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选自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生活中的邓小平》
1939年初的一个夜晚，延安杨家岭，在毛泽东的窑洞门口举行了一次聚餐。邓小平的婚礼如期举行：婚后不久，卓琳就跟随邓小平回到了抗日前线——太行山
1937年9月，邓小平随朱德率领八路军总部抵达抗日前线———山西五台山。翌年1月，他接替张浩(原名林育英)任八路军第129师政委，师长是刘伯承。刘邓密切合作，经一年转战，开辟了晋冀鲁抗日民主根据地，部队发展到13个团，基干武装近3万。
1939年夏，邓小平应召回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老战友邓发从中介绍，邓小平看上了卓琳。
卓琳原叫浦琼英，1916年生于云南宣威一个开明的实业家家庭。父亲浦在廷有3儿4女，其中3个女儿浦代英、浦石英、浦琼英后来都参加了共产党，成为终生革命者。浦家是一个大家族，到了卓琳这一辈，叔伯姐妹就有13个，卓琳最小。浦家妇女封闭在封建囚笼之中，有的因继母虐待，落下终生残疾;有的因丈夫讨小，一生郁闷;有的嫁出门后受夫家侮辱，吞金自尽……卓琳与两个姐姐目睹这种种不幸，幼小心灵中常常萌发出反抗意识。
卓琳天资聪颖。其兄长从日本归国，带回许多革命书籍和共产主义内容的小册子，三姐妹争相传阅，如沐春风，开始接受一些革命思想的启迪。
进昆明上学时，比起宣威，卓琳感受到了更多的新鲜事物。她所在的中学里，有位音乐女教师赵琴先，在课堂上小声给同学们唱《国际歌》，经常讲平等自由、劳工神圣、天下大同的理想，这对浦琼英及她的同学张煜(解放后任辽宁省科委副主任)影响很大。有一天，这位音乐教师突然被捕。嗣后，城里贴出布告：某月某日枪决“女共匪”赵琴先。卓琳、张煜及浦家姐妹惊悸不安，坐卧不宁。到了那天，她们目睹了赵琴先大义凛然、英勇就义的场面：拖着沉重的镣铐，浑身被打得血迹斑斑，高昂着不屈的头颅，在刺刀丛中缓缓前行。刑场上，她们第一次听到赵琴先放声高唱《国际歌》，慷慨地倒在了血泊中……浦家姐妹后来才知道，这个可敬的音乐老师，是云南省的共青团书记。
1932年，卓琳考入北平第一女子中学。
女一中是北平一所著名女校，校风淳朴，空气活跃，卓琳在这个新的环境中生活得十分愉快。
对于卓琳来说，摆脱了封建家庭束缚的阴影，在北平高高兴兴地上学，痛痛快快地生活，又不愁吃穿，生活应该是完美无缺的。但是，那个年代，正值国难当头，时局多变，民族危机感冲击着每一个青年学生的心，对于卓琳也不例外。
1935年，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对卓琳来说，思想上产生了质的飞跃，她那颗纯洁的心，从单单追求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从单单追求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上升到更开阔的政治和思想领域，为她在不久的将来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1936年，卓琳中学毕业，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在全云南省，卓琳是第一个考进北京名牌大学的人。
“七·七”事变后，卓琳离开北平，途经天津、青岛、济南，抵达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1937年11月，与女友张煜及一队青年学生长途跋涉，进入延安。后来，卓琳调入陕甘宁保安处工作。她自己也不晓得，她是怎么被邓小平相中的。卓琳只知邓小平是一位红军干部，是一位前线的抗日将领，但这个人到底在干什么?肩负着什么责任?她不甚了解。女友们问她对邓小平的印象怎样?她觉得稍稍有点儿遗憾的是邓小平个子不高。女友们一听，“哧哧”地笑：“城里马路旁的电线杆子高，抬回家只能当柴劈。”
邓小平事务繁忙，没空儿和卓琳细谈。临上前线时，他只跟组织上说了一句：“你们帮我做做工作嘛!”就匆匆走了。
传奇色彩，是一个战将凝固如碑的声望。组织上派人与卓琳谈话，详细介绍了邓小平的情况，卓琳细细听罢，终于含笑点了点头。
1939年初的一个夜晚，延安杨家岭，在毛泽东的窑洞门口举行了一次聚餐。毛泽东和江青、刘少奇、张闻天和刘英、博古、李富春和蔡畅……当时在延安的高级领导人，能来的都来了。在这个晴和、美好的时节，有两对新人成家：邓小平和卓琳，孔原和许明。包括新人在内，大家都穿着土布做的八路军军服，脚踏布履，膝上打着补丁。用木板在黄土窑洞外搭成桌子，桌上是黄灿灿的小米饭。这小米，便是“黄粱”。《证类本草》卷引《唐本草注》：“黄粱，穗大毛长，谷米俱粗于白粱，而收子少，不耐水旱，食之，香美逾于诸粱。”谁能料想，聚餐的人群里有两位人物：毛泽东、邓小平，正是决定中华民族在20世纪前途和命运的两位巨人。
那个平静而欢乐的黄粱喜宴上，孔原大醉，新婚之夜挨了新娘许明的数落。宴散之后，刘英对张闻天说：“小平的酒量真大呀!”张闻天答道：“酒里有假!”原来，是李富春与邓发袒护邓小平，暗里弄了一瓶白水充白酒。
几天之后，卓琳与邓小平一块儿启程，联辔东去，奔赴太行山。马背上的这一对联辔而行的新婚夫妇，当时年华正好，新郎倌35岁，新娘2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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