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12年下半年从河南来到天津，进南开中学补习班学习，1913年夏转入正班学习时，认识了周恩来同志。1917年夏从南开毕业后，我去南方上金陵大学，后退学，于1918年秋去日本，在日本又见到了周恩来同志。我们曾一起在东亚日语补习学校补习日语。
周恩来同志为了投身于国内的爱国运动，于1919年4月从日本回国，大约在6月间回到天津，⑴我随后于8月中也返回天津。当时南开学校开始设立大学班，周恩来同志和我进入了南开大学，他学的是文科，我学经济。周恩来同志虽然进入了大学，但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天津的学生运动，成为天津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
在爱国运动的高潮中，爱国学生与各界人士又发起了抵制日货运动。周恩来同志曾亲自到总商会与商界代表会谈，团结商界共同斗争。在12月间，在南开广场隆重集会，当场焚烧因违法售卖而被没收的日货。这一行动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也吓坏了卖国求荣的北洋军阀政府，更进一步地疯狂迫害爱国学生。1920年1月，我带领南开学校的一个小组，共五个人，到针市街一个大布店去检查日货。当我们正在检查时，奸商打电话给警察厅，把我们五个人全逮捕了。
在警察厅，厅长杨以德问：“你们搞这些事是胡闹，到商店检查干什么?他们做买卖，又不犯法，你们家里有什么人?把你们保出去!”我们说：“我们是爱国行动，我们无亲无友，没人保我们，既然被捕，随便你们处理吧!’杨以德暴跳如雷地说：“好!你们还嘴硬，非给你们点厉害看看不可!”于是叫狗腿子把我们送到看守所，一间十几平米的屋子关押了40来人，其中有小偷、流氓、刑事犯，……什么人都有。晚上睡在地上，虽然是严寒的冬天，但里边臭虫、跳蚤、虱子咬得厉害，墙角还有一只尿桶，又臭又脏。反动军阀警厅根本不以人道对待学生。
为了营救被捕学生，同反动政府斗争到底，周恩来同志在1920年1月29日领导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示威运动。愤怒的群众高呼口号，包围了直隶省署衙门，省长曹锐看学生运动来势汹涌，又有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内心恐慌，命令卫兵紧闭大门，不敢露面。接着，曹锐、杨以德指使大批军警，对学生进行了血腥镇压，并把代表周恩来、郭隆真、于兰渚等四人非法拘捕。
周恩来同志等人后来被扣押在警察厅，杨以德把我们五个人又转押到保安队的一间木棚子似的小屋里，我和一个姓师的同学住在一起，日夜有人看守，不能和其他的人见面。警察厅规定，早晨9点是上厕所的时间，那个厕所很大，一排有十几个格，木格的下面是通的，我们就利用上厕所的机会传递纸条，互通消息，研究对策。在狱中，周恩来同志领导我们积极开展斗争，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同时还设法和保安队士兵搞好关系，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1920年春节时，杨以德召集我们在一起，说：“过年了!我请你们吃饺子!”我们谁也不吃。杨以德说：“现在外边已安定了，你们在里面好好过年，有什么事，咱们再商量。”当时周恩来同志站起来气愤地说：“你们这些无耻的军阀，我们不吃你们的饺子，我们要问我们犯了什么罪?我们是出于爱国行动，日本帝国主义如此侵略欺侮我们，国家要亡了!我们青年学生满腔热血要救国家，难道爱国有罪吗?”问得杨以德无言答对。接着，我们要求审讯，要求大家能见面，要求洗澡。经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在一起谈话、晒太阳和洗澡了。
3月初，外边学校已经开学，周恩来同志提出利用反动派强令复课的机会，向警察当局提出要求审判，要求读书。杨以德出来说：“念书可以，你们开个书单。”于是，我们每人都开了一个大书单子，杨以德一看就急了，气势汹汹地说：“你们是犯了罪的，你们还想在我这开图书馆吗?”
杨以德对外宣传我们被捕学生在警厅中备受优待，为了揭穿敌人的谎言和反动本质，我们接着又进行了斗争。春天了，我们还穿着入狱时的棉衣，3月中旬的一天，我们都把棉衣脱了，要求典当，好换单衣。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撕破他们的假面具，让社会上知道我们的生活真相。杨以德哪敢答应，遂又将我们分别看押，不许见面，我们仍利用上厕所机会，传递消息。后来，周恩来同志决定如不答应立即公开审判的要求，就进行绝食。这一要求被杨以德拒绝后绝食斗争就开始了。我们一口饭也不吃，一口水也不喝。他们一看，一天饿不死;第二天认为不要紧;到了第三天，嘴上都起了泡，在押的全倒下来了。他们一看不得了，害怕出事，忙对我们说：“你们吃饭吧!有问题可以解决。”周恩来说：“我们爱国无罪!我们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要有爱国权利!你们非法逮捕，我们要求审判，不应长期关押。同意以上要求，就停止绝食，不然一定绝食到底!”杨以德很害怕，这事如闹大了，国内外都有影响，被迫答应了我们的全部要求，但是他狡猾地不肯签字，我们坚决要求签字，最后他派了一个小头头签了字。在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我们才停止绝食。
1920年4月上旬，释放了几个人(我就是这次出来的)，然后将周恩来、马千里、郭隆真等都转送地方检察厅，又押了一个多月，直到7月，才被释放。后来周恩来同志等人到法国去勤工俭学，我则到南开大学继续求学。
注解：
⑴ 据周同宇同志最近提供的材料：“周恩来同志到津日期，我记得是在“五四”运动开始以后，但回国日期可能在4月。因为他是先去东北沈阳见伯父以后才到天津的。”——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