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发生在东欧的波匈事件刚刚落下帷幕，苏共内部又爆发了更大的政治危机。在紧要关头，毛泽东从国际国内形势的大局出发，两次支持赫鲁晓夫渡过难关。这两次支持既密切了中苏关系，也为中国带来了更多的国家利益。
空运中央委员
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领导层内部逐步形成了两大派别集团。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等人构成了赫鲁晓夫的反对派，并在主席团内形成多数。赫鲁晓夫周围则聚集了一批年轻的主席团候补委员，这些人构成了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到1957年夏天，双方的矛盾因主席团改选日期临近而开始激化，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继续贯彻苏共二十大路线。
1957年6月18日，在违背赫鲁晓夫意愿举行的主席团会议上，多数与会人员对赫鲁晓夫大加指责，并以7：4的票数通过决议，要求免去赫鲁晓夫第一书记的职务。面对这一预先策划的突发事件，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苏斯洛夫、米高扬等人采取了拖延战术。赫鲁晓夫一方面在第二天继续举行的主席团会议上发言检讨自己，另一方面要求国防部长朱可夫、克格勃主席谢罗夫紧急调用军用运输机，将一批中央委员运到莫斯科。
接到命令后，朱可夫凭借其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很快就完成了空运中央委员的任务。这些经过专门挑选的约200名中央委员，一到莫斯科就要求参加主席团会议，要求召开中央委员会，讨论第一书记和书记处的改选问题。朱可夫甚至扬言，可能会动用武力来迫使主席团就范。面对突变的形势，莫洛托夫等人被迫让步。在这次行动中，朱可夫对赫鲁晓夫的支持至关重要，但也正是他“没有我的命令一辆坦克都不能从原地移动”的话，令赫鲁晓夫毛骨悚然，并对日后朱可夫可能造成的威胁十分担忧。
6月22日，苏共召开了中央委员会非常全会，在持续8天的会议上，赫鲁晓夫完全掌握了主动权。在这次会议上，有60人发言，一致谴责莫洛托夫等人的“反党行为”。
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赫鲁晓夫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遭遇到来自党内外的巨大压力。在苏共基层讨论中央全会决议的过程中，相当一批党员和群众在会议发言中表现出惊慌和怀疑情绪，他们很难理解所发生的事情，很多党组织都把这看作是争夺权力斗争的结果。不少地方在开会时争吵激烈，气氛紧张。有人要求让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人在广播和报刊上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有人还当场宣布，宁愿被关进监狱和开除党籍，也不同意中央决议。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有些州党委不得不建议让国家安全委员出面进行干预。
听取毛泽东意见
为巩固苏共新领导集团在国内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赫鲁晓夫很清楚，他在莫斯科的举动需要得到各国共产党支持，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支持。因此，中央全会结束后，苏联立即向各共产党国家使节介绍了全会情况。7月3日，苏联又专门向中国使馆进行了个别通报。同时，苏联驻华大使馆还打电话给中共中央办公厅，要求紧急约见毛泽东。由于毛泽东不在北京，刘少奇在中南海接见了苏联临时代办阿布拉希莫夫。
7月4日，《真理报》刊登了苏共中央会议决议和新闻公报，同时刊出的还有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支持苏共中央全会决议的公开表态。但包括中共在内的大部分党没有表明自己的立场，这引起了苏联的忧虑。在当天的记者招待会上，《真理报》总编问中国驻莫斯科记者，中国报纸发表了什么。当时中国的反应确实举足轻重，莫斯科一些学生的说法很能说明问题。他们说：“对于苏共中央的决议，毛泽东不发表意见，我们也不发表意见。现在只有毛泽东说的才算对的。”此时，莫斯科对中共的态度一无所知，赫鲁晓夫非常焦急，于是派米高扬立即飞往中国，直接听取毛泽东的意见。
7月5日晚，毛泽东在杭州会见了米高扬，并与他谈了整整8个小时。米高扬在详细介绍了苏共党内斗争的情况后，毛泽东发表了几点意见。毛泽东说：“莫洛托夫的错误在于思想守旧，企图破坏党的领导。苏共这样解决问题很好，加强了党的领导。中共原来有些人认为最好把莫洛托夫等人留在中央委员会，现在看来只能如此处理。肃反问题主要是取得教训，不可太追究个人责任，要注意团结。这次事件对中共也有些震动，但中共中央政治局已召开会议，决定公开发表意见，支持苏共中央的决议。”
米高扬回国后，立即将毛泽东的意见向苏共中央作了汇报。他说：“开始时，中共对把莫洛托夫等人开除出党中央的措施表示反对，但最后中国朋友对中央全会的决议感到满意，认为做得非常好。”主席团会议因此一致认为，米高扬对中国的访问是有益的和必要的。为此，苏联同意立即开始已拖延很久的对中国进行核技术援助的双边会谈，并于10月15日与中国签署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这标志着苏联在尖端技术方面对华援助已进入到实质性阶段。
支持苏共决定
在莫洛托夫等人被撤职两个月后，赫鲁晓夫又开始了他的秘密计划。他先派朱可夫到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进行长期访问，然后在主席团、书记处和部分军事将领中进行个别串联，准备攻击朱可夫的材料。一切就绪后，苏共中央于10月17日召开主席团会议。会议通过关于改善苏联军队中党的政治工作的决议，认为身为国防部长的朱可夫削弱军队的政治工作，企图以军压党。正在国外访问的朱可夫，对此一无所知。
26日14时，朱可夫从阿尔巴尼亚访问回国，一下飞机就赶往克里姆林宫，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当朱可夫刚刚汇报完他的巴尔干之行后，会议议程就直接转为批判他在军队中无视政治工作和党的领导的错误。朱可夫还未来得及申辩，会议立即讨论和通过了罢免其国防部长职务的决议，新任国防部长由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接替。在28-29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朱可夫又被撤销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的职务。
为稳定局面，赫鲁晓夫不仅需要得到党内和国内的拥护，同时也离不开社会主义各国的支持，首先是中国的支持。10月26日，主席团会议一结束，中国使馆便接到米高扬的情况通报。毛泽东迅速做出反应，并于29日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毛泽东对尤金说：“我对苏共中央撤换朱可夫的决定十分满意，应该直截了当地说，苏共中央做出了一项十分重要的决定，从而防止了一场军队不服从党中央的巨大危险，一场可能引发重大麻烦的危险……苏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组织在军队中的作用、关于加强军队同地方党的机关的联系、关于军队彻底而无条件地服从党和党中央的决定，意义十分重大。”听到这个消息，赫鲁晓夫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
在苏联政局发生重大变化、赫鲁晓夫面临严峻挑战的紧要关头，毛泽东以宽广的胸怀、敏锐的政治眼光、过人的胆识，两次支持赫鲁晓夫，使其顺利地渡过国内政治危机。正是在这样相互支援、团结协作的亲密气氛下，不久，中苏共同召开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中苏关系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摘自《世纪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