。我所受得伤都是炮口爆炸的冲出的气浪中夹杂着的泥土和碎石喷在头上造成的。头上崩开了手掌大一块头皮，翻开了盖住了眼睛和右边大半边脸，砸破了5*150px大的一块头盖骨，露出白森森的骨头，可看到颅内像豆腐脑样的脑浆在蠕动。巨烈的疼痛是由于清理头皮上的泥土和连接颅骨上被撞破的骨头时引起的。巨烈的刺痛中恍惚听到妻子的声音，“醒了！”疼痛像用带刺的木棍敲击头部的感觉，整个头部似乎炸裂。思想意识十分模糊，只感到到处都在痛，在我的感觉里这种尖锐的疼痛似乎像度过了一个世纪。后来他们告诉我，手术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直到快清理完伤口准备缝合时我才醒来，接着又昏迷过去。等再一次醒过来时，到处都是静悄悄的，昏暗的灯光下只有一个人孤坐在旁边的木椅子上。我整个头部包扎在纱布之中，只露出嘴和一只眼睛，我时而清醒，时而昏糊，总算回忆起白天的一些事情，感觉到自己总算活过来了。手尚能动弹，右腿不能动，一动就痛入骨髓，头部像要爆炸一样。听到那人问话，凭感觉知道那是寨上的小麻子姑爷，只是精神不能集中，也无法张口回答，整个脸已浮肿变形，但自己还感觉不到，没多久就糊糊涂涂陷入昏睡之中。直到第二天下午总算清醒过来恢复了知觉。我已经两天水米未进，但仍然感到没有味口，小麻子姑爷是生产队派来照顾我的，他已熬好了稀粥，劝我下蛮吃一点，我勉强张开口，吃了几口稀粥就睡着了，就这样时睡时醒过了一个星期，神智开始清醒，知道爆炸后，气浪将我抬起一丈多高，又被摔了一两丈远就昏迷过去，是几个人将我背起送到了公社医院，这几天都是队里派小麻子姑爷在这儿照顾我，妻子来了两次，见我已脱离危险家中孩子小要照顾，来后就回去了。知道这事的人都说我命大，那样凶险的场合，竟然大难未死，将来必有后福。这时我对自己的伤势已有所了解。主要伤在头部和右腿，头部是炸伤，头骨破损，头皮脱落缝合了二十多针，右脸缝合了十多针，右腿是因为从空中跌下来摔伤，膝盖部位疼痛估计有破损，但当时别说乡下卫生所没有透视光机设备，连县医院也没有，也无法检查。好在其它地方尚未伤及，内脏也感觉不到有什么不适。当时公社卫生院医疗条件十分有限，好在宋院长精心治疗，虽每天只是打消炎针，防止感染，情洗伤口，也尽心尽力。我体质一直较好，外伤终于慢慢好起来。当我自己能勉强进食，在床上能解大小便后，妻子替换小麻子姑爷来医院照顾我。医院没有食堂，妻子用三个石头在医院后面架起锅灶，自己烧火弄饭，在医院过起了小日子。一个多月后，我已经能让人搀着杵着拐杖能勉强下床行走，外伤已结痂，只是头部巨烈的疼痛一直时重时轻。我想，既然老天饶我不死，我是孩子的父亲、妻子的丈夫、父亲的儿子，我的责任未了，我一定要尽快地好起来。我咬着牙每天坚持拄着拐杖练习走路，头部巨烈的疼痛也得强忍着。当在医院住了两个月后，我回到家里。之后慢慢参加一些轻松的劳动，开始了自己又一次人生。头上的伤一直伴随了我的一生，每到阴雨天，巨烈的疼痛让人无法忍受。右腿的伤一直使自己右脚无力，膝盖处有一小块骨头在周围游走，手能触摸，但照片时又看不见，令医生也束手无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