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邓小平两个伟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既共过患难，亲密无间，充满深情厚谊，又有过分歧，若即若离，存有恩恩怨怨。
毛邓最后一次政治碰撞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以后，根据毛泽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明确地提出了以“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
1975年7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的讲话中说：
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毛泽东同志去年就讲过，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了，以安定为好。现在加一年，九年了，要团结起来，安定起来。
这就是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的由来。
未料，这个提法遭到毛泽东的反对。毛泽东后来批评说：“小平提出 ‘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有人说，毛泽东在1975年实际上是实行了一种“双轨制”：一方面让江青等人“抓革命”，保卫“文化大革命”中“七个指头”的成果;另一方面让邓小平等人“促生产”，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三个指头”的问题，这就叫做“左派抓革命，右派促生产”。此话不无道理。
这时，毛泽东已82岁高龄，虽然头脑还清醒，但身体状况已很不好。他晚年的思想、心态，最根本、最核心的东西就是要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文化大革命”是他老人家亲自领导和发动的，他又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然而，“文化大革命”进行八九年来的结果，却是生产下降，经济萧条，政局混乱，人民不满，这又是他不愿看到又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正因为如此，他才发出了“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呼吁。而当邓小平狠抓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促进安定团结、大刀阔斧地进行治理整顿，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时候，他又担心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晚年毛泽东就是这样一种矛盾心态。
所以，当毛远新在他耳边“吹风”说邓小平“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说“三项批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标，即生产上去了”时，他就信了，很敏感地信了。
于是，11月20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邓小平作了错误的批评。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企望邓小平能回心转意，在“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上能和他保持一致，统一认识。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总的评价是“三七开”，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他提出让邓小平按照这个基调，主持政治局会议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这样既可以维护毛泽东的初衷，又可以堵住江青等人的嘴。在毛泽东看来，这正是他和邓小平继续保持合作的政治基础。可是，在这个原则问题上，邓小平不肯让步。他婉言拒绝了毛泽东的意向，说：
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写道：
分析毛泽东的内心，他既真心地赏识邓小平的才干和品格，又恼恨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他对邓小平一再留情，是希望邓小平能够就此妥协，顺从了他这一个最后的心愿。毛泽东实在是太老了，太疲倦了，这一番“安定团结”的政治格局，是他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所进行的选择，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想再变动了。但是，令毛泽东悲哀的恰恰却是，邓小平具有和毛泽东一样的性格，也是一个在原则问题上绝对不会让步的人。在毛泽东这样殷切的期望下，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这个建议。
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成为毛、邓之间生前的最后一次政治碰撞。由于邓小平婉拒了毛泽东要他为“文革”作一个“三七开”的决议的建议，冲决了毛泽东生前政治上的最后底线，根据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邓小平的大部分工作实际上被停止了，只“专管外事”。
毛又一次保留邓的党籍
自从周恩来去世后，政治局停止了邓小平的大部分工作，邓小平就预感到形势将会更加险恶，斗争将会更加艰难。事态的发展正如邓小平所预料的，毛泽东很快就作出了“换马”的决定：放弃了国之栋梁——他曾经多次称赞过的“人才难得”的邓小平，换上了被外国人称之为“黑马”的华国锋。“换马”以后，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靠边了。
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听信了毛远新、江青等人的谗言，彻底动摇了对邓小平的信任。但是，也许是顾念当年苏区的情分和邓小平几十年的功绩，也许是考虑到邓小平还是与刘少奇 “有区别”、不忍将邓置于死地，毛泽东在邓小平最危险的时刻，还是下令保护了邓小平，以免遭不测。
4月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江西厅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四人帮”甚嚣尘上，诬指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说邓小平曾坐汽车到天安门广场亲自进行指挥，等等。主持会议的华国锋听后，说：应该去向邓小平本人问问，核实一下。汪东兴从人民大会堂出来，没有直接去找邓小平，而是拐车进入中南海毛泽东住地，向毛泽东汇报了政治局会议的情况。随即，汪东兴说：“可能有人会去冲击邓小平。”毛泽东听后，说：“不能再冲击，不能抓走!”在汪东兴的安排下，邓小平被转移到东交民巷。
在1976年“天安门事件”惊心动魄的政治风浪中，毛泽东作出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的决断。尽管江青一再叫嚷要开除邓的党籍，毛不为所动，没有表态。这是毛泽东在第二次打倒邓小平后，又一次保留了邓的党籍。正如《毛泽东传》著者所言：“毛泽东对邓小平‘保留党籍’的意见，多少反映出他对邓仍留有余地、寄有某种希望的复杂心态。”
邓复出反对“非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历经“三落三起”沧桑的邓小平，终于成了支撑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擎天之柱。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早就引起了邓小平的关注和思考。
1978年12月1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的大区司令员和省委第一书记打招呼会议上，说：
清华大学几个青年贴大字报说：“反周民必反，反毛国必乱。”这个话水平很高。
1979年春，国内出现一股“批毛”、“非毛”和诽谤、诋毁毛泽东的思潮，且势头不小。面对国内外的这种思潮，邓小平如中流砥柱，坚定不移。他有自己的看法：“我们没有搞‘非毛化’，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
1981年1月，邓小平利用会见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斯特里特的机会，向国际社会媒体阐述了这一观点。邓小平说：
世界上有人议论，说我们搞“非毛化”。我们没有搞“非毛化”，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在晚年确实有很大的错误，也要讲清楚。讲清楚的好处是可以教育我们的人民和后代，也教育我们自己。但毛主席的历史功绩不能抹煞。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这个财富我们不能丢。既然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怎么能说是“非毛化”?
邓小平在思考，想法开始变化。一年前，他主张“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来思考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现在看来，“不行，都在等”，主张尽快“拿出一个东西来”。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邓小平在毛泽东犯了“文革”严重错误逝世后、自己又两次被毛打倒的情况下，庄严宣告：
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1980年8月，一个叫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意大利女记者采访了邓小平。这个以爱提尖锐问题闻名于世的记者，一开始就单刀直入，问道：“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邓小平说：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
法拉奇说：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指头。邓小平说：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
1980年8月下旬，邓小平再次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在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你对自己怎么评价”时，邓小平说：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摘自《伟人之间：毛泽东与邓小平》作者余伯流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