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党内最早明确地提出了调查研究问题，并始终不渝地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1929年9月，周恩来在代表中共中央发出的《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提出：“关于调查工作应切实去做”，“这个工作做得好，对于了解中国农村实际生活及帮助土地革命策略之决定有重大意义”。次年5月，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就吸收了这一思想因素。周恩来进行调查研究的方式方法灵活多样，讲究科学而且卓有成效，为后人树立了调查研究的光辉典范。
“调查研究要实事求是，不能乱搞。”
1961年4月3日，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要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加强理论学习。”“光有调查研究工作，没有理论指导也不行。没有理论指导，就会妨碍我们去进行调查研究。做一件实际工作，做了一年、半年，可能还看不出问题来;调查研究了几百条，也可能找不到关键。”“必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的武器来进行调查研究，这样调查研究才能实事求是。”周恩来多次强调：“毛泽东同志一向提倡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毛主席的工作方法论就是调查研究。”“要学毛主席好的传统——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我们下去调查要坚守毛泽东同志的三条原则：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开展调查研究，首要原则就是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周恩来强调：“做调研工作的同志应该具有彻底的唯物主义的精神，尊重客观事实，服从真理，把自己置于客观地位，不要受任何框框的限制。”“调查研究要实事求是，不能乱搞。”“如何做到实事求是?首先要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要从客观存在出发，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实事求是。”
周恩来在许多报告和指示、电报中，一再强调面向实际、搞好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强调各项工作都要“从目前实际出发”，“经过最实际的调查研究”，“找出此时此地的特点”，“规定当时适当的口号和策略”，“据此定出合乎实际的计划和指示”，要在周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决策、办事，不能“大概”、“可能”、“想当然”。
周恩来曾把“注意调研”规定为自己的修养要则，把了解实际的情形规定为“每个支部的任务，每个同志的任务”。他要求全党吸取在某些时期“深入地研究实际情况与群众观点非常不够”，“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因而制定和执行错误的政策、策略，使革命遭受挫折和失败的严重教训。1961年3月19日，周恩来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讲话指出：进城以后，特别是这几年以来，我们调查研究较少，实事求是也差，因而“五风”刮起来就不容易一下子得到纠正。1962年2月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重申：实事求是，就是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
在工作中，周恩来把面向群众、面向实际两个方面有机联系，坚持调查研究要面向群众，深入群众，与人民群众结合，走群众路线。在党的历史上，周恩来第一个明确提出了“群众路线”的概念，并将其作为领导方法和工作方式来使用。他在《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专门论述了红军与群众的关系，并多次使用“群众路线”的概念，强调：“一切工作都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
周恩来曾说：“党的路线、政策再好，如果执行的业务部门给阻塞住了，那就是把党和群众隔开了”，“必将误国误民”。为了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弊病，领导干部必须经常下基层，接触群众和实际，搞调查研究。他曾现身说法：“我们在北京坐久了，政治的语言就是‘北京话’，没有地方话;到上海来听一听，也学了一些‘上海话’，知道了一些地方上所了解的情况。我来了两天就得到不少知识，坐在北京就得不到。”他还指出：“坐在北京的人一年总要集中或分散出来一两个月，两方面多接触，对问题就比较容易看得全面一点。如果在中央呆久了，又不接触群众和实际，就会比地方容易犯官僚主义。”
“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
周恩来认为，调查研究不是一个简单地下到基层和群众中间获得情况的过程，而是一个贴近群众，密切党群和干群关系，倾听意见的过程。因此，他十分注意同群众接近的方式。
周恩来指出：“调查研究不能成灾，事前应当有准备，应当写好提纲;还要自带粮票，注意节约。”“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他特别强调，领导干部不能搞特殊化，与群众区别对待和隔离起来，要杜绝那种事先安排、前呼后拥的调研方式。在调查中，他总是轻车简从，不要迎送，反对戒备森严。他曾严厉批评过那种把众人拦住为领导车辆让路的封建官僚做法。他说，到处设卡，连自己的人民群众都信不过，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
在调研过程中，周恩来完全把自己融于群众之中。在工厂、农村、工地上，他常常同工人一起排队买饭，与农民同吃一锅饭，和民工一起席地而坐，一口白水一口干粮。周恩来经常采用“直呼其名”的方式，主动拉近与谈话对象之间的心理距离。北京协和医院的老医师董炳昆曾回忆起与周恩来的一次接触：“总理和大家更是像老熟人一样亲切交谈起来。一开始总理就对每个人一一指点，说谁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哪里人。这种惊人的记忆力使我们大吃一惊。万万想不到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天天会见那么多人，竟然将只在医院见过几面的医生、护士的姓名记得那么清楚准确。……我想这不单是个记忆力问题，而是反映了总理对人的尊重和对事业的责任心。”
当群众不敢讲真话时，周恩来总是从闲聊入手，营造轻松和谐的气氛，因势利导，进行思想沟通和交流。1956年7月，他在上钢一厂视察时，亲自来到职工食堂排队买饭，和工人一起边吃边谈。总理和工人之间的距离没有了，大家像朋友一样在一起拉家常，从而听到了群众的心里话。1964年，周恩来到邯郸调查纺织女工福利待遇问题，大家谁也不肯讲困难。看到大家很拘谨，周恩来便同两年前见过面的劳动模范李秀芹拉起家常来，从她的婚姻谈到她的“菜篮子”、再到她的工资……人们渐渐不再拘束，大家围绕着福利待遇问题，谈了许多情况。
1958年，周恩来带领有关部门领导和专家视察三峡地区，对三峡工程进行调查研究。周恩来一行实地考察，风尘仆仆，又连夜召开三峡工程技术讨论会。讨论会结束时已是深夜，周恩来不顾劳累，铺开规划和设计图仔细研究。天亮以后，他的秘书告诉有关负责人说：“总理发现里面的数据有错误。”后经复查，证明数据确实不对。这种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让大家十分感动。在调查中，周恩来坚持既听喜也听忧，而且还特别注意“求真”，防止“别人把我们封锁起来”。在尊重地方同志意见的同时，周恩来常常采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到那些事先没有得到通知安排、没有做过手脚的地方去调查，从中发现问题。他说：“你要想摸到真实情况，就不要老是围着别人挑好的地方转，要多到那些事先没有得到通知的地方走一走，在那里你才会看到、听到最为真实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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