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江青和毛泽东结婚问题时，不少人提到中央政治局有“约法三章”，即对江青限制性规定“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20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等。因此，这一说法流传很广，迄今不断。那么到底这个说法是真是假呢?
1998年，曾任江青机要秘书的阎长贵回忆，“我曾询问过人们普遍认为对毛泽东了解最多的汪东兴、张耀祠，他们都说没听过这件事。”同时，他还查询了相关的文字资料。
两部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和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毛泽东传(1893—1949)》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之事，都只作了简单记载，根本没有提到“约法三章”。为此事，阎长贵向《毛泽东传》中有关这部分的作者询问，得到的回答是：没有“约法三章”的档案;如果有，我们不可能不提到和作出应有的说明。
同时，据《张闻天年谱》上卷记载：“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党内一些同志对他本人生活的意见，规劝他不要和江青结婚，毛泽东见信不悦。”对这个记载，该书加了个注，说：“当时在延安的一些老党员，听说毛泽东要和江青结婚，议论纷纷，有的还写信给中央。这些意见都汇集到党总书记张闻天那里，张综合了大家意见便写信给毛泽东。据张的妻子刘英回忆说：‘信是让警卫员送去的。毛读后大怒，当场把信扯了。’”
在毛泽东和江青结婚问题上中央的态度和做法，张闻天的夫人刘英了解情况比较多。如果确有“约法三章”，刘英当时就可能知道;即便当时不知道，在她和张闻天的长期共同生活中，也不可能没议论过这个问题;2002年刘英去世，直到那时她都没谈过什么“约法三章”的问题。
后来，宋任穷在给《叶子龙回忆录》作序时说：叶子龙“是十分了解毛泽东的人物之一”。他从1935年起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一直到1962年，他们朝夕相处共27年。1938年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叶子龙正在毛泽东身边。他们的婚宴，也是叶子龙张罗操办的。关于毛泽东和江青的婚事，叶子龙说：“……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多次接待江青，他们于1938年夏天以后就生活在一起了，没有举行什么结婚仪式。当时处于战争环境，结婚一般也不举行婚礼，当事双方写个申请，由领导签字批准就行了。毛泽东与江青生活在一起是中央几位领导研究同意的，由江青照顾毛泽东的日常生活。”而对于“约法三章”，叶子龙没有谈及。
而从江青担任职务方面来看。1947年中共中央撤出延安、转战陕北时，留在陕北的江青被任命担任中央直属大队政治协理员，做思想政治工作——职务虽不高，但确实是党内政治职务。
建国后，1951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就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向中央报告，其中提到拟调陶鲁笳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政治教育处处长，拟任江青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对这个报告，毛泽东作了如下批语：
乔木同志：
此件很好，可照此实行。惟赖若愚调总工会为秘书长，陶鲁笳是否能调出待考虑，江青是否适宜做处长也值得再考虑一下。
十一月十六日
史实证明，江青是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的。
1956年由周恩来提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任命江青为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级别为副部级)。
如果在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中央政治局确有限制江青的“约法三章”，“20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以上关于江青的历次任命不都直接违反这个“约法三章”吗?究竟是有“约法三章”，还是党的组织屡屡违反?这个“二律背反”不容回避，二者必居其一。阎长贵认为，结论只能是根本不存在什么“约法三章”。
通过所有书面文字上所讲，阎长贵再次提出，连总书记张闻天当时都认为，结婚“是私人问题，别人不便干涉”，而以他为首的中央政治局反而要以组织名义做出“干涉”江青和毛泽东结婚的“约法三章”，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而所谓限制江青，同时也就是限制毛泽东，不论从他们结婚时即1938年毛泽东的地位来说，还是从毛泽东倔强的性格来说，当时的中央政治局能够提出和作出人们熟知的所谓“约法三章”吗?同样也是不可能的。再说，江青是那种肚里不藏话的人，如果真的有什么“约法三章”，她在“文革”中早就捅出来，并用她掌握的权力整人了，哪里还等到她被打倒后让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议论这个问题?总之，“约法三章”这桩公案仅仅只是“轶闻”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