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春节前夕，时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的康世恩接到通知，要他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他听说有些部门已经汇报过了，就打电话向电力工业部的刘澜波和国家建委的孙志远询问该怎样汇报。刘、孙二人均回答说，毛泽东问得非常详细。为此，康世恩春节都顾不上休息，抓紧时间准备材料，并写出了汇报提纲。2月26日，他正式到中南海勤政殿汇报。当时在座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康世恩回忆说：“我照着提纲念了一段，主席打断说，你不要念了，我这里也有本本，就随便说吧!”接着，整个汇报便在毛泽东和康世恩的一问一答中进行。康世恩后来回忆说：这次汇报“在我脑子里打下了很深的烙印……从最基本的知识到发展战略，都是毛主席关心的内容。毛主席严谨的科学精神和一丝不苟的求实态度，使我受到一次极其深刻的教育”。
听汇报是一种间接的调查研究。日常工作中，上级领导经常要通过听汇报来了解基层情况。怎样听汇报，也是衡量领导干部领导方法和思想水平的一个标尺。这方面，毛泽东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方法。
毛泽东不喜欢照本宣科式的汇报，甚至明确说“谁要念稿子，我就打瞌睡，以示反对”。与“念稿子”相比，口头汇报至少有两点好处：一是实话多，套话少。书面汇报常常经过多道修改、加工，容易穿靴戴帽讲套话，而口头汇报则可以保持原汁原味;二是可以防止虚与委蛇。要求口头汇报，汇报人不需要作形式主义的准备，根据平时的调查研究和实际工作体会，就能讲得具体、鲜活，讲出自己的见解和思考。1952年10月28日，毛泽东外出视察途经徐州，刚下火车，就提出听汇报。徐州市负责人表示事先不知道主席要来，没有准备。毛泽东说：我就爱听没有准备的汇报。
毛泽东这种谈话风格和工作作风，很多领导干部都深有体会。20世纪50年代曾任湖南省委书记的金明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听汇报的方式很特殊，说不准会问什么。我头一次见主席，准备好的内容一条也没用上，主席问我的头一句话是：‘湖南有几个县’。”这种谈话风格也确实让有些干部“临阵卡壳”，乱了阵脚。1953年毛泽东来到华中钢铁公司视察，问公司党委书记高芸生的第一句话是：“今年的伤亡事故有多少?”高芸生一时无言以对，只好让安全科长来作简要汇报。
很多向毛泽东汇报过工作的领导干部，都觉得毛泽东提问题总是很细、很专、很深，且常常是宏观、微观兼具。毛泽东向汇报人所提的问题看似是随意而问，实际上，事先往往是有所考虑的，大都与工作中的需要有关，与他正在思考和研究的问题有关，故而是有针对性的，是为了进一步了解问题，寻找解决办法。也就是说，毛泽东听汇报的过程，实际上是让自己已有的思考、认识、经验同汇报人的汇报进行相互沟通、相互比较的过程，从而对原有的思考、认识、经验或确认、或修正、或更新、或深化，进而为研究和决策问题提供参考。
从这个角度说，听汇报不仅是对下级干部的一种观察和检验，也是上级干部思想水平和领导能力的一种具体展现。
1957年9月5日，毛泽东在武汉召集湖北省委负责人王任重、王延春、赵辛初和几位地委书记座谈，中心议题是总结农业合作化的经验。从1955年到1957年，农业合作化搞了两年，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要继续前进，就需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毛泽东也想听听地方干部的意见。这天下午3时开会，按照安排，毛泽东坐在中间，一边是记录员，一边是王任重，其他人面向毛泽东。地委书记坐第一排，省委领导坐第二排。毛泽东一看说：“这不是三堂会审吗?还是圆桌会议好，没有主席台，不要记录席。”工作人员很快作了调整，排成圆桌开会。毛泽东开场第一句话就说：“同志们接到提纲没有?现在可不按提纲发言，畅所欲言、言无不尽。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否则就会浪费时间。”没想到会议竟冷场了一刻钟，后来大家虽然发了言，但讲的是一个调子，只讲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而对存在的问题避而不谈或一掠而过。听着这样的发言，毛泽东有点不耐烦了，便打断大家的话说：“休会，明天再开。”随后，他在纸上写下八个字：“真可惜，时间浪费了!”并说：“可惜呀，大家说一样的话，千篇一律，这个不是党的传统。开党的一大，会上就有争论。开党的二大、三大、四大、五大都是如此。”讲到这里，他转身对工作人员李银桥说：“今日开的是重复发言的会，耽误时间的会。你把我的意思转告王任重同志，明日开会，中心议题是农业合作化的规划问题。要畅所欲言。”王任重连夜召开省委书记处会议，重新研究、讨论规划问题。第二天上午继续座谈，王任重等几个人详细汇报了湖北省农业发展未来几年的规划问题。临近中午，毛泽东宣布休会，并高兴地说：“昨天的会议使我失望，今日的会议使我高兴。你们不能看眼色行事，尤其不能看我的眼色行事。”
毛泽东要求把“三堂会审”式桌椅换成圆桌式，意图就是要同大家拉近距离，尽量减少上下级的感觉，营造一种融洽氛围，以期与会者能够平等交流、坦诚沟通。他两次强调“畅所欲言”，也是希望能多了解一些真实情况，希望发言者“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可见，怎样听汇报和听什么样的汇报，并非只是工作方法问题，还关系到领导干部情感、立场和思想作风问题。只有真正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才会真正希望并想方设法去听取来自实践的生动活泼、见解独到的汇报。
再举一例。1959年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通过讨论，会议形成了整顿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话方针。据王任重日记载，为切实了解各省第一书记对该方针的认同程度和真实想法，“通过这个文件时，毛主席把我们找到他住的火车上，他为了察言观色，让我们坐在他的对面，一个一个地征求意见，问大家是不是思想真的通了，并说：‘可不要我打你通’”。
领导干部怎样听汇报，不是一门简单的学问。要让听汇报真正达到预期目的，需要心中有数和认真思考，还需要在工作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关于毛泽东听汇报的特点，曾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鲁笳有深刻感悟：“毛主席听汇报，最不喜欢汇报人念稿子。他最喜欢听那种开门见山，反映新情况，提出新问题，发表新见解，有虚有实，以虚带实的汇报。对于新问题、新观点，毛主席总是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风格，借题发挥，大发议论，谈笑风生，古今中外，无不涉猎，使人感到自己的思想境界，跟着毛主席的宏论而拓宽了、提高了，使人感到每次汇报的过程，就是一个提出问题、讨论问题、解决问题的生动活泼、高潮迭起的过程;使人感受到毛主席主持汇报会的精湛的领导艺术。”
〔作者王香平 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