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调动，在过去的唯一的人才流动方式。组织调动，个人服从，没有什么个人志愿，只有绝对服从，几乎成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1959年的初春，刚刚欢度完一个心情愉快，无忧无虑的春节，全家人还沉浸在喜庆和欢乐的心情之中，厂干部科找谈话，不，是通知他。“组织决定，这次选调两名技术员，一名中层干部，共三人调部里。你已被光荣选送。三人近日赴京报到。从事原子能的光荣事业。”
当时，某机械工业部在全国好几个省市都有工厂和矿山，有的甚至远在新疆、四川的山沟沟里，天知道将来会分配到何方？此时的我，心情十分惆怅，我好不容易刚从大东北调回南方，时光不过一载，他又要离南去北，具体何处不晓，真叫人揪心。这种“光荣选送”，听起来冠冕堂皇，实质叫人啼笑皆非。家人力求阻止这场调动，尤其是老母，我的婆婆，她心里最疼爱的就是这个儿子，心肝宝贝，这次出走半个中国，他的离家远行，老母长嘘短叹，心神不安，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这是中国自古以来联系母子之间的永恒的话题。她哭得泪人似的，坐到了厂党委书记办公室的椅子上。当然，无济于事。组织决定，就是命令，只有服从。大专班的同学，同事中的好友，有的欢送话别，有的拍照留念。其中两位同学更有心计，他们在照片上书写：“人别心不别”的字样，好似当今出国留洋，久别不归一般。
全家人怀着难舍难分的悲伤心情，眼噙泪水，违心地为他准备远征行装。正直隆冬，北上更寒，添置衣物，多带被褥。必需书籍，随身携带，一本本，一捆捆，装了一大箱，两大包，一句话，生怕他在生活中缺少点什么，该准备的、该想到的都带上了，都备上了。
他们三人，千里迢迢从湖南的衡城来到了北京，在部招待所安顿下来。此时当然无雅兴去游逛首都的风景名胜古迹。神秘莫测的也打听不到任何分配的信息，只有耐心的焦急不安的心情，去面对决定命运的组织分配。
既期待又紧张的领导谈话开始了，最先的首当其冲的是他。他非常非常之幸运，苍天有眼，上帝显灵，后来有人说：“你家有人烧高香了吧！”他被分配到衡城的某公司，地址就在我们平时经常路过的一座机关大楼里，即原厂的旁边，一步之遥。当时的他，由忐忑不安，到瞬息万变，180度大转弯，内心激动不已，心里只喊“万岁！万岁！万万岁！！”他说，要以现在的心情，我肯定不是在内心喊万岁，我一定要振擘高呼，而且会跳起来，蹦起来大声的高呼万岁！万万岁！！
家人得知，他又分配回到了衡城，破涕为笑，抹干眼泪，欢天喜地的准备迎接他的归来。虽然，他离家才半个多月，可在家人的感觉里，在我们内心的深处，他好似久别重逢，从遥远的异乡归来。总之，这种感觉，这种心情和平常很不一样、大不一样，的确是不一样，值得全家人好好地庆贺一番。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随身携带的大捆大捆的行李，大量的书籍及个人生活用品，也到北京兜了一个大圈圈，来了个“赴京旅游”后，折腾来，折腾去，又回到了原地。这种神秘兮兮的工作调动，叫人滑稽可笑，而又不可思议。这就是当时计划经济下，实行的“条条块块”管理模式产生的后果。近在咫尺的两个单位，调换几个干部和技术人员，双方领导面对面磋商排版，那是小菜一碟，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办成的，何必兴师动众，去动用上级机关，浪费人力物力，一句话耗费国家资源，对国家对个人都是得不偿失。
那位中层干部和另一名技术员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时刻提心吊胆，内心不断祈祷，千万不能去大西北呀！果不其然，他俩就偏偏对号入坐，被安排到了甘肃的某某厂。尤其是中层干部，他埋怨上帝不公、不帮忙，内心气愤，又不好公开发泄，只有软磨硬拖，摆出困难，讨价还价，家有老母妻儿，施展各种战术，以种种借口，总之，迟迟不到甘肃的工厂报到。
我的那位，原以为不知何时才会踏足衡城，做梦也没想到，现在就可以调头回家转，打道回府了。在准备启程返航时，发现行李中的脸盆“受苦了”，被压出了一个大坑，不觉有点惋惜时，心烦意乱的中层干部，趁机发泄说：“你有什么可惋惜的！要是我能分回衡城，莫说压坏一个脸盆，就是压坏十个二十个脸盆，我都心甘情愿，你该知足了，”可见他心中敢怒不敢言的怨恨和不满，已经到了快“爆炸”的程度。
当时的“组织分配”，确实不尽人意，不为人愿，不得人心。可作为个人，的确又无可奈何，任上帝安排，靠个人运气。不过，姜还是老的辣。一个月后，这位中层干部施展的软磨硬泡的拖延战术终于获得成功，可以说大功告成，他还是分配到了衡城的某公司。至于那位年轻的技术员早就乖乖地到大西北上班了。
如此神秘兮兮的工作调动，实在不尽人意，与人与己，国家个人，均是双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