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无达诂”，语出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本意是对《诗经》阐释不易统一。后世文论家将其演变成“诗无达诂”，指读者对诗作会有不同解析和感触。毛泽东诗词独领风骚，读者如云，但毕竟是古典风格，难免见仁见智。毛泽东熟读诗论，深谙此理，对于各种注解和评论，只要不涉及原则和史实问题，基本不予置评。发现自己诗作被误读曲解甚至错讹，毛泽东也并非全不在意，他通过作批注、改校样、写回信、答疑问等方式，对自己诗词的字词句篇作了不少自注自解。这些注解是毛泽东诗词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准确解读、欣赏、研究毛泽东诗词提供了珍贵史料。
主张诗不宜解死
1975年7月的一天，芦荻给毛泽东读了李商隐的《锦瑟》，这首诗很难解，历来众说纷纭。芦荻请教毛泽东怎么看，毛泽东说：不要做繁琐的钻牛角尖的研究，只要感觉文采优美，徜徉迷离，给你一种美的享受就行了。这首诗为什么流传得那么久，自有它迷人的魅力。1976年2月12日，毛泽东复信刘大杰时说：“李义山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毛泽东对待古典诗词的这一态度，显然受到“诗无达诂”的深刻影响，主张不要解死，可以存疑。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对自己的诗作也不主张过多注释，给读者留下更多自由的想象和创造空间。1961年出版毛泽东诗词英文版时，郭沫若曾问毛泽东要不要出一本统一的解释本，毛泽东回答：“没有必要，唐诗三百首，流传多少代都没有统一的解释。我的诗词也让别人去理解吧。”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63年版《毛主席诗词》后，几个编辑写了一个注释本，毛泽东在书稿上批了几行字：“诗不宜注，古来注杜诗的很多，少有注得好的，不要注了。”1964年，周世钊打算撰写评论文章，连写两封信向毛泽东请教对诗集中一些作品作何理解。毛泽东回复：“拙作解释，不尽相同，兄可以意为之。”1971年冬，长沙的许多单位请周世钊去作学习毛泽东诗词辅导报告。次年，他见到毛泽东时谈及此事，毛泽东说：“你可以己意为之。我认为对诗词的理解和解释，不必要求统一，事实上也不可能求得统一。……长沙有人请你去作我的诗词报告，你就积极地去。你愿意怎么讲，就怎么讲；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好了！”
我有说明的责任
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毛主席诗词》时，毛泽东不仅亲自选定诗集篇目，而且逐一进行审定，给作品定题、标注创作时间、修改诗句。1973年，毛泽东让工作人员把自己的全部诗作抄写一遍，他一一核对校正，然后让工作人员再抄一遍，又再次核对。如此这般，反复多次。1973年7月，毛泽东在接见杨振宁博士时，谈到对自己的诗“有些注解不对头”时说道：“百把年以后，对我们的这些诗都不懂了。”毛泽东的感慨，表露出一种复杂心理，一方面笃信“诗无达诂”之理，另一方面内心还是希望人们能够正确理解他极为珍视的诗词作品的。
1957年1月，《诗刊》发表毛泽东的18首诗词时，毛泽东在致臧克家等人的信中写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毛泽东不提倡年轻人都学写古诗，同样也担心他们读不懂古诗。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广州读到文物出版社的线装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发现有些注释不正确，他在书中天头、地脚和标题下的空隙处，对《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清平乐·会昌》等作品，写下12条1000余字的批注，其中有言：“我的几首歪词，发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得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毛泽东诗词传播到国外，但翻译是个难题，比如，误将“黄洋界上炮声隆”翻译成“黄色海洋的边上，响起了隆隆炮声”，令人啼笑皆非。1963年《毛主席诗词》出版后，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立即组织翻译出版英译本。1964年1月，毛泽东应英译者的请求，就其中的一些词句，一一作了口头解释，共有32条，达1900多字。这是毛泽东解释自己诗词条目最多、最详尽的一次，足见他十分重视作品的对外传播。
对曲解着力纠正
1945年11月，《沁园春·雪》在重庆发表后，各种解说层出不穷。而国民党御用文人又是撰文，又是赋词，极尽歪曲之能事，污蔑其宣扬封建帝王思想。对此，毛泽东不屑一顾。1945年12月29日，他在致黄齐生的信中写道：“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1957年《诗刊》发表《泌园春·雪》，毛泽东解释说：“‘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是从一个侧面来批判封建主义制度的，只能这样写，否则就不是写词，而是写历史了。”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对周世钊说道：“《沁园春》一词，只批评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不大行，或略输文采，或稍逊风骚，但并没有说明谁是行；至于‘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也并没有说明今朝有谁行，指个人也好，指群众也好，指无产阶级更贴切。”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对该词批注：“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此，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毛泽东的自注自解，为正确理解这首词提供了一把钥匙。
《忆秦娥·娄山关》是毛泽东的代表作之一，但人们对该词所写景事究竟是一次还是两次出现不同意见。1962年5月，《人民文学》发表毛泽东《词六首》，郭沫若写成《喜读毛主席<词六首>》一文。他为说明毛泽东诗词虽人人爱读，却未见得人人都懂，首首都懂，便以自己对《娄山关》认识过程为例，在文中持“两次”之说，并将清样送毛泽东“加以删正”。毛泽东认为解释不合本意，将其删掉，又以郭沫若的口吻，改写了一段近600字的“一次”之说，最后坦言：“由此看来，我在广州座谈会上所说的一段话，竟是错了。解诗之难，由此可见。”不巧，《人民文学》刊出的仍是郭沫若的原稿。1964年1月27日，在答复《毛主席诗词》英译者问时，毛泽东又再次重申了“一次”之说。毛泽东的《改文》直到1991年12月26日才在《人民日报》刊出。
为读者解疑释惑
1956年6月，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后，写了《水调歌头·游泳》。之后，他把词作寄给黄炎培，“以答先生历次赠诗的雅意”。或许黄老不擅长游泳，对“极目楚天舒”颇为不解。1957年2月11日，毛泽东又致信黄炎培，说明道：“游长江二小时飘三十多里才达彼岸，可见水流之急。都是仰游侧游，故用‘极目楚天舒’为宜。”
1958年，毛泽东“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写下《七律二首·送瘟神》。随即他致信胡乔木，要他同《人民日报》商量发表事宜，写道：“诗中坐地、巡天、红雨、三河之类，可能有些人看不懂，可以不要理他。过一会，或须作点解释。”作品发表后，他的老同学蒋竹如对“坐地”“巡天”的科学性提出质疑。1958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中，专门对此作了解释：“坐地日行八万里，蒋竹如讲得不对，是有数据的。地球直径约一万二千五百公里，以圆周率三点一四一六乘之，得约四万公里，即八万华里。这是地球的自转（即一天时间）里程。……巡天，即谓我们这个太阳系(地球在内)每日每时都在银河系里穿来穿去。银河一河也，河则无限，‘一千’言其多而已。我们人类只是‘巡’在一条河中，‘看’则可以无数。”蒋竹如得知后，为毛泽东非凡的诗词想象艺术深深折服。
1959年7月1日，毛泽东写了《七律·登庐山》。9月下旬，庐山疗养院护士钟学坤写信问候毛泽东，同时请教诗中“九派”和“三吴”的含义。12月29日，毛泽东复信，写道:“九派，湘、鄂、赣三省的九条大河。究竟哪九条，其说不一，不必深究。三吴，古称苏州为东吴，常州为中吴，湖州为西吴。”对一名普通工作人员来信询问的问题，毛泽东郑重其事地予以答复，充分说明毛泽东对作品解释的严谨和对读者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