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他真能走得安祥吗？”
这里，笔者忍不住地把巴金老先生远在１９９８年春天——曹禺老师辞世的第二年，满怀激情地写出的《怀念曹禺》一文，首先把部分内容转引于此处，和读者共享之，共思之。
今年，是曹禺老师百年华诞这个值得纪念的重要日子，正是巴金老这篇文章在笔者心中燃起了一把熊熊烈火，才促使我提起笔来，写出关于解读老师后半生心路历程的一本书。甚至，我仿佛觉得如果不把这一切写出来，就没有尽到一个学生应当担负起的义务，那将会是令人永远不安，永远遗憾，永远愧疚的事情。
巴金老写道——
“家宝（这是曹禺老师的本名“万家宝”——引者注）逝世后，我给李玉茹、万方（曹禺老师的三女儿、作家——引者注）发了个电报：‘请不要悲痛，家宝并没有去，他永远活在观众和读者的心中！’话很平常，不能表达我的痛苦，我想多说一点，可颤抖的手捏不住小小的笔，许许多多的话和着眼泪咽进了肚里。
躺在床上，我经常想起家宝。60几年的往事历历在目。
北平三座门大街１４号南屋，故事是从这里开始。靳以（作家、时任《文学季刊》编辑部的负责人——引者注）把家宝的一部稿子交给我看，那时家宝还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在南屋客厅旁那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屋里，我一口气读完了数百页的原稿。一幕人生的大悲剧在我面前展开，我被深深地震动了！就像从前看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一样，剧本抓住了我的灵魂，我为它落了泪。我曾经这样描述过我当时的心情——‘不错，我流过泪，但是落泪之后我感到一阵舒畅，而且我还感到一种渴望，一种力量在身内产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帮助人的事情，我想找个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的精力。《雷雨》是这样感动过我。’然而，我从靳以手里接过《雷雨》手稿时所未曾想到的。我由衷佩服家宝，他有大的才华，我马上把我的看法告诉靳以，让他分享我的喜悦。《文学季刊》破例一期全文刊载了《雷雨》，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第二年，我旅居日本，在东京看了由中国留学生演出的《雷雨》，那时候，《雷雨》已经轰动，国内也有剧团把它搬上舞台。我连着看了三天戏，我为家宝高兴。
１９３６年靳以在上海创刊《文学月刊》，家宝在上面连载四幕剧《日出》，同样引起轰动。１９３７年靳以又创办《文丛》，家宝发表了《原野》。我和家宝一起在上海看了《原野》的演出，这时，抗战爆发了。家宝在南京教书，我在上海搞文化生活出版社，这以后，我们失去了联系。但是我仍然有机会把他的一本本新作编入《文学丛刊》介绍给读者。
１９４０年，我从上海到昆明，知道家宝的学校已经迁至江安，我可以去看他了。我在江安待了六天，住在家宝的小楼里。那地方真清静，晚上七点后街上就一片黑暗。我常常和家宝一起聊天，我们隔了一张写字台对面坐着，谈了许多事情，交出了彼此的心。那时他处在创作旺盛时期，接连写出了《蜕变》、《北京人》，我们谈起正在上海上演的《家》（由吴天改编、上海剧艺社演出），他表示他想改编，我鼓励他试一试。他有他的‘家’，他有他个人的情感，他完全可以写一部他的《家》。１９４２年，在泊在重庆附近的一条江轮上，家宝开始写他的《家》。整整一个夏天，他写出了他所有的爱和痛苦。那些充满激情的优美的台词，是从他心底深处流淌出来的，那里面有他的爱，有他的恨，有他的眼泪，有他的灵魂的呼号。他为自己的真实感情奋斗。我在桂林读完他的手稿，不能不赞叹他的才华，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我当时就想写封信给他，希望他把心灵中的宝贝都挖出来，可这封信一拖就是很多年，直到１９７８年，我才把心里想说的话告诉他。但这时他已经满身创伤，我也伤痕遍体了。”
巴金老又写道：“１９６６年夏天，我们参加了亚非作家北京紧急会议。那时‘文革’已经爆发。一连两个多月，我和家宝在一起工作，我们去唐山，去武汉，去杭州，最后大会在上海闭幕。送走了外宾，我们的心情并没有轻松，家宝马上要回北京参加运动，我也得回机关学习，我们都不清楚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分手时，两人心里都有很多话，可是却没有机会说出来。这以后不久，我们便都进了‘牛棚’。等到我们再见面时，已是十二年后了。我失去了萧珊（巴金老的夫人——引者注），他失去了方瑞（曹禺老师的第二任夫人——引者注），两个多么善良的人！
在难熬的痛苦的长夜，我也想念过家宝，不知他怎么样挨过这段艰难的日子。听说他靠安眠药度日，我很为他担心。我们终于还是挺过来了。相见时没有大悲大喜，几句简简单单的话说尽了千言万语。我们都想向前看，甚至来不及抚平身上的伤痕，就急着要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我有不少东西准备写，他也有许多创作计划。当时他已完成了《王昭君》，我希望他把《桥》写完。《桥》是在抗战胜利前不久写的，只写了两幕，后来他去美国讲学就搁下了。他也打算续写《桥》，以后几次来上海收集材料。那段时候，我们谈得很多。他时常抱怨，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劝他少些顾虑，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我至今怀念那些日子：我们两人一起游豫园，走累了便在湖心亭喝茶，到老板店吃‘糟钵头’；我们在北京逛东风市场，买几根棒冰，边走边吃，随心所欲地闲聊。那时我们头上还没有那么多头衔，身边也少有干扰，脚步似乎还算轻松，我们总以为我们还能做许多事情，那感觉就好像又回到三十年代北平三座门大街。
但是，我们毕竟老了。被损坏的机体不可能再恢复到原貌。眼看着精力一点一点从我们身上消失，病魔又缠住了我们，笔在我们手里一天天重起来，那些美好的计划越来越遥远，最终成了不可触摸的梦。我住进了医院，不久，家宝也离不开医院了。起初我们还有机会住在同一家医院，每天一起在走廊上散步，在病房里倾谈往事。我说话有气无力，他耳朵更加聋了，我用力大声说，他还是听不明白，结果常常是各说各的，但就是这样，我们仍然了解彼此的心。
我的身体越来越差，他的病情也加重了。我去不了北京，他无法来上海，见面成了奢望，我们只能靠通信互相问好。１９９３年，一些热心的朋友想创造条件让我们在杭州会面，我期待着这次聚会，结果因医生不同意，家宝没能成行。这年的中秋之夜，我在杭州和他通了电话，我清清楚楚地听到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响亮，中气十足。我说：‘我们共有一个月亮。’他说：‘我们共吃一个月饼。’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
巴金老最后还写道：“我和家宝都在与疾病斗争。我相信我们还有时间。家宝小我6岁，他会活得比我长久，我太自信了。我心里的一些话，本来都可以讲出来，他不能到杭州来，我可以争取去北京，可以和他见一面，和他话别。
消息来得太突然。一屋子严肃的面容，让我透不过气。我无法思索，无法开口，大家说了很多安慰的话，可我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前些天北京来的友人还告诉我，家宝健康有好转，他写了发言稿，准备出席六届文代会的开幕式。仅仅只过了几天！李玉茹在电话里说，家宝走得很安祥，是在梦中平静地离去的。那么，他是真的走了。
十多年前，家宝在给我的信中，写了这样的话：‘我要死在你的前面，让痛苦留给你……’我想，他把痛苦留给了他的朋友，留给了所有爱他的人，带走了他心灵中的宝贝，他真能走得那样安祥吗？”（一）
巴金老不安地、痛楚地提出：“我想，他把痛苦留给他的朋友，留给所有爱他的人，带走了他心灵中的宝贝，他真能走得那样安祥吗？”请反复读一读，这最后一句话的斤量，这一问问得有多么尖锐，多么沉重，又有多么深刻啊。那么，回答大约只能是一个：“不能！”想想看，曹禺老师确乎不能走得那样安祥，不可能走得那样安祥。也许，这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矛盾而又复杂的原因，就包括在本书将要提到的一些难以回避的追思之中。
笔者以为，巴金老的信写得很简约，很舒缓，但是也很含蓄，很厚实，甚至可以说，是很强烈，很炙热，表面上是平平常常的“字”，远远不及背后里浓浓重重的“意”要多。这一切仿佛如同“深深的水，静静地流”，逼迫着读者去想得很多，想得很远，想得很深。比如，一句短短的“我们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便会勾起大家多少的回忆和沉思啊！？
时间过得多么快，转眼之间曹禺老师已经离开我们整整１４个春夏秋冬了。是的，他的离开把痛苦留了下来，然而让我们除去痛苦的思念以外，还有更多的痛苦的思索，刻骨铭心的、无法逆转的思索。
进入2１世纪年以来，我一直在想着：我们应该怎样更好的纪念这位曾经被赞誉为“摄魂者”和“中国莎士比亚”的戏剧大师、戏剧诗人呢？难道就是说几句歌颂赞美的套话、空话和大话吗？或者是说几句照章办事说了等于不说，不关痛痒的、半真半假的虚话吗？……恐怕都不是的，都不应该是的。而是，应该通过曹禺老师的个例现象，来全面地、认真地、深入地思索一下，在他们那一代作家、艺术家身上究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沉重的经验和教训。“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寻找到历史原因——解释世界的本性，本来就是人类不可更改的愿望。也许，只有如此才能更有利于我国文学艺术事业的正确、健康、持久地发展。如果真的这样做了，那么曹禺老师也一定会含笑于九泉，并带来些许欣慰，或者他的灵魂才真正能够得到了安详。
笔者的这个想法并非是没有缘由的。近日，我有幸读到了曹禺老师1981年写下的全年日记，据夫人李玉茹大姐说：“整整一年流水账式却详尽的日记，这在曹禺来说，也是难得的资料。”“通过它能看到曹禺几十年来，忙忙碌碌、实实在在地做了许许多多，他不善长、不熟悉，而是竭尽全力去做的工作。”“曹禺是个闲不住、管不住自己的人，巴金先生说他‘好热闹’。确实，有许多事是他愿意做，喜欢参加的。做了这些事，他的内心，又充满了矛盾、痛苦、悔恨，等等等等。”“他对自己的缺点错误，异常敏锐，比任何人看得都透彻，甚至过火。大约他是艺术家、诗人，极易夸张、偏激。然而，他的勇气是惊人的，敢于剖析自己，我仿佛看见他用尖刀扎进自己的心窝，流着血。”（二）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部难能可贵的日记，使我们可以比较深层次地走进曹禺老师的灵魂，探索一些原来模糊的、不可知的东西，从而对他的真实命运，主要是真实的后半生心路历程，有了进一步的、亲切的了解、理解和谅解。甚至，从这里可以得出我们并不愿意看到，又无法抗拒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重要结论。从一定意义上看，这份日记是曹禺师给我们留下的一份宝贵的，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
写到此处，我不由得想起了巴金老在《怀念老舍同志》文章中，提到的一个古老的故事：“在很久以前，中国有一个富翁，他收藏许多古董珍品。后来他在事业上失败了，于是把收藏的古董一件件变卖，最后富翁终于落魄成为讨饭的乞丐。然而，即使成了乞丐，有一只宝贝的壶，他是怎么也不肯割爱的，他带着这只壶到处流浪。当时，另外有一个富翁知道了这件事，便千方百计要获得这只宝贝的壶。富翁出了很高的价钱想把壶买到手，虽经几次交涉，乞丐却坚决不肯脱手。就这样过了好几年，乞丐已经老态龙钟，连走路都十分困难了。富翁便给乞丐房子住，给乞丐饭吃，暗中等待乞丐死去。没过多久，乞丐衰老以极，马上要病死了。富翁高兴极了，觉得盼望已久的愿望就要实现。可是谁能知道，乞丐在咽气之前，硬是把这只宝贝的壶掷到院子里，摔得粉身碎骨。”巴金老坚定地认为，老舍是不会像乞丐那样死的，既不会抱着壶跳楼，也不会故意把壶摔碎，而一定是要把美好的珍品永远留在人间。我们对于这些话同样可以理解为，曹禺老师和老舍先生一样都会像巴金老说的那样做的，把美好的珍品永远留在人间。
难道曹禺老师真的把痛苦留给我们，自己不肯留下宝贝珍品而又走得那样安祥吗？……那好，我们就从这条线索说开去吧！
这里，我们不妨把思路再展得开阔一些，深远一些，首先粗略了解一下世界上一些著名作家在他们的后半生里，是怎样进行自己终身挚爱的文学创作的。目的只在于使我们增加一个思索问题的“参考系”。
狄更斯生于1812年，卒于1870年，享年58岁，而其代表作《大卫。科波菲尔》是写于1850年，时年38岁；
契诃夫生于1860年，卒于1904年，享年44岁，而其代表作《海鸥》是写于1896年，时年36岁；
但丁生于1265年，卒于1321年，享年56岁，而其代表作《神曲》是写于1300年至1321年，时年35岁至56岁；
卜伽丘生于1313年，卒于1375年，享年62岁，而其代表作《十日谈》是写于1350年，时年37岁；
席勒生于1759年，卒于1805年，享年46岁，而其代表作《阴谋与爱情》写于1782年，时年23岁；
歌德生于生于1749年，卒于1832年，享年83岁，而其代表作《浮士德》写于1808年（第一部）至1831年（第二部），时年59岁至81岁；
巴尔扎克生于1799年，卒于1850年，享年51岁，而其代表作《人间喜剧》中的《欧也妮。葛朗台》写于1833年，享年34岁，《高老头》写于1835年，时年36岁；
罗曼.罗兰生于1866年，卒于1944年，享年78岁，而其代表作《约翰。克利斯朵夫》写于1912年，时年46岁；
海明威生于1899年，卒于1961年，享年62岁，而其代表作《老人与海》写于1951年，享年51岁；
雨果生于1802年，卒于1885年，享年83岁，而其代表作《九三年》写于1873年，时年71岁；
大仲马生于1802年，卒于1895年，享年93岁，而其代表作《基度山伯爵》写于1844年，时年42岁；
小仲马生于1824年，卒于1895年，享年71岁，而其代表作《茶花女》写于1848年，时年47岁；
福楼拜生于1821年，卒于1880年，享年59岁，而其代表作《包法利夫人》写于1857年，时年36岁；
莫泊桑生于1850年，卒于1893年，享年43岁，而其代表作《羊脂球》写于1880年，时年30岁；
杰克.伦敦生于1876年，卒于1916年，享年40岁，而其代表作《荒野的呼唤》写于1903年，时年27岁；
莎士比亚生于1564年，卒于1616年，享年52岁，而其代表作《哈姆雷特》写于1601年，时年37岁；
易卜生生于1828年，卒于1906年，享年78岁，而其代表作《玩偶之家》写于1879年，时年51岁；
托尔斯泰生于1828年，卒于1910年，享年82岁，而其代表作《复活》写于1899年，时年71岁。
……
从上述的一部分统计数字来看，绝大多数世界著名作家的代表作品都是产生在其后半生或者接近后半生当中的。我想，这也许是有原因的，因为一定意义上说，后半生才是作家创作的“黄金时期”，因为其思想、生活和技巧都处于一种成熟状态、高峰状态，所以创作也就会出现一种“井喷”状态，正是如此才是比较自然的，可以理解的，比较正常的。
巴金老在晚年曾经写信给曹禺老师，提出当年屠格涅夫患病垂危，在病榻上写信给托尔斯泰，求他不要丢开文学创作，希望他继续写小说。这些话是很能触动人的。大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曹禺老师最后住进北京医院长长的8年日子里，才有相当一段时间在病房中，都是读着《托尔斯泰评传》的，并且常常看着看着突然把书推开，满怀激情地大声说：“我就是惭愧呀，不知道我有多么惭愧！我要写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啊！”……
接下来，我们实在是不能忍心地，又不得不面对地，再来认真看一看看看曹禺老师本人，一生实际创作的情形是怎样：他在1933年，时年23岁，就写出了代表作《雷雨》，实在属于青年“早慧”，本应后半生里能作出更多、更大、更好的创作成绩来，然而，如众所周知的那样，我们不愿意又不得不接受的情形，却远不是如此，而且远远不是如此。
好吧，让我首先给曹禺老师算上一笔终生的创作账——
他从1933年时年23岁起，至1943年时年33岁止，在短短的10年的青年阶段中，先后创作出了《雷雨》（1933年）、《日出》（1935年）、《原野》（1937年）、《北京人》（1941年）、《全民总动员》（1940年；与宋之的合作）、《蜕变》（1940年）、《家》（1943年；根据巴金小说改编），等等7个剧本，可以不夸张地说其中多部是经典，是传世之作，已经闻名遐迩；而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他刚刚只有39岁，真可谓年富力强之中年时期的开始，又已经有着厚实的生活经历、深刻的思想阅历和成熟的写作经验，正是应该也完全可能大大施展聪明才智的“黄金”日子，但是，令人根本想不到的是，连他自己也根本想不到的是，他从1949年时年39岁，直到1996年时年86岁辞世的47个春夏秋冬里，也就是中年时期加上老年时期，他却仅仅创作出了《明朗的天》、《胆剑篇》（与梅阡、于是之合作）、《王昭君》，等等3个剧本。有人挖苦地说，曹禺在47年之中只写了两个半剧本，因为有一个剧本是与其他人合作写的。更有甚者，有人由于对《王昭君》剧本的艺术质量不够满意，竟然说：“这根本不是出自曹禺先生之手，而是别人炮制出来的冒牌赝品！”——我们沉下心来想想看，10年写出7个剧本与47年写出3个剧本之间的反差，是不是也太大太大了啊？而且，这里不完全是由于身体健康很差的原因，也不简单是由于其他工作太忙顾不上，更绝对不是由于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来写，没有了创作的欲望和要求。……不是的，都不是的！完全不是的！
也许笔者给曹禺老师算的这笔创作账，有些触目惊心，有些残酷吓人，但这些确实是无法改变的、铁一般的历史事实。
写到此处，我们不妨请一位非常了解曹禺老师的见证者，来仔细谈一谈当时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形，这就是他的三女儿，也是最有希望“承接父业”的作家万方。
曹禺老师最后的日子是在北京医院里度过的，加起来整整有8年（2848天）之久，在入住医院的前前后后，也许成为他一生当中创作的最低点，或者说是非常缺少活力的“冰点”。
万方这样说——
“有时上午他坐在沙发上看报，看着看着睡着了。电话铃一响把他闹醒，电话总是要他开会、题字、看戏、评奖之类的事儿。他一接电话就清醒了，人也精神了，什么事都应承下来，有一段时间他几乎天天有活动，有时一天有4个日程，日历本记得满满的：追悼会，法国议会代表团，送机场，英国大使馆，等等……
每次参加活动回来，他都极为疲倦，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沮丧。当然也有挺得意的时候，但这样的时候毕竟不多。他心里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有一次他和我说：我是用社会活动来麻痹自己，我想写，写不出，痛苦，就用社会工作来充塞时间。他感叹道：这么下去怎么得了？
然而，长时间的寂寞又会使人烦躁。他坐在桌前翻手边的东西，毫不相干的杂志，又走到书柜前漫无目的地找书，读出一本本书的名字；他在屋里东走西走，他的脸这时候绷得紧紧的；我看见了，走过去摸摸他的脸，他站住，松懈下来，对我说：‘不行了，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出来那个劲儿！’我们互相看着，我多么地理解他因而可怜他。事情是多么明白啊！我本想安慰他，才摸摸他的脸，可是我什么也没做到。”（三）
……
“我爸得过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多年来他的睡眠必须靠安眠药。吃了安眠药以后，他就大大地放松了，种种潜意识都变成话语，像地下的泉水一样往外冒。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在床头灯的直射下亮得吓人，我就坐在他身边可他并没有看见我，而望着他活生生的痛苦。
‘我痛苦，我太不快乐了，我老觉着我现在被包围着，做人真难哪！我要坦白出来，我怎么自私怎么坏，我要说心里话，说世界上任何人都不敢说的话。’——‘我最恨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没有一个没坏心眼儿，禽兽比他们好，恨就恨爱就爱。’——‘昨晚那个大使，说什么伟大作家，了不起的作家，狗屁呀！我听着一点儿不高兴！我想得太大了，我想但丁，想托尔斯泰。’他顿住一口气，然后深深地吐出来，‘都七老八十了，还（完）成什么呀！我呀，在这个世界上白白过了一辈子，但我有一个最大的所得，我悟啊！这个世界实在不高明。人哪，是个丑恶的东西，可是也不，人又那么地吸引你……’他什么都讲，毫无顾忌，他总是为自己一生中所犯的各种错误，失当的行为反复思虑、后悔。有时候，他拉着我的手：‘小方子，你逼我吧，不逼不行啊！我要写东西，非写不可！’他嘴用力在脸上抿紧，目光灼灼，闪动着生命的光焰：‘我要做一个新人，忘掉过去的荒诞和疑虑，我要沉默，我要往生活的深处钻，放下这个嘴的生活，用脚踩出我的生活，用手写真实的人生。’他的话像文章一样，思路畅通之极。
多少这样的时光，我已经睡下，他连声叫着我，接着开始他的倾吐。床头灯照着我们，他立下志愿。”（四）
……
“我手里有一张白纸，上面是他（曹禺老师——引者）写着的一些字：‘为什么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天沉着脸，像是又要下雪，其实方才还是亮晶晶的，怎么能一转眼就变成这样一副讨人嫌厌的样子。这个天就像我，一天能几个神气，说明心中有怨气。但天不应该有什么内心的活动。我是人，人却不能不有各种变化。譬如我总像在等待什么，其实我什么也不等待。’”（五）
……
“曾经有那么一天，我爸爸看出我不快活，对我说：‘小方子，别那么不快活。’
我说：‘没什么不快活呀！’
他想了想，说：‘是没什么不快活的事儿。我给你读两句诗——水月不真，惟有虚影，人亦如是，终莫之领。’他解释道：‘就是不能懂这个道理。为之驱驱，驱驱就是忙呀，忙了一辈子。背此真净，真净，这么一个干净的世界，你违背了，若能悟之，超然独醒。’他放下书，静了一会儿，‘这是另外一个世界，和马克思的世界不一样，和资本主义世界也不一样。你觉得如何？’
他望着我，穿过我，望着他自己的内心。”（六）
……
“粉碎‘四人帮’后，我爸爸的社会活动渐渐多起来，头衔也越来越多，他的时间几乎被各种各样的活动填满。每次活动回来，他一阵风似地从门外进来，脚步匆匆，进屋后把衣服一脱就倒在沙发上。他总是弄得十分疲倦，人好像被抽空了似的。
他一回他的家，筋疲力尽往沙发上一倒，我跟过去坐下，同情地说：‘真够忙的。’
他缓过点气来，说：‘就是无聊就是了，没一点儿意思。’他一下子把话说到根上去了，‘一天到晚瞎敷衍，说点这个说点那个，就是混蛋呗！没法子！’
我习惯了他骂自己，就笑笑。他又说：‘我现在的脑子是空空洞洞，一无所有呀！’
过了一会儿，他见我还坐在旁边，就又对我说：‘告诉你，每个人都有一本账，我写不出东西是我自己的账。你别为我痛苦，你苦你的恼吧！’
千真万确，我亲眼看到一种病持续不断地困扰着他。这痛苦不像‘文革’时期的恐惧那样咄咄逼人，人人不可幸免。这痛苦的含义，我猜想——痛苦大约是一把钥匙，惟有这把钥匙能打开他心灵的门，他只是经常地抚摸着这把钥匙，感受钥匙在手中的那份沉甸甸冷冰冰的分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甚至成为一种独特的游戏。真正的他则永远被锁在门的里面。也许里面已经人去楼空，他不知道，也并不真的想知道。但是痛苦确实是痛苦，绝对没有掺一点假。
我曾在一篇关于我爸爸的文章里说，痛苦是他的性格，现在我感到这样说不很准确，更准确的说法是，痛苦是他的天性。”（七）
……
“直到他（曹禺老师——引者）的病使他不得不放弃，不得不离开他心里各色各样的人物；一旦离开他们，他感到那样孤独。他的小本子上有一首诗，表达了内心的感觉——
孤单，寂寞，像一个罐头抽尽空气，
我在压缩的黑暗中大喊，没有声息。
孤单，寂寞，在五千丈深的海底，
我浑身阴冷，有许多怪鱼在身边滑去。
孤单，寂寞，在干枯无边的沙地，
罩在白热的天空下，我张嘴望着太阳喘气。
孤单，寂寞，跌落在深血弥漫的地狱，
我沉没在冤魂的嘶喊中，恐惧。”（八）
……
也许，上面说的都是一些现象，那么产生这些现象的真正原因何在呢？谁又能说得清楚呢？
有的人说：他本人不是没有觉察和体会，他亦未尝不明了其中因果，但他就是不能冲破这个“罗网”。什么是这个“罗网”呢？我以为其中因素之一就是官方对他的重视，半个世纪以来，曹禺头上戴的“桂冠”实在太多了，什么院长、主席、领导，等等……一个艺术家、作家，他的第一任务就是创作，他需要的是时间和充沛的精力，否则就是对他的写作的干扰和破坏。
也有的人说：从现象上看，曹禺主观上是竭力想顺从客观环境加于他的影响与制约，积极主动地去适应客观环境对他所提出的种种要求。一个作家的创作，外之既不能符合客观环境的要求，内之又并不与自己的心灵相合洽，当然决不可能是成功之作。……许多老作家解放以后的成绩都不如解放以前，这并不只是曹禺一个人为然，不过在曹禺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而已。
还有人说：由于清规戒律太多，“左”的路线长期占有统治地位，造成文艺政策的失误，限制了作家的创作。……老作家不适应新社会，又受左倾教条的束缚，因而写不出作品或写不出好作品，决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普遍现象，是时代现象。……当左倾思潮泛滥时，以他（曹禺老师——引者注）的身份、地位和处境无法去反潮流，同时，又不能心安理得地去随波逐流，因此，他就不能不陷入深深的矛盾和痛苦之中。
……
一个是客观上官方的过于重视（不尊重文学创作规律的重视，或者说是只用其短而不用其长的重视）；一个是主观上过于顺从、迁就于客观上的种种要求；还有一个是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长期干扰和束缚；当然也有个人性格上的种种弱点，比如“好热闹”之类同样助长的了被动局面长时间的形成和巩固。……等等，等等，多种时代的、历史的、个人的、社会的错综复杂因素。
也许，这一切正是本书要挖掘、思考和探索的，当然又是不一定能够搞得完完全全清楚的命题。
曹禺老师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灵魂的石头就是为人摸，为时间磨而埋下去的。”好的，那就让我们随着时间慢慢地向前推移，继续抚摸他所埋下去的这块“灵魂石头”吧。我想，收获总是会有的。一定。
在这一章就要结束的时候，我忽然想到应该怎样，才能解读曹禺老师的心路历程呢？大约只有树立起一个观念才可以做到。那就是进一步搞清“人生观”的内涵。首先，一个成功的作家需要什么条件呢？一般的回答是——一要有深刻的思想；二要有创作的功力；三要有艺术的经验。其实，还有一条是不可或缺的，那就是作者要有心灵的煎熬，也就是要有痛苦和悲剧。足见，优秀的艺术作品是作者痛苦和悲剧的结晶。有人说，真正能够留下来的文艺作品，感人至深的，有时代反映的，相当部分是悲剧，而不是“搞笑”和“作秀”，更不是“快乐至死”。此话不假。一句话，人生的本质就是痛苦。正如宋代欧阳修所云：世间“不如意事十有八九。”也许，只有这样看人生，才有可能解读曹禺老师的心路历程，才有可能解读好曹禺老师的心路历程吧。
注释：
（一）引自《倾听雷雨》
（二）引自《没有说完的话》
（三）引自《灵魂的石头》
（四）引自《灵魂的石头》
（五）引自《灵魂的石头》
（六）引自《灵魂的石头》
（七）引自《灵魂的石头》
（八）引自《灵魂的石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