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生命的最后岁月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从1974年6月7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共做大小手术13次，平均40天左右要动一次手术。在这一年半中，重病在身的周总理约人谈话220人次。谈话时间最长时一次可达4小时20分钟。会见外宾65次，会见港澳人士3次，每次时间大都在1小时左右，最短的一次也有15分钟。开会32次，一次会最长可开3小时45分钟。去医院外看人5次。去长沙1次，时间5天。出席了建国25周年国庆招待会、四届人大会议及贺龙骨灰安放仪式……而看文字材料、批阅文件、看书等所用的时间只能靠挤，长短、次数更是无法统计。
1964年11月5日 最后一次出访苏联
周恩来作为出色的外交家一生出访很多，仅出访苏联就达十次之多，特别是1964年11月的第十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出访苏联颇为引人注目，因为当时中苏两国持续一年多的激烈论战正在进入高潮，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几近僵化。正在这个时候，苏共领导集团内部突然发生了重大变故，就是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下台了。这正是缓和日益恶化的中苏两国两党关系的大好机会。因此，在得到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后，毛泽东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我们下一步该如何走。
经过研究，中共决定派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的代表团借祝贺十月革命47周年为由同苏共接触，了解苏共新领导今后对华意图，寻求中苏两党团结的新途径。
11月5日，周恩来、贺龙率领代表团乘专机离开北京。11月5日，周恩来率团飞抵莫斯科后，受到苏方热情欢迎。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亲往机场欢迎。11月6日，周恩来、贺龙先后会见了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米高扬，表示：我们这次来访是寻求团结的，除了参加庆祝活动外，还希望进行广泛接触，并希望能在庆祝大会上致词。但勃列日涅夫以大会没有安排外国代表团讲话为由婉拒。下午，周恩来总理率我党政代表团和出席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庆祝大会。
11月7日，周恩来率代表团参加了红场观礼。当时的莫斯科天寒地冻，大雪纷飞。苏联许多领导人都穿上了厚厚的皮大衣，戴上厚厚的皮帽子，还不时到休息室喝酒或咖啡取暖。只有周恩来总理穿着单薄的呢大衣，在寒风中的观礼台上一直站了三个多小时，充分显示了对苏联人民的尊重。在晚上的酒会上，周恩来建议贺龙副总理一起去向老朋友敬酒。苏联的许多元帅和将军都和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是老朋友，看到总理向他们走来，许多元帅和将军都十分激动，纷纷和他们热情握手并举杯为中苏传统友谊干杯。这时，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端着酒杯走到贺龙副总理面前。因为同他早就认识，贺龙副总理就举杯说为两国军队的友谊干杯。而马林诺夫斯基则挑衅说：“我们的元帅服是斯大林胡造的，你们的是毛胡造的”。
贺龙愤怒地斥责说：“你胡说什么，我不懂你的意思。”说完走向周总理准备报告。马林诺夫斯基却跟了过来嚷道：“不要让赫鲁晓夫和毛(毛泽东)妨碍我们。”周恩来听后正言厉色地斥责道：“你胡说什么?”说完拂袖而去，和贺龙一起向勃列日涅夫走过去。马林诺夫斯基还发疯似的跟在后面大喊：“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赶下台了，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赶下台了。”
1974年5月29日 最后一次与毛泽东握手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携手近半个世纪漫长的岁月里，可能没有人知道他们握过多少次手，也无法计算他们究竟握过多少次手!
然而，在摄影记者杜修贤的镜头里却留着他们最后一次握手的瞬间。
1974年，周恩来的病情已恶化，癌症转移，身体明显消瘦。可是，无私无畏的周恩来作为一位非凡绝伦的政治家，十分清楚自己在中国政局中处于何等重要的位置。一息尚存，就不能躺下。为了不使党和国家的大权落入“四人帮”手中，他千方百计地解放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以填补自己之后在政治上出现的真空。
同时，他拖着重病之躯，仍然夜以继日地忙碌着。
这一年5月25日这天，周恩来和往常一样，沉着、潇洒地把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引进毛泽东的书房，把陪见的人一个一个地介绍给毛泽东相识握手。而他自己则和以往一样，默默地站立在摄影镜之外。
毛泽东与希思一见如故，两个人无拘无束、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这一谈就不可收拾，时间不知不觉地过了一个多小时，周恩来怕毛泽东过于疲劳，看了3次表。
希思先起身向毛泽东告辞，毛泽东很利落地站了起来，没有想到今晚主席的精神这么好，这一情绪强烈地感染了每个在场的人，大家都显得很高兴。加上天气已经开始变暖，个个脸上汗津津的……
希思先走出门，主席又高兴地和陪同来的人一一握手，只有周恩来和以往一样，会谈一结束就先走出会见的书房，等主席握完手，他就陪外宾离去，很少留下单独和主席握手的。
几天后，也就是5月29日，周恩来又陪同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会见毛泽东，这是他最后一次走进毛泽东书房。会见结束时，邓小平、乔冠华和主席告别后就走出书房的门，杜修贤一看，总理还站在门旁……他没有参加他们的告别，只是默默地等待着，开始杜修贤还以为他等邓小平和乔冠华一道走，杜修贤想还是等他们都离去之后再走，于是就站在靠门边的墙根儿。
杜修贤突然有一种感觉，总理可能要和主席握手告别。他一动不动，似乎期待着什么又似乎不在期待。心里的感觉一时说不清楚。
毛泽东送客走到门边，和站在旁边的周恩来的目光相遇，瞬间，一脸的微笑飞逝而去，立刻忧伤地垂下眼帘，这速变的表情令杜修贤惊诧不已，他第一个反应就是端起照相机，镜头对准他们的身影……
镜头里，毛泽东忧伤地耷拉着眼皮，头稍稍地低着，苍老的脸上布满愁容和病容。花白稀疏的头发在脑顶闪出一片智慧的空间，整齐地向后披去。他迎着高悬的摄影灯，脸上的肌肉明显松弛，但很光洁。浅灰色的中山装随和地穿在身上，显得淡泊庄重。
已经十分消瘦的周恩来用温馨睿智的双目深情地正视着毛泽东。摄影光从他后侧射来，脑后和脊梁犹如披着一道光束，眉毛在逆光的面部依然黝黑浓密，充满着生气。曾洋溢乐观笑影的“酒窝”虽已被岁月的刀斧凿成两道深深的沟纹，却依然显露出执著。但是，一丝伤感的凝重神色却在眉宇之间徘徊。一种不祥之云笼罩着毛泽东的书房。
周恩来一边看着携手近半个世纪的毛泽东，一边慢慢地伸出手，毛泽东也慢慢地把手伸了过去。两双操纵中国革命方向的巨手再次握在一起，组成了这神圣且又沉重的瞬间。当杜修贤“咔嚓”一声按下快门时，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却是共和国第一位总理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最后一次对着摄影镜头握手道别。
1974年6月1日 最后一次离开中南海西花厅
1972年5月，周恩来在一次身体常规检查中发现患了癌症。长期的超负荷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数不清的磨难，使他心力交瘁，病情急剧恶化。虽然于1973年3月10日在北京玉泉山做了第一次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治疗，但病情并未好转，日趋恶化，以至血尿不止，有时还形成凝血块堵塞尿道内口，排尿相当困难，疼痛难耐。为此，1974年6月1日，周恩来不得不住院治疗。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
这天中午，周恩来到办公室整理了一会儿文件，嘱咐秘书带上他要看的书籍和待批的文件，并口授了“六月一日后对送批文件的处理意见”。然后，穿起中山装，披上藏青色大衣，缓步来到院子里。
周恩来站在等候的汽车旁迟迟不肯上车，对这个工作和生活了20余年的院落看了又看，凝望不语。是啊，他关心爱护的陈毅、陶铸和王进喜等同志都是他眼睁睁地看着被癌症夺去了生命的。很清楚自己病况的他知道自己何日能再回来吗?
临上汽车前，周恩来似乎又想起了什么。他走回自己的办公室，细细地环视着室内他所熟悉的每一件物品。驻足沉思了一会儿后，他再次步出屋子。
当天下午，载着76岁高龄的共和国总理的汽车驶出了中南海，开进位于北海公园西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五医院。在这里，周恩来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岁月。
1974年12月23日 最后一次航行
周恩来总理是西郊机场的常客，乘坐我们专机有72次之多。1974年12月22日深夜，我们杨师长接到叶剑英的电话：“明天中午1点，周总理要坐三叉戟飞机去长沙。你挑选一架发动机好的飞机。”根据叶帅指示，师长这次亲自带队，由航行经验丰富的副师长和女飞行员汪云担任机长。在他下达任务时，大家都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总理能坐飞机，这说明他老人家的病好了!大家盼的就是这个啊?
1时许，周恩来的专车径直开到飞机旁，走出汽车的他没有与任何人交谈，便向登机梯走去。以往周总理都是在候机大楼门口下车，在候机室与送别人员作短暂话别后再登机的。这次，坐在驾驶舱里的汪云他们清楚地看到，周恩来步履艰难，需要人搀扶着，他的脸上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彩，苍白、憔悴，还长满了黑色斑点，他的身后紧跟着一大群带着各种急救器材的医务人员。汪云驾驶的248号专机缓缓滑行，稳稳攀升，在乘客没有任何不适感觉的情况下，飞上了蓝天。
1974年12月23日的专机上。尽管疾病和繁忙的工作缠绕着周恩来，但他忍着病痛十分专注地听我们杨师长汇报部队工作。多次执行总理专机任务的空姐马艳萍轻轻地给他沏了一杯清茶，端上一盘水果糖，递上一块淡黄色小毛巾，并为他准备好了床铺。可周恩来没有躺下，老人家鼓励小马一定要好好学习业务。在与周恩来谈话间，小马发现他端杯喝水的手在微微颤抖，马上准备替他端杯，却被他微微一笑谢绝。“也许总理……”年轻的小马不敢再往下想，强忍着巨大悲痛低头跑进服务舱揩着泪水，当她返回客舱时看见周恩来依然没有休息，仍旧在与人谈话……其实，周恩来比谁都清楚这是他自己的最后一次航行。
临行前，医务人员再次发现他便中潜血，提出必须马上检查治疗并极力反对他的长沙之行。可是，如果他不亲自到长沙见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准备情况，特别是人事安排，国家政权就有落入“四人帮”之手的危险。正如他对医生所言：“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
12月23日下午3时许，周恩来乘坐的248号专机在长沙大托铺机场安全降落。落地后，他没有马上下飞机，而是稍作休息后，才由人搀扶着向细雨霏霏的机舱外面缓缓地走去……
4天后，即12月27日晚上，周恩来结束了长沙之行，乘飞机返回北京。这天晚上的长沙瑞雪纷飞，专机冒着纷纷雪花飞过湘江，飞过岳麓山。而此时的周恩来显得更加消瘦和疲劳，眼睛布满血丝，但精神很好，慈祥、苍老的脸上挂着微笑。机组人员当然不清楚周恩来此行的真正目的，更不知道他在长沙的活动日程：由于周恩来这次长沙之行与毛泽东的彻夜长谈，挫败了“四人帮”篡夺国家领导权的阴谋。
返航时的周恩来难以抑制自己的兴奋，他的情绪感染着机组人员，大家都以为他的病情有所好转了。这天，专机在候机楼停稳，时间已经很晚，令大家终身难忘的一幕出现了：周恩来不顾医务人员劝阻，用手扶着机舱墙壁极其艰难地向驾驶舱一步一步挪去，和往常一样，离机前要到前舱看望机组的全体人员。当他走进驾驶舱时脸上有了汗珠，呼吸也有些急促，他在通道里稍微喘了口气，对机组人员说：“你们飞得很好，很平稳，我以后还要坐你们驾驶的飞机。谢谢你们。”
周恩来和机组话别后，在卫士搀扶下乘车走了，结束了他的最后一次，也是对中国历史命运产生巨大影响的一次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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