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无可奈何，只有代表团成员自己动手搬运。代表们都是功勋卓著的将军，军衔最小的也是一位中将，他们冒着炎热的天气，把礼品盒和重要武器样品一件件从故障飞机上搬下来，再一件一件地搬到新换的飞机上去，其辛苦可想而知。
本文摘自《文史精华》2006年第9期，作者：时念堂、康庭梓，原题：《租用外国专机出访的尴尬》
50年代，我们国家专机水平非常之差，是租用别国的飞机载着国家领导人飞出国门的。1955年发生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坠毁事件，就是因周恩来总理参加万隆会议而租用的外国飞机，后来在太平洋上出了事，飞机上的人全部遇难。周总理由于临时改变飞行路线才幸免于难。当时专机部队的胡萍团长和我分别驾驶两架伊尔—14飞机，将总理一行送到昆明后，临时租用英国的C-54大型客机直飞缅甸仰光。
使我不能忘记的是，1959年7月，杨成武将军率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印度尼西亚，租用的是印度的飞机，在途中遇到了难以启齿的尴尬局面。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已经成立了10年，可是年轻的中国空军空中运输部队还处在刚刚发展的阶段，空中运输能力相当薄弱，我所在的专机飞行团所拥有的飞机，全都是从苏联引进的，其中飞行性能比较好一点的伊尔—14飞机，加满油料之后也只能乘坐20余人，飞行高度与飞行距离都不能满足漂洋过海的需要。毛泽东主席1956年5月第一次乘坐的专机，也只是从苏联引进的里—2飞机。当杨成武将军准备率军事代表团到印度尼西亚访问的时候，不得不考虑租用外国的飞机。当时，由于印度在空运方面领先于我国，因此确定租用印度飞机。
其实，在我们考虑租用印度的飞机之前，曾分析我国飞机能否担任专机出访印尼。由于中国到印尼的飞行距离较长，若用本国飞机就要从我国最南边的海南岛飞往印尼，这样就要长距离在海上飞行，用伊尔—14飞机是很不安全的，万一遇到特殊情况，没有可用的备降机场。当时航线左边的菲律宾与右侧的越南都在美国的控制之下，不但不可能成为我们的备降场地，相反的还可能成为敌对势力进行破坏的机会。专机部队领导经过反复研究认为，还是租用别国飞机，采用当年周总理飞往万隆的航线比较好，即以我国的昆明为基地，利用我国与缅甸接壤的条件，用我们自己的飞机尽可能把代表团多送上一程，这样既可以减少外国飞机在我国停留的时间，又可以缩短距离，当然也能节省一些费用。方案报请空军领导批准后便着手实施。
当年7月，我和胡团长分别带领两个伊尔—14飞机机组从北京出发，将杨成武将军率领的军事代表团一行送到昆明。利用代表团在昆明休息的时间，我们机组人员乘坐一架飞机前往仰光试航。到国外机场试航比在国内要复杂得多，除外交方面的工作(已提前完成)，机组要根据昆明航站提供的航线及仰光机场的资料提出具体飞行方案，为军事代表团顺利到达缅甸仰光提供可靠的技术保障。
我们试航的航线是这样设计的：从昆明起飞之后第一个转弯点位于云南西部的宝山(编者按：原文有误，应为保山)，因为宝山有一个小机场，可以为飞机进行导航，然后再飞往离中缅边境不远的芒市。飞出国境之后，朝着缅甸的重镇曼彻斯特(编者按：原文有误，应为曼德勒)飞去，再对正首都仰光完成最后一段航程。其实在天气条件比较理想的情况下，只要地面通讯导航保证正常，完成试航是不成问题的。但当时正炎热的夏季，地面的高温使空气变得极不稳定，强烈的对流气团所形成的积雨云和浓积云对飞机有着很大的影响。伊尔—14属于低空小速度的飞机，最大飞行高度不超过4000公尺，正好处在对流层中，如果飞行员不能掌握经过区域的气象规律，就难以顺利完成任务。
试航中，当我们经过芒市的时候，天空的云量逐渐多了起来，不久飞机就完全在云中飞行。云层变厚，驾驶舱内的光线逐渐暗了下来，飞机出现了颠簸，开始变得不稳定。根据经验，我们判断飞机已经进入浓积云中飞行。大约经过40分钟的飞行，当我们接近曼彻斯特的时候，天气情况有了好转，最后一段航行处在完全能见的好天气之中。
通过试航，摸清了中缅边境一带的气象规律。这一地区的夏季，经常有一个从东到西的复合带横卧在那里。所谓复合带的天气形势，就是云层多，云顶很高，超过1万米的高度，低层很容易形成雷雨天气，而且在白天随着气温的升高，对流云系的变化越加激烈。如果选择早上8点左右，在对流云系还没有完全形成的时候穿过复合带，空中的气流就会相对稳定一些。
代表团接受了机组的建议，到达昆明的第三天一大早7点钟，我们两架飞机载着杨成武将军一行，陆续从昆明机场起飞，沿着试航的航线飞向仰光。由于我们机组掌握了天气变化的规律，在专机穿越复合带的时候，虽然也处在云中飞行，但都没有遇到大的颠簸。经过曼彻斯特之后，在能见地面的情况下，顺利到达仰光。经过地面指挥员同意，我们两架飞机都采用了直接落地的方法，安全顺利把代表团送到访问印尼的国外第一站。
按照预定计划，从仰光到印度尼西亚的远距离飞行，由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担任。然而，当印度的飞机载着代表团全体成员，经过马来西亚附近上空的时候，飞机发生故障，不得不在马来西亚降落，排除飞机故障。由于我国当时与马来西亚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代表团的人员就不能走下飞机到候机室休息。当时正是盛夏的季节，可想而知，代表们坐在闷热又不通风的机舱里会是一种什么感觉。问题还不仅仅是这些，代表们在难耐的等待中，并没有等来已经排除故障的飞机，当然也谈不上继续航行。最后代表团被告知，飞机故障无法排除，要等另一架飞机到达马来西亚之后，才能接替第一架故障飞机，继续飞行。
更换飞机如果在国内并不算问题，可是在人地两生的国外，就成了大问题。因为杨成武将军率领的不是一般的代表团，而是负有特殊使命的军事代表团。飞机上不仅装着很多的礼品，更重要的还有不少武器样品，这些重要物资时刻都要处在代表团人员的监控之下，不能有任何差错，更不能临时雇用无关的人员进行搬运。无可奈何，只有代表团成员自己动手搬运。代表们都是功勋卓著的将军，军衔最小的也是一位中将，他们冒着炎热的天气，把礼品盒和重要武器样品一件件从故障飞机上搬下来，再一件一件地搬到新换的飞机上去，其辛苦可想而知。
代表团在印尼经过一个星期的访问，还是乘坐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到缅甸首都仰光。我们原来的两个机组按照预定计划，在代表团到达仰光的前一天准时降落在仰光机场。当我们的将军们在宾馆见到我们机组的时候，就像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主动迎上前来，紧紧地握着我们的手，激动地说：“你们可来啦!”那兴奋之状溢于言表。开始我们还不知道将军们为什么如此激动，后来，他们才把印度飞机中途故障，不得不降落马来西亚与更换飞机时那种尴尬局面向我们叙述一遍。将军们就像是受到很大委屈似的，并纷纷表示，如果乘坐我们自己国家的专机，就不会这样，即使途中遇到什么特殊情况，有我们自己的飞行员在，什么问题都好解决。更重要的是，代表团认为乘坐我们自己的飞机，无论在飞行或政治方面都有一种安全感。
第二天，将军们仍然乘坐我们原来的两架伊尔—14飞机，早上7点钟准时离开仰光，9点钟，从边境复合带顺利穿越，到达昆明落地的时候，遇到平时少有的好天气，机组和代表团成员的心情就像那晴朗的天空一样，感到心旷神怡。当专机平稳地降落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大地上，将军们走下飞机，欢呼雀跃，互致问候，“这下可好了!又回到我们自己的国家了!”此刻，代表团团长杨成武将军特意走向前来，向机组的同志们致谢，并亲切地说：“你们辛苦了!我们在昆明住两天之后，一起回北京。”
晚上，在昆明军区为代表团举行的宴会上，将军们也纷纷向机组敬酒，弄得我们机组人员手足无措，非常不好意思。最后我们按计划飞经成都加油，一路顺风，将军事代表团成员安全接回北京。前后历经一个多月的专机飞行任务总算结束了。可是，当人们坐下来总结这次出访经验的时候，想到租用别国飞机在国外遇到的种种不便与尴尬，不得不意识到加强我国航空运输力量的重要，同时也感到自己作为共和国培养的第一批飞行员，今后肩上的担子还会更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