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毛泽东为了纠正错误路线，不得不借别人的码头打仗。他说过：“遵义会议是借别人的码头打仗的。”
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前，教条主义在全党居于统治地位。特别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失利，使红军被迫长征，中国革命到了危机关头。在这样的背景下，在长征路上召开了遵义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进入了核心领导层。随后，又掌握了中央红军的最高指挥权。由此，中国革命转危为安，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逐步确立。写下了他人生中最为辉煌的一页，一直为世人所称赞不已。
毛泽东为了纠正错误路线，不得不借别人的码头打仗。他说过：“遵义会议是借别人的码头打仗的。”《遵义会议文献》，第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毛泽东所借的码头，当时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是指当时处于领导地位的一部分犯过思想方法上的教条主义与政治路线上的“左”倾错误的同志。具体地说，即指张闻天与王稼祥。诚然，张闻天与王稼祥在遵义会议前就曾表现出对“左”倾路线的不满，并批评过错误的军事路线。通过正反两个方面革命实践的教育，他们已经开始觉悟。
第二个，是周恩来。在王明路线统治中央时期，周恩来是重要领导人之一。党内是政治局常委，军内是红军总政委，军委副主席，“三人团”成员之一。争取周恩来的支持非常重要。周恩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同李德接触较多，曾经与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毛泽东在长征路上给中央提出的很多建议，都是同周恩来谈妥的。他建议中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把红军队伍拉到贵州，也是先得到周恩来的同意，并通过周恩来去实行的。
第三个，是前线指挥员。毛泽东在长征初期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去接近当时的军团负责人，用自己对革命战争正确的认识去启发、教育前线指挥员，让他们去揭批“左”倾领导人所犯的错误。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回忆说：
我到遵义后，毛泽东同志当天就在他的卧室接见了我……当我谈到部队已经怨声载道时……毛泽东同志肯定了我反映的情况很重要，并要我在会议上发个言。李卓然：《参加遵义会议》，载《星火燎原丛书》(二)，第15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
1935年1月7日，红军突破乌江天险后，占领贵州省北部重镇遵义。由于红军突然改变行军方向，甩开了原来尾追和堵击的敌军，在遵义得到十多天的休整时间。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毛泽东、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共20人。
伍修权回忆说：“这时王稼祥、张闻天同志就通知博古同志，是他在会议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通知周恩来同志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遵义会议文献》，第1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为开好这次会议，毛泽东和张闻天也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工作。张闻天根据事先和毛泽东、王稼祥讨论的意见，起草了一份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也特意准备了一份书面的发言提纲。
会议由博古主持，并由他首先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只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错误，在军事指导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认为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敌人的强大，以白区和其他苏区的工作配合不够，坚持为错误的军事领导辩护。随后由周恩来作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他详细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着重指出了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既批评了博古、李德，也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接下来，由张闻天做反报告，对“左”倾军事路线进行尖锐的批评。会场没有排名次，也就没有排座位，战争环境中的会议，常常是这样的，各人顺便找一个地方就坐下来。
博古看了看会场，见还有五六个凳子空着，问周恩来：“彭、杨、李、刘可能一时到不了会吧。”周恩来点了一下头：“彭、杨估计下午可以到达;李、刘住得远一点，看晚上能否赶来?”
于是，博古对大家说：时间紧迫，那就不等他们了吧，我们先开着。会场静下来，没有反对的意见。博古从一只黑挎包里取出那份事先准备好的报告提纲，放在桌上，用手扶了扶眼镜，然后对大家说：“同志们，根据黎平会议决定，我们在这里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进军湘南以来，大家意见很多，一路争论，各持己见。统一起来，争论的中心有二：一为对五次反‘围剿’战争的认识，二为对突围西征以来的军事指挥的看法。现在，趁此机会，利用几天时间，大家好好讨论讨论。认真总结过去，以利下步行动，这是本次会议宗旨。不知恩来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周恩来摆摆手：“没有意见，就这样开吧。”博古接着说：“如果是这样，我代表中央先作一个反‘五围’的总结报告。然后，恩来同志再作一个关于军事方面的报告。报告完了，大家再研讨，提提意见。”
这时邓小平走进会场，看见会议已经开始，于是在人们不注意的时候找了一个空位置坐下来。几个看见他的人，朝他点点头。博古看了看面前的提纲，不紧不慢地说：“同志们，国民党蒋介石对我们的第五次进攻，我们是没有给予粉碎，作为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我是有责任的。”博古代表中央作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1935年1月15日。但他到底有些什么责任，他却具体说得很少。接下去他却把这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的强大;强调当时白区反帝反蒋运动没有显著进步，瓦解敌军的工作做得差，游击战争开展得更不够，各根据地互相配合不够密切;又夸大了根据地的后方物资供应工作没有做好等客观原因。
博古作报告的时候，毛泽东从上衣下边的大口袋里掏出一摞折叠成一本的毛边纸，形同一个老百姓家记流水账的账本，放在桌上，然后又从上边的小口袋里取出一支用去一半的白杆子的铅笔，听到他认为有歧义的地方，便用铅笔在毛边纸上写着，一会儿工夫，竟然写了好几页。
博古结束了他的报告，对大家说：“下面请主持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同志作军事报告。”没有掌声，不知是什么原因，可能是他的报告大家不感兴趣，也可能没有鼓掌的习惯。随后，博古收拾起桌上的报告提纲，把提纲放在挎包里面，留神地看着大家，想从大家的表情上捉摸出刚才报告的态度：是拥护抑或反对?是赞同抑或置疑?他的心情毕竟还是有几分紧张，透过镜片，可以看出他一双焦虑的眼神，有点诚惶诚恐的样子。
这时，周恩来拿着他准备好的那份报告提纲站起来，以深沉的目光环视着在座的所有的人，没有即刻说话。大家也认认真真地盯着他，表现出一种期待的神情，看周恩来到底报告讲些什么。事实上，周恩来代表军委所作的军事工作报告，较客观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的全部情况，实事求是地指出这次“围剿”战争的失败，在军事指挥上确有问题。他对大家说：“这次战争，我们之所以没有取胜，有各种客观原因，不容否认。但军事上，我们犯了错误。”王建元、沈世豪、林学勤：《中国有个毛泽东》，第126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接着，周恩来对军事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了一个交代。周恩来大约讲了四五十分钟。如果说，博古的报告在找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原因时多从客观着手的话，那么，周恩来的军事报告则从主观上下了工夫。周恩来报告完毕，当主持开会的博古宣布请大家提意见时，会场沉默了一会儿。
两个报告，激起了不同的反响。
李德通过翻译伍修权，听到了周恩来在报告中指责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似乎还隐隐约约地提到他，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周恩来讲的一些事例，李德一听，便知道是指他。于是，坐在过道的门边露出一副很不耐烦的样子，但又不好发作，便一个劲地抽着雪茄来发泄他心中的不满。在李德看来，周恩来的态度之所以会这样，这在他的意料之中，因为从湘南开始的争论到通道会议，他发现周恩来已经开始不与他合作了，对他半心半意，对他的意见不像过去那样忠实，竟与毛泽东、洛甫、王稼祥等人站到一起，不采纳他的意见。黎平会议后，为野战军的进军方向，李德与周恩来还有过一番激烈的争论，闹了一场，他曾经为此而大怒，最后，周恩来还是否定了他的意见，按毛泽东的主张办。黎平大闹之后，他与周恩来的关系逐渐疏远起来，他认为周恩来明显地倒向毛泽东等人一边，表明周恩来抛开了他，将他孤立起来。一想起这儿，他感到有点儿沮丧。
会场沉默了好一会儿，博古用一种温和的语调启发大家：“对两个报告有什么看法，请大家讲讲。”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在思索，似乎也都不好表什么态。
毛泽东按捺不住了，第一个表态：“我不同意博古同志的报告。”洛甫接着说：“我也不同意。”王稼祥在躺椅里也说：“不同意。”其他人也纷纷表态不同意。石永言著：《从遵义到延安》，第89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博古感到突然，眼里流露出惊诧的神情。会场的空气也随之紧张起来。第一把手的报告被否定了，怎么办?会议如何进行下去?大家感到一片茫然，这是博古料所未及的事，也是大家不曾预料到的事。洛甫站起来，从衣服口袋里取出那份准备好的报告提纲，边看边对大家说：“针对刚才博古同志讲的，我想讲一下自己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请诸位批判。”《遵义会议红军最高权力转换内幕》，2007年11月20日，《时代信报数字报》，摘自《敦厚朱德》一书。
博古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洛甫，他到底想要讲些什么?与会者大多将目光投在洛甫的脸上。洛甫根据他写的提纲，批评了“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错误的战略战术原则。这些错误表现为堡垒对堡垒;兵力分散;在军事上不知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在战略转移与突围行动上犯了逃跑主义错误;在部队不利的情况下，仍坚持去湘西会合二、六军团，是机械的战略方针作祟的结果……对此，博古感到十分震惊、想不到洛甫居然在会上批评起他来，作为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过去很多时候他们常在一起合作共事。后来，虽然有一些嫌隙，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会这样激烈地反对他的意见。过去他们之间的一点距离，今天好像又拉长了，这是他无法理解的事儿。
总体上看，大家听取了洛甫的反报告，认为讲得有道理，洛甫给予归纳的几条错误是这么回事，应该这样认识，于是会场的气氛又暂时缓和下来。
这时壁上的挂钟在人们不知不觉间将时针指向12时半，博古对大伙说：“今天上午，会议就进行到这儿吧，下午继续。”大家回味着博古和洛甫两个截然相反的报告以及周恩来的军事报告，离开了会议室。回到住处，毛泽东走进穆家庙巷子的时候高兴地对洛甫说：“你讲得好。”洛甫腼腆地说：“承你夸奖;可能讲得不深不透啊，下午你好好说说。”
“要讲的，是要好好讲讲。”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着。
当彭德怀、杨尚昆接到周恩来开会的电报后，向军团政治部主任与参谋长交代了工作，打点行装，离开懒板凳三军团司令部，便策马赶到了遵义。他们来到老城枇杷桥军委总司令部驻地，已是中午时分，将马儿系在楼房后院的一株核桃树上，匆匆上楼到周恩来那里去报到去了。
见到周恩来后，周对他们说：“你们来得好，会议刚开半天，博古同志在会上作了正报告，我作了副报告，洛甫同志也作了一个报告，不同意博古同志的意见。”周恩来笑了笑，“洛甫的报告可以说是一个反报告吧。下午开始，由大家发言，你们好好准备一下，有意见在会上讲讲。”
彭德怀一听，心里暗暗高兴，估计博古、李德的错误在这个会上一定要受到批评，上午洛甫不是已经开了头炮了吗。洛甫转得快啊。他正在这么思想之际，周恩来打断了他的思路，“德怀、尚昆，开会期间，你们就住在下面的堂屋里吧，没有床，用门板临时搭两个铺休息。”
“好的，住在这里方便开会。”杨尚昆回答说。下午的会是按时开始的，几乎没有一个人迟到。估计是上午听了几个报告后，大家都十分关心会议的发展，看是个怎样的结果?
博古宣布会议开始后，第一个要求发言的是毛泽东。他拢了拢满头的长发，站起来，手里拿着那份毛边纸的铅笔记录稿，用一口地道的湘音说着，边说边还有点轻微的咳嗽。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
博古同志在上午的报告里，对反五次“围剿”的失败，总结出的那些原因，我认为不能成立，因而，这个总结报告不是实事求是的，是在替自己的错误作辩护。我以为，“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不客气地说，犯了军事路线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在三个阶段，其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个阶段则是退去中的逃跑主义。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遵义会议文献》，第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毛泽东用一种询问的目光扫视着参会的诸位。没有人说话，只是有的用赞许的眼光向他微微点点头。毛泽东继续说：“恩来同志企图在全部战线同时阻击敌人，提出过‘全线出击’的口号。在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则变为全线抵御。其实，在战略上这二者都是错误的。”石永岩著：《从遵义到延安》，第92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毛泽东瞅了瞅周恩来。周恩来眨眨眼，微微点了一下头。毛泽东接着说：“为什么敌人的一、二、三、四次进攻，都被我们打败了呢?唯独第五次，我们不能取胜?当然，有一些客观原因，但主观上的原因，博古同志分析得少一些。我想趁此机会，把前后五次战争的基本情况向诸君作一个介绍，道理就明白了。”毛泽东说：
第一次反“围剿”时，敌军是十万，而红军只有四万，是25比1;第二次反“围剿”时，敌军二十万，红军四万，是5比1;第三次反“围剿”时，敌军三十万，红军三万，是10比1;第四次反“围剿”时，敌军五十万，红军五万，仍然是10比1;第五次反“围剿”时，敌军五十万，红军五万余，不包括地方武装，仍然是10比1，而我们为什么失败得那么惨，连个地盘都保不住，来个大搬家，逃之夭夭。这难道可以说，我们在军事策略方面，没有一点儿过错?引自陈果吉等主编：《重大事件中的毛泽东》，第194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
讲到这里，毛泽东有些气愤，声音也就大了起来。毛泽东接着说：“前四次反‘围剿’，各根据地同样也是被敌人分割的，根据地范围，比第五次反‘围剿’时还要小，瓦解敌军，白区工作的开展也很有限，为什么我们却赢得了胜利?其实，根据地人民，通过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后方支前的工作是做得很出色的，根据地内的土地革命、经济建设的开展也是好的，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口号下，广大群众参军参战，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扩红运动形成热潮，十万工农积极分子武装上前线，红军力量空前扩大。前方红军的财政、粮食和其他物质上需要，都得到了供应和保证，这些都是粉碎敌人进攻的有利条件。”引自陈果吉等主编：《重大事件中的毛泽东》，第194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
毛泽东端起自己面前的搪瓷缸，喝了一口开水，润润喉咙，然后又对大家说：“关于华夫(即指李德——笔者注)同志的工作，我想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不知对不对?华夫同志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总部草拟的略图上一划，限定时间赶到打仗，这样哪能打胜仗?这完全是瞎指挥!”张耀祠：《南巡中毛主席同我的一次谈话》，《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0年2月25日，摘自《张耀祠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凭着一种直感，李德感到毛泽东可能在指责他，于是眼珠瞪得圆圆的。他用俄语问翻译伍修权，毛泽东在讲些什么?伍修权翻译后，他将手中的雪茄朝过道外一掷，站起来，指着毛泽东大声说道：“你这是报复，报复过去，我批评过你，今天，你趁机会找我算账!”
毛泽东没有理会他，付之一笑：“有意见好好说嘛，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嘛。”《遵义会议，历史的丰碑》，《毛泽东旗帜网》·追求真理，2006年9月8日。与会者感到，毛泽东的发言谈出了问题的实质，好像为总结一次反“围剿”战役拟就了一个提纲，只待大家修改、补充和完善。
王稼祥在躺椅里不安起来，然后坐了起来，用一只手轻轻按住腹部的伤口，对大家说：“我同意毛泽东的发言，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之所以失败，我们在军事战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不能归咎于其他原因，客观因素有一点，但不是主要的。”引自纳新：《革命危急关头的王稼祥与毛泽东》，《福建党史月刊》，2003(9)。
洛甫说：“我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对问题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可以说言之成理，顺理成章。他对指挥五次反‘围剿’三个阶段的分析归纳，我很欣赏，指出问题的症结之所在。”李志新：《张闻天与长征》，《国防》2006(8)。
朱德严肃地说：“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朱德同志接着也表示了明确态度，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鲁杰：《毛泽东与朱德》，第185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聂荣臻接过朱德的话说：“毛泽东指出华夫同志是瞎指挥，我完全赞成，这，我深有所感。华夫同志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都横加干涉，这不是瞎指挥，是什么?”当时，伍修权将聂荣臻的话翻译给了李德，李德眨巴着黄黄的眼珠，脸上露出极不高兴的表情，但聂荣臻讲的又全是事实，他也不好辩护，更不好发火。
彭德怀是第一次参加中央的会。他是一个直性子、硬汉子，按照过去的习惯，在军委会上，他是爱放炮的，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他认为是不对的，都敢批评，就连李德，他也不止一次地顶撞过。而向别人提意见，常常是直来直去，单刀直入，很少转弯抹角。当他一落座听了大家揭批“三人团”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军事错误时，早已按捺不住了。但他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说：“我再听听同志们的发言，然后再说”。
彭德怀是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的一个前线高级指挥员，对李德的瞎指挥深有所感，同时也深受其害。所以当聂荣臻再次提起李德的瞎指挥时，他思潮汹涌，难以平息，想起广昌战斗后一次他与博古、李德的争吵来。于是大声说着：“今天我想说的，几个月前，我和李德同志博古同志说过，今天是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全面总结，有必要再说说，因为很多同志没有听到过，不知道。那次战役中，博古与华夫同志坐在瑞金，指挥红军第二次进攻南丰的战斗，连迫击炮放在地图上某一曲线上都规定了。实际上，中国这一带的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有时方向都不对。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如果不是红军作战经验丰富，一、三军团早就完蛋了。广昌战斗，完全是同敌人拼消耗，我们损失多大!中央苏区从1927年开创到现在，八年啦，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是六年啦，创造根据地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就被你们的瞎指挥送掉啦，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痛’!”张树德：《毛泽东与彭德怀》，第58~59页，第2章“长征路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博古的头低低地，蹙着双眉，处于一个被告的地位。
李德一个劲的抽烟，神情十分沮丧，只好硬着头皮听伍修权的翻译。
坐在窗子边的刘伯承听到彭德怀义正辞严的发言，使他的感触就更多了。作为总参谋长，他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过程中，与博古、李德的接触很多，对他俩的错误有所察觉，虽然当时看得不是那么清楚，甚至有的还缺乏认识，但总感到这种打法有问题，不然为什么尽吃败仗，结果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即使大家对军事策略有意见，也只能在背后议论，不敢公开提出来。所以，刘伯承对军事指挥的不民主，个人说了算，特别是顾问的独断专行很有意见。他考虑了—下，操着一口四川话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诚如毛泽东所分析，我们在军事上犯了严重错误，我同意大家的意见，不再重复了。这些错误，其实过去不是没有发现，但谁敢提?提了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就是机会主义，前途就是反革命。这顶帽子吓死人啊。”张琦编著：《历史选择——长征中的红军将领》，第23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大家点点头，只是博古木然地坐在那里。李德则勾着头，不言语。
下午，几个与会者的发言，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批评了“三人团”的错误，发言时，没有谁拍桌子打板凳，基本上是和风细雨的，但会议始终保持着一种严肃的气氛，越讲问题越多，越讲大家越有气。朱德在刘伯承的发言后，向大家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错误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伍修权：《往事沧桑》，第133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大家心里一动，感到总司令提出了一个新的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会场又一度出现了暂时的沉默。这时，博古隐隐感到不安，他抬头看了看挂钟，时针已指向5时20分，外面的天色已开始暗淡下来，他对大伙说：“今天的会，是否就开到这里，明天再继续。”停了停，他勉强地说：“总司令刚才提出的问题，大家好好考虑吧。”
会议经过三天的讨论，最后做出了以下几项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党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遵义会议文献》，第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982年，曾作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遵义会议的成功，表现出毛泽东同志杰出的领导才能与智慧。他在会议上，只批临时中央在军事问题上的错误，没有提政治问题上的错误，相反还在决议中对这个时期的政治路线，说了几句肯定的话。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个英明决策。在会议上，曾经有人提出批判和纠正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错误，毛泽东同志机智地制止了这种做法。正是这样，才团结了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伍修权：《回忆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星火燎原》丛刊，1982(2)。
会议结束后不久，常委中重新进行了分工，由张闻天替代博古负总责;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后来的行军途中，又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组织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领导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而事实上，正如参加遵义会议时任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所说：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什么总书记或军委主席，但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
遵义会议，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来说，都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点。它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使中国革命选定了最杰出的领路人。恰如周恩来所说，“由于毛泽东拨转了航向，使中国革命在惊涛骇浪中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伟大转折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真正取得了领导地位。遵义会议一传达，就得到全党全军的欢呼。”《周恩来在党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72年6月10日，载《文献和研究》，198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