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虽说是政府的支撑，但税收的高低也反映了某些执政理念
税负高低反映了一国政府的执政理念，在我国庞大的税收体系、税收绩效和手段简直可以用“威猛”来形容，有时甚至是竭泽而渔威猛的例子是，某人开了一家网店，刚刚开始赚钱，记者为他写了一条新闻稿，税务部门第二天就拿着报纸找上门来，要求查账补税并罚款。
许多税种设计时根本不考虑成本，收1元钱的税，哪怕成本高达5毛甚至8毛也在所不惜，可谓杀鸡取卵。这方面最典型的是农业税和屠宰税。我国2005年末率先在部分地区取消实行了二千六百年的农业税，然后在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原因当然多种多样，但最重要的一条原因是农业税的征收成本太高“算不来”。
从具体数据看，全国农业税的收入规模是每年600亿元左右，其中成本有多高根本算不出来。在废除农业税之前，北京市每年的农业税收入约为8000万元，而征收这些农业税的直接成本就达6000万元，实际上根本没有征缴的价值。更重要的是我们说“税费”、“税费”，“税”和“费”往往连在一起就以农业税来说。
除了农业税本身之外，各级政府附加在它身上的搭车收费现象十分严重，这就更加加重了农民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为什么会这样呢?农业税作为一种“税”，本来应该是税务部门征收的可是由于1994年税制改革后，纳税主体变成了农民个人，征税成本太高。
所以地方税务局只好委托根本不应该充当执法主体的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出面代征，这就造成了混乱。再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农村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基层财力支出缺口也不断增大。这些钱从哪里来。最终只能摊派到农民头上，于是农村普遍出现了乱集资、乱摊派、乱罚款的“三乱”现象，被称为“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
有些地方想钱想疯了，就连农民利用雨水灌溉农田，也要收取每人每年30元的“自然水费”，否则就拿不到国家发放的粮食补贴，并且这项政策已经连续实行了几年。更荒唐的是某地农民收割自己种植的玉米，还要向镇政府缴费办证。说到底，办证的目的就是为了收费。
千万别以为农业税只是一个简单税种，其实在这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从法律概念看，农业税是指农村依据耕地、户口或人口、劳动力等，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向农民征收的以农业税、特产税、屠宰税为主体的税费体系，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国家法律规定征收的税，一共有十五种;二是缴给上级行政事业单位和部门使用的费，如水电费、血吸虫病防治集资等：三是用于公用事业的政府性集资，简称“五项统筹”，包括教育附加费、民兵训练费、计划生育费、民政优抚费、民办交通能源费：四是村社区内的公用事业费用支出，简称“三项提留”，包括公积金、公益金、行政管理费等。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是乡镇政府统一收取的其他费用，如共同生产费(泵站排灌费)、畜禽防疫费、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还款、改造低产田项目还款等。废除农业税表面上看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实际上反映了政府更新了执政理念，国家已经意识到农民的弱势地位，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把政治文明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从国外看，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由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不会竭泽而渔。国家取消农业税后并不意味着农民就没有税收负担了。除了成本上升、企业融资难等老问题之外，民营企业感到最突出问题是税收负担太重，以及各种形式的费用太重我国企业的所得税和增值税加起来达40%以上，这在其他国家中很少见。
如果分税种看，增值税是应该缴的，因为企业有获利了：但营业税的负担就太重了，无论企业生产不生产、赚钱不赚钱都要缴，这就实际上存在着重复征税现象。所以，税收与企业的关系看起来只是一种利益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